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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詞漫話·杜甫心影錄 作者：黃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龜年在開元、天寶年間為梨園樂師，與其兄弟彭年、鶴年三人在當時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寵愛。「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製，逾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裏，中堂製度甲於天下」（鄭處晦《明皇雜錄》）。可見他當初聲勢的煊赫。「一從鼙鼓起漁陽，宮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頭遺老在，譜將殘恨說興亡」（洪升《長生殿?彈詞》）。玄宗入蜀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為人歌數闋，曾在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王維《相思》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歌畢，滿座莫不慘然涕下。
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碰見同樣流落到此的李龜年，寫了這首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岐王李範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據史載，他「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舊唐書?睿宗諸子傳》），崔九即殿中監崔滌，甚得玄宗寵愛。據《舊唐書》本傳，他「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二人均在開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黃鶴認為：「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雲岐王，當指嗣岐王珍。」（《杜詩詳註》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認為杜甫當時還小，不可能在「岐王宅裏」、「崔九堂前」，聽李龜年歌唱，懷疑這首詩「非甫所作」（姚寬《西溪叢語》引）。仇兆鰲根據黃鶴的說法，認為詩中所說的「崔九堂前」也隻是指崔氏舊堂罷了，岐王、崔九死時，還沒有梨園，因此，李龜年不可能和他們有來往。對此，浦起龍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嚐考《明皇雜錄》，梨園弟子之設，在天寶中。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則龜年等乃曲師，非弟子也。曲師之得幸，豈在既開梨園後哉！明皇特舉舊供奉，為宜春助教耳。則開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師？又公《壯遊》詩雲：『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開元十三四年間，正公十四五時，恰是年少遊京之始，於『岐王』、『崔堂』，更復暗合。世有細心讀書人，請無信後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讀杜心解》）浦起龍這段話，也存在不少問題。（《資治通鑑?唐紀》玄宗開元二年正月載：「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範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據此，至開元十四年，梨園已創辦十多年了。浦起龍說它建於天寶中，是沿襲了前人的錯誤。至於用杜甫《壯遊》中的詩句，作為其出遊「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據，也缺乏說服力。其實，「尋常見」、「幾度聞」，隻是說李龜年當初經常在李範、崔滌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內演唱而已，未必一定與詩人本身有關。
清代方東樹說：「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昭昧詹言》）這首詩和《丹青行》、《劍器行》所表現的都是這同一主題。晉室南渡，「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座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世說新語?言語》）詩末兩句，即從中化出。李龜年為一代樂師，當初聲動長安，如今以劫後殘生淪落江南，榮枯頓殊，握手黯然。回想當初歌舞昇平之況，更增國破家散之恨，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心中悵恨，真不知從何說起。此詩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變遷，人情的聚散，年華的遲暮，已盡在言表，見風韻於行間，寓感喟於字裏，包孕著一種深沉的哀思，蘊藏著無數辛酸的眼淚。在表現手法上，此詩也頗有特色。它雖不像《劍器行》、《丹青行》那樣淋漓頓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詠，餘味深長，「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詩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寶樂叟歌》，寫相同情事，化費不少筆墨，但還沒有杜甫這首小詩那麽巨大的動人力量。
儒冠多誤身
儒冠多誤身
唐太宗以蓋世之才，率精悍之師，南征北戰，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馬上得天下，不可在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設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給以優厚待遇，在空閑之時，一起研究學問，商議國事。貞觀二年（628），下令將各地讀書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職。同時增建學舍，廣收學生，多次親往國學聽講。當時文教繁榮，盛況空前，對促成貞觀之治，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武則天矜尚權變，任用酷吏，當政期間，學校隳廢，世風淪喪，但她對真有才華、有學問的文士，還比較尊重，而且由於太宗遺風尚在，當時朝中群臣，仍以讀書人居多。
杜甫自稱是西晉大將、經學家杜預的十三世子孫。他的童年，正逢唐開元盛世，當時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講學宮中，勵精圖治，頗有太宗之風。因此，詩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過「學而優則仕」之路，能有所作為。他曾向玄宗自陳世德：「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在祭杜預時，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但當詩人「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之時，玄宗已經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氣概，罷黜張九齡等直節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輕薄無行的楊國忠為相；治國的雄心，經不起女色的誘惑，已經銷磨殆盡；對學問的興趣，也完全被輕歌曼舞、鬥雞觀馬所取代。當時達官貴戚、公子哥兒侵吞民財，窮奢極欲；就是玄宗寵愛的樂工歌伎，也一曲千金，聲價顯赫；甚至連不足掛齒的鬥雞小兒，居然都錦衣玉食，門戶生輝。惟有像杜甫這樣空懷學問、沒有靠山的文人學士，處境極其艱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盡管詩書滿腹，依然飢腸轆轆。這種本末顛倒的社會現象，迫使詩人發出了這樣的憤激之聲：「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皆塵埃。」（《醉時歌》）
