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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詞漫話·杜甫心影錄 作者：黃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像這類登高憑眺之作，描寫眼前景象，作奇偉語容易，抒寫心中情思，作性情語實難。岑參詩「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諸句，氣象恢弘，筆力雄健，不讓杜詩。但最後卻說「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生消極厭世之想，令人有前後不稱之感。而杜詩下半首「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四句，寫山河破碎，一望蒼然。以興起「最是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之意。「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上二句思古，以虞舜蒼梧，比喻太宗昭陵；下二句傷今，以西王母在瑤池宴飲，比喻楊貴妃在華清池作樂。自張九齡罷相之後，朝廷賢臣，相繼被排斥，在朝大臣，大多屍位素餐，故詩人最後以「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為稻粱謀」結束全篇。當時杜甫憑高遠眺，百憂翻騰，意識到朝局日變，天下將亂，而玄宗方耽於逸樂，不恤國事，岌岌乎有飄搖崩析之懼，於是追想國初政治之隆，預憂日後荒淫之禍，通過吟詠眼前之景，寫出國事杌隉之象，將胸中鬱結，盡情吐出。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書，藏於大雁塔內的《聖教序》（局部）
《資治通鑑?唐紀》玄宗天寶十一年載：「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此詩以憂患意識，寫出時代縮影，身世之感、家國之思，無所不包，但又隻寫塔上所見，句句說時事，語語是登臨。胡舜陟、錢謙益將通體都看作比喻，未免過於穿鑿。唯其如此，故全詩能「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黃子雲《野鴻詩的》）。蘇軾《登常山絕頂廣麗寺》詩：「西望穆陵關，東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在語句上摹擬杜詩，隻是由於缺少杜甫那種深切的憂患、深沉的感慨，那種發人深省的內涵，因此也就沒有杜詩那種深遠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種動人心魄的力量。而這正是杜詩高出儕輩、擅譽千古之處。
非戰
非戰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逃往日本，目睹當時日本社會的各種情狀，認為「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日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自由書?祈戰死》），並舉出杜甫的《兵車行》，作為中國古代非戰詩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認為這首詩作於天寶八年（749），當時哥舒翰窮兵吐蕃，損失慘重。黃鶴、錢謙益認為此詩作於天寶十年（751），當時鮮於仲通出征南詔，兵敗瀘南。其實，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邊釁既開，海內騷然，國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詩人完全可能假託征人自訴之詞，抒寫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拋卻了作品深刻的現實意義。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劍各在腰。耶孃（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寫行色，不言其事，如風起潮湧，一氣噴薄。前麵以人哭開始，最後又以鬼哭呼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清人方東樹說：「結與起對著，悲慘之極，見目中之行人，皆異日之鬼隊也。」（《昭昧詹言》）驅民鋒鏑之禍，一至於此！更可悲的是：「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元人吳師道說：「尋常讀之，不過以為漫語而已，更事之餘，始知此語之信。蓋賦斂之苛，貪暴之苦，非無訪察之司，陳訴之令，而言之未必見理，或反得害。不然，雖幸復伸，而異時疾怒報復之禍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雖』字、『敢』字，曲盡事情。」（《吳禮部詩話》）役夫不敢申訴的怨恨，以更加悲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詩中表現出來。
對於這種向外擴張的戰爭，清代詩人王曇曾持肯定、讚美的態度：「西域河沙古未開，氂牛徼堠接輪台。掃空瀚海長城外，斷得匈奴右臂來。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漢武帝茂陵》）但實際情況並不像王曇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文、景之治，決不會有西漢前期國勢的強盛和繁榮；如果沒有文帝、景帝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財富，「窮兵帝王」武帝決無力量對外發動戰爭。但其北討強胡、南伐勁越的結果，是海內虛耗、人口減半、民變蠭起、國家危殆，就像一個好在外麵惹事生非的敗家子，將祖宗辛辛苦苦積下的一點家業差點敗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資治通鑑?