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場演出讓我記憶特別深刻。這兩場演出在對比極為鮮明的情況下舉行，然而二者之間卻有一種特別密切的關係。其中一場的演出場地是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另一場則是在法國南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上。
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那場演出於一九六六年秋天舉行，接近我九十歲生日，那次演出是為了紀念托羅格加泰隆尼亞大會九百周年。那場大會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歐洲大陸上最早的議會和代議製政府形式就衍生自這個大會。那場大會的宣言「天主之和平與休戰」呼籲不再用戰爭平息各國之間的紛爭，並且呼籲各民族和平共處。想想看，此宣言出現在聯合國成立將近一千年前！我為了紀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揮《馬槽》，你可以想像我的心情。
在聯合國總部的那場演出則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聯合國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戰結束也已將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舊顯得遙遠。大家對古巴飛彈危機記憶猶新，當時全世界瀕臨一場核武災難，越南已出現即將爆發內戰的前兆。誰知道前方還會有什麽樣的危險？憂慮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個場合的性質又給了我希望。
我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吐露了這種心情，在我那部神劇某次排練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休息。我們談話時，我注意到一張桌子上展示著聯合國各成員國的迷你國旗。「這太棒了！」我向吳丹說，「每天都能看見那一個時刻的象徵，世界各國能夠並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處！」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後，一個包裹送達我那兒，裏麵是聯合國各國的國旗！那位善良而盡職的秘書長把這些國旗寄來給我當作禮物。如今這些國旗就掛在我聖多塞家中客廳的牆上。
在聯合國那場音樂會上，我說了一段話，結語是：「音樂是美妙的普世語言，應該是人類溝通的源頭。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同行，用他們藝術的純潔為人類效勞，將全人類如兄弟般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做出貢獻，直到這一理想在榮光中達成。」
一個月之後，人類對和平的希望遭受駭人的打擊，令全球各國同感悲傷。就在那時，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見到甘迺迪總統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請我去白宮演出。我仰慕甘迺迪總統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現出理想主義和領導力的特質，世界麵臨危機之際，迫切需要這樣的特質。他當選之後，我寫信給他，表示樂見他勝選，並視之為全人類的吉兆。我也提到熱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則——自由與人類尊嚴——能夠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愛的祖國。甘迺迪總統回信給我，親切地感謝我對他所展現的信心。
然而，盡管我敬仰甘迺迪總統，但是我猶豫著是否該接受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視為我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我決定造訪白宮，這也許能促進我努力追求和平，並且能再次向總統提起西班牙的自由問題，這些考量應淩駕於一切。我寫信給甘迺迪總統，接受他的邀請，在信中我寫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於和平，以全人類得享正義、互相了解和自由為基礎。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並且影響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讓我做出放棄公開演奏的聲明。」
那場音樂會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舉行，距離我首次在白宮演出將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義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請波多黎各馬林總督的晚宴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名賓客聚在白宮東廂，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與我合奏室內樂，包括孟德爾頌、舒曼和庫普蘭的作品。節目結束時，我打斷了觀眾的掌聲，說：「現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隆尼亞民謠。」接著我演奏了《白鳥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題旋律，以表達我心中最關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後我走到總統身旁，我們互相擁抱。
那天稍早，在甘迺迪總統的邀請下，我在白宮與他私下會晤。他帶我到一個小房間，我們坐下來談話。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麽自然而不造作，那麽年輕，卻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說來奇怪，」我對他說，「我覺得我好像認識你一輩子了。」他說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這種場合，總會有秘書來來去去，你會感覺到時間的壓力，可是這一次沒有這種情形。過了一會兒，我說：「總統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時間了。」他回答：「請別這樣說。這是我的榮幸，請讓我們繼續談下去。」我說：「謝謝，我很感激。」
我們談起許多事，談起他的經歷和我的童年，談起世界上的嚴峻情勢。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訴總統，對於美軍在西班牙設立基地，以及佛朗哥從民主國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嚴肅地聆聽，臉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訴我，一個總統難免承接了一些問題，無法總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動。他說就他權力所及，他將努力在世界各地鞏固和平與自由。我真心覺得這個人會盡他所能地來幫助我的同胞。最後我說：「總統先生，我不能再繼續占用你的時間了。」我堅持離去。
那天晚上，因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沒有用餐，總統夫婦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結束時，總統助理捎了一則訊息過來。甘迺迪總統對我說：「實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處理。」於是他就走了。