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碰見同樣流落到此的李龜年，寫了這首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岐王李範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據史載，他「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舊唐書?睿宗諸子傳》），崔九即殿中監崔滌，甚得玄宗寵愛。據《舊唐書》本傳，他「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二人均在開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黃鶴認為：「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雲岐王，當指嗣岐王珍。」（《杜詩詳註》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認為杜甫當時還小，不可能在「岐王宅裏」、「崔九堂前」，聽李龜年歌唱，懷疑這首詩「非甫所作」（姚寬《西溪叢語》引）。仇兆鰲根據黃鶴的說法，認為詩中所說的「崔九堂前」也隻是指崔氏舊堂罷了，岐王、崔九死時，還沒有梨園，因此，李龜年不可能和他們有來往。對此，浦起龍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嚐考《明皇雜錄》，梨園弟子之設，在天寶中。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則龜年等乃曲師，非弟子也。曲師之得幸，豈在既開梨園後哉！明皇特舉舊供奉，為宜春助教耳。則開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師？又公《壯遊》詩雲：『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開元十三四年間，正公十四五時，恰是年少遊京之始，於『岐王』、『崔堂』，更復暗合。世有細心讀書人，請無信後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讀杜心解》）浦起龍這段話，也存在不少問題。（《資治通鑑?唐紀》玄宗開元二年正月載：「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範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據此，至開元十四年，梨園已創辦十多年了。浦起龍說它建於天寶中，是沿襲了前人的錯誤。至於用杜甫《壯遊》中的詩句，作為其出遊「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據，也缺乏說服力。其實，「尋常見」、「幾度聞」，隻是說李龜年當初經常在李範、崔滌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內演唱而已，未必一定與詩人本身有關。
清代方東樹說：「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昭昧詹言》）這首詩和《丹青行》、《劍器行》所表現的都是這同一主題。晉室南渡，「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座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世說新語?言語》）詩末兩句，即從中化出。李龜年為一代樂師，當初聲動長安，如今以劫後殘生淪落江南，榮枯頓殊，握手黯然。回想當初歌舞昇平之況，更增國破家散之恨，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心中悵恨，真不知從何說起。此詩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變遷，人情的聚散，年華的遲暮，已盡在言表，見風韻於行間，寓感喟於字裏，包孕著一種深沉的哀思，蘊藏著無數辛酸的眼淚。在表現手法上，此詩也頗有特色。它雖不像《劍器行》、《丹青行》那樣淋漓頓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詠，餘味深長，「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詩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寶樂叟歌》，寫相同情事，化費不少筆墨，但還沒有杜甫這首小詩那麽巨大的動人力量。
儒冠多誤身
儒冠多誤身
唐太宗以蓋世之才，率精悍之師，南征北戰，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馬上得天下，不可在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設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給以優厚待遇，在空閑之時，一起研究學問，商議國事。貞觀二年（628），下令將各地讀書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職。同時增建學舍，廣收學生，多次親往國學聽講。當時文教繁榮，盛況空前，對促成貞觀之治，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武則天矜尚權變，任用酷吏，當政期間，學校隳廢，世風淪喪，但她對真有才華、有學問的文士，還比較尊重，而且由於太宗遺風尚在，當時朝中群臣，仍以讀書人居多。
杜甫自稱是西晉大將、經學家杜預的十三世子孫。他的童年，正逢唐開元盛世，當時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講學宮中，勵精圖治，頗有太宗之風。因此，詩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過「學而優則仕」之路，能有所作為。他曾向玄宗自陳世德：「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在祭杜預時，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但當詩人「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之時，玄宗已經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氣概，罷黜張九齡等直節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輕薄無行的楊國忠為相；治國的雄心，經不起女色的誘惑，已經銷磨殆盡；對學問的興趣，也完全被輕歌曼舞、鬥雞觀馬所取代。當時達官貴戚、公子哥兒侵吞民財，窮奢極欲；就是玄宗寵愛的樂工歌伎，也一曲千金，聲價顯赫；甚至連不足掛齒的鬥雞小兒，居然都錦衣玉食，門戶生輝。惟有像杜甫這樣空懷學問、沒有靠山的文人學士，處境極其艱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盡管詩書滿腹，依然飢腸轆轆。這種本末顛倒的社會現象，迫使詩人發出了這樣的憤激之聲：「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皆塵埃。」（《醉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