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曾借福世塔夫的口,這樣形容貧困:「我這錢袋的消瘦,簡直無藥可醫,向人告借,不過使它苟延殘喘,那病是再也沒有起色了。」(《亨利四世》下篇)這幾句話說得很俏皮。但是,素來缺乏幽默感的中國人,在表達與此相同的意思時,卻表現出足以使西方人噤口結舌的幽默:「(西晉名士)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澀。』」(陰時夫《韻府群玉》)麵對著自己衣食無著的極端貧困,杜甫在《空囊》詩末聯,也偏以這種戲謔語自解:「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金聖歎在《杜詩解》中,引了這樣一個故事:「昔有漁人夫婦,大雪夜並臥船尾,不勝寒苦,因以網自覆。既而寒且逾甚,其夫試以指從網中外探,雪已深三四寸,便嘆謂其婦:『今夜極寒,不知無被人又如何過得也!』」那個漁人雖然沒有什麽文化修養,但這句話和阮、杜卻極其神似,足以和詩聖的詩句媲美。


    冤獄


    冤獄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德宗逃往奉天(今陝西幹縣),原盧龍節度使朱泚在長安稱帝。當時留在京城的一些小官吏,出自對唐王朝的愚忠,冒著危險,偷偷逃往德宗行在。但他們非但沒有得到獎勵,反而引起了德宗的猜疑,認為:「大都此輩,皆非良善。」「若不根尋,恐有奸計。」為此,陸贄上了一篇奏摺,指出:「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遠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規勸德宗以虛懷待人,切勿苛察忮刻,以塞忠良之路。


    蘇軾稱德宗「以苛刻為能」,「以猜疑為術」,其實這是帝王的通病,並非德宗專有。如這種亂抓「奸細」、罪及無辜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經發生過。當安祿山攻占長安、玄宗逃往蜀中、肅宗在靈武(今屬寧夏)即位之時,就有不少平民被誣作奸細而罹災禍。當時一個名叫吳鬱的侍禦,也像陸贄那樣,力辨其冤。吳鬱沒有陸贄的聲望,其言行也就不為世人所重,他的上疏,究竟講了些什麽,已經無從查考。但他這種剛正不阿的節操,和杜甫實為同氣。肅宗幹元二年(759)冬天,杜甫自秦州(今甘肅天水)赴同穀(今甘肅成縣),途經兩當縣(今甘肅徽縣)吳鬱的住宅,麵對著淒涼的宅舍、慘澹的寒煙、蕭瑟的落葉、陰冷的山風,想起此時正謫居在外的吳鬱,感慨萬千,於是作了一首詩,追記往事:「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台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兩當縣吳十侍禦江上宅》)詩中還透露:那些平民原有的不白之冤,不但沒有得到洗刷,吳鬱本人也因此取忤朝廷,釀成一個新的冤案,被貶到湖南長沙。


    這首詩作於杜甫一生最困難的時候。在這前一年,他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到任後,刺史無禮,同僚相欺,使他難以容忍,故僅一年就棄官而去。攜婦將雛,因人遠遊,淒風苦雨,生事艱難。盡管處在這樣的境遇之中,詩人對吳鬱的懷念,也沒有停留在感傷上麵,更沒有將憂國憂民的初衷,淹沒在個人的悲切和感嘆之中。在懷念吳鬱之時,他心中湧現的最強烈的感情,竟是深深的悔恨:「餘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所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詩人為自己當時身居諫官之任,不能仗義執言,坐視吳鬱蒙冤遭貶,有負明義,而深自譴責。這幾句詩,情真意摯,誠如浦起龍所言:「今過其宅,慨然觸起,特為暴其事跡,而自陳其疚心,非公衷腸坦白,斷斷不肯如此剖露。」(《讀杜心解》)


    在吳鬱獲罪前不久,杜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險遭不測。當時即使他緘口不言,尚且難以消除肅宗的猜疑、小人的誹謗,若再為吳申辯,抗言犯上,勢必「罪上加罪」,後果不堪設想,故在吳鬱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這並不是他甘願如此,實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釋,旁人也自能諒解。反觀當時朝廷的一些重臣對吳鬱的態度:「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盡管他們嘴上曾表示過對吳鬱的支持,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龍顏大怒之時,竟誰也不敢說,誰也不想救。故同樣是緘默,杜甫和他們也全然不同:一是勢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於那些達官貴人誰也不會想到自己應對此事負責,當然誰也不會懷有羞愧之心。能夠痛自刻責、不作自我回護的,反倒是杜甫這樣一個已經被朝廷拋棄的人。兩相比較,杜甫的真樸、鯁直,也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或許是由於這類事太多了,吳鬱的冤案並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寫此詩,必然早已被人遺忘了。但是有一點卻始終在威脅著人們,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審理案件,不僅與執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關,主要還得取決於君王和上級長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間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嘆。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杭州有戶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隻知當時裴家有個叫夏沉香的女僕在井旁洗衣服。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辦此案,將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釋放了。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回這件公事,派通判張若濟重新辦案,最後殺了夏沉香,並將杜子方等三人罷官。蘇軾認為這是一個冤案,於是寫了《送杭州杜戚陳三椽罷官歸鄉》這首詩,最後說:「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審理疑獄,如果不能順從長官的意誌,那麽就會落到忍飢待食的困境之中,殺人無驗,隻是以權勢者的一言為準,國法如此,可勝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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