漢紀》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詩中，稱唐玄宗為武皇，就窮兵黷武，將一個強盛的帝國引入危機四伏的衰敗之路這上麵看，兩人確有極其相似之處。「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正是當時社會真切、形象的寫照。受到戰爭傷害的，不隻是數萬、數十萬無辜犧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從邊地颳起的淒涼肅殺的陰風，已經吹遍了各地。連年不斷的戰爭，使農桑盡廢，不僅將人逼到難以生存的境地，同時也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實力。即使沒有「安史之亂」的衝擊，當時的唐帝國也已經陷入困境之中。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書，藏於大雁塔內的《聖教序》（局部）
《資治通鑑?唐紀》玄宗天寶十一年載：「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此詩以憂患意識，寫出時代縮影，身世之感、家國之思，無所不包，但又隻寫塔上所見，句句說時事，語語是登臨。胡舜陟、錢謙益將通體都看作比喻，未免過於穿鑿。唯其如此，故全詩能「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黃子雲《野鴻詩的》）。蘇軾《登常山絕頂廣麗寺》詩：「西望穆陵關，東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在語句上摹擬杜詩，隻是由於缺少杜甫那種深切的憂患、深沉的感慨，那種發人深省的內涵，因此也就沒有杜詩那種深遠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種動人心魄的力量。而這正是杜詩高出儕輩、擅譽千古之處。
非戰
非戰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逃往日本，目睹當時日本社會的各種情狀，認為「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日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自由書?祈戰死》），並舉出杜甫的《兵車行》，作為中國古代非戰詩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認為這首詩作於天寶八年（749），當時哥舒翰窮兵吐蕃，損失慘重。黃鶴、錢謙益認為此詩作於天寶十年（751），當時鮮於仲通出征南詔，兵敗瀘南。其實，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邊釁既開，海內騷然，國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詩人完全可能假託征人自訴之詞，抒寫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拋卻了作品深刻的現實意義。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劍各在腰。耶孃（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寫行色，不言其事，如風起潮湧，一氣噴薄。前麵以人哭開始，最後又以鬼哭呼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清人方東樹說：「結與起對著，悲慘之極，見目中之行人，皆異日之鬼隊也。」（《昭昧詹言》）驅民鋒鏑之禍，一至於此！更可悲的是：「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元人吳師道說：「尋常讀之，不過以為漫語而已，更事之餘，始知此語之信。蓋賦斂之苛，貪暴之苦，非無訪察之司，陳訴之令，而言之未必見理，或反得害。不然，雖幸復伸，而異時疾怒報復之禍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雖』字、『敢』字，曲盡事情。」（《吳禮部詩話》）役夫不敢申訴的怨恨，以更加悲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詩中表現出來。
對於這種向外擴張的戰爭，清代詩人王曇曾持肯定、讚美的態度：「西域河沙古未開，氂牛徼堠接輪台。掃空瀚海長城外，斷得匈奴右臂來。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漢武帝茂陵》）但實際情況並不像王曇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文、景之治，決不會有西漢前期國勢的強盛和繁榮；如果沒有文帝、景帝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財富，「窮兵帝王」武帝決無力量對外發動戰爭。但其北討強胡、南伐勁越的結果，是海內虛耗、人口減半、民變蠭起、國家危殆，就像一個好在外麵惹事生非的敗家子，將祖宗辛辛苦苦積下的一點家業差點敗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資治通鑑?漢紀》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詩中，稱唐玄宗為武皇，就窮兵黷武，將一個強盛的帝國引入危機四伏的衰敗之路這上麵看，兩人確有極其相似之處。「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正是當時社會真切、形象的寫照。受到戰爭傷害的，不隻是數萬、數十萬無辜犧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從邊地颳起的淒涼肅殺的陰風，已經吹遍了各地。連年不斷的戰爭，使農桑盡廢，不僅將人逼到難以生存的境地，同時也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實力。即使沒有「安史之亂」的衝擊，當時的唐帝國也已經陷入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