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那場演出於一九六六年秋天舉行，接近我九十歲生日，那次演出是為了紀念托羅格加泰隆尼亞大會九百周年。那場大會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歐洲大陸上最早的議會和代議製政府形式就衍生自這個大會。那場大會的宣言「天主之和平與休戰」呼籲不再用戰爭平息各國之間的紛爭，並且呼籲各民族和平共處。想想看，此宣言出現在聯合國成立將近一千年前！我為了紀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揮《馬槽》，你可以想像我的心情。
在聯合國總部的那場演出則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聯合國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戰結束也已將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舊顯得遙遠。大家對古巴飛彈危機記憶猶新，當時全世界瀕臨一場核武災難，越南已出現即將爆發內戰的前兆。誰知道前方還會有什麽樣的危險？憂慮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個場合的性質又給了我希望。
我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吐露了這種心情，在我那部神劇某次排練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休息。我們談話時，我注意到一張桌子上展示著聯合國各成員國的迷你國旗。「這太棒了！」我向吳丹說，「每天都能看見那一個時刻的象徵，世界各國能夠並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處！」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後，一個包裹送達我那兒，裏麵是聯合國各國的國旗！那位善良而盡職的秘書長把這些國旗寄來給我當作禮物。如今這些國旗就掛在我聖多塞家中客廳的牆上。
在聯合國那場音樂會上，我說了一段話，結語是：「音樂是美妙的普世語言，應該是人類溝通的源頭。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同行，用他們藝術的純潔為人類效勞，將全人類如兄弟般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做出貢獻，直到這一理想在榮光中達成。」
一個月之後，人類對和平的希望遭受駭人的打擊，令全球各國同感悲傷。就在那時，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見到甘迺迪總統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請我去白宮演出。我仰慕甘迺迪總統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現出理想主義和領導力的特質，世界麵臨危機之際，迫切需要這樣的特質。他當選之後，我寫信給他，表示樂見他勝選，並視之為全人類的吉兆。我也提到熱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則——自由與人類尊嚴——能夠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愛的祖國。甘迺迪總統回信給我，親切地感謝我對他所展現的信心。
然而，盡管我敬仰甘迺迪總統，但是我猶豫著是否該接受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視為我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我決定造訪白宮，這也許能促進我努力追求和平，並且能再次向總統提起西班牙的自由問題，這些考量應淩駕於一切。我寫信給甘迺迪總統，接受他的邀請，在信中我寫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於和平，以全人類得享正義、互相了解和自由為基礎。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並且影響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讓我做出放棄公開演奏的聲明。」
那場音樂會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舉行，距離我首次在白宮演出將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義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請波多黎各馬林總督的晚宴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名賓客聚在白宮東廂，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與我合奏室內樂，包括孟德爾頌、舒曼和庫普蘭的作品。節目結束時，我打斷了觀眾的掌聲，說：「現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隆尼亞民謠。」接著我演奏了《白鳥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題旋律，以表達我心中最關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後我走到總統身旁，我們互相擁抱。
那天稍早，在甘迺迪總統的邀請下，我在白宮與他私下會晤。他帶我到一個小房間，我們坐下來談話。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麽自然而不造作，那麽年輕，卻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說來奇怪，」我對他說，「我覺得我好像認識你一輩子了。」他說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這種場合，總會有秘書來來去去，你會感覺到時間的壓力，可是這一次沒有這種情形。過了一會兒，我說：「總統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時間了。」他回答：「請別這樣說。這是我的榮幸，請讓我們繼續談下去。」我說：「謝謝，我很感激。」
我們談起許多事，談起他的經歷和我的童年，談起世界上的嚴峻情勢。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訴總統，對於美軍在西班牙設立基地，以及佛朗哥從民主國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嚴肅地聆聽，臉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訴我，一個總統難免承接了一些問題，無法總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動。他說就他權力所及，他將努力在世界各地鞏固和平與自由。我真心覺得這個人會盡他所能地來幫助我的同胞。最後我說：「總統先生，我不能再繼續占用你的時間了。」我堅持離去。
那天晚上，因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沒有用餐，總統夫婦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結束時，總統助理捎了一則訊息過來。甘迺迪總統對我說：「實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處理。」於是他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