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在我這個年紀，有許多事值得我感謝。我有我所愛的瑪蒂妲、我的朋友，還有工作的喜悅。然而，我不能說我的內心是寧靜的。當世間滿是混亂與痛苦，一個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當人類的生存麵臨危險，誰能夠高枕無憂？
就跟數不清的千百萬人一樣，我曾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為世界帶來極大的改變。我期望一個重新擁有自由的時代，期望各國能和睦相處。然而，隨著冷戰而來的是原子彈試爆、重整軍備和尖銳的對抗。在軸心國潰敗十五年後，在一場毀掉五千萬人性命的戰爭之後，當我造訪美國時，民眾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憂心忡忡地講到學校的防空演習告示，教導學童蜷縮在角落裏，躲在桌子底下。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瘋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禦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懷哲聯名向美國及蘇聯政府發出呼籲，請他們終止軍備競賽，禁止將來所有的核子試爆。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我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希望美國和蘇聯能擱置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殺傷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讓世界更快樂、更美好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受邀去紀念聯合國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禮上演奏。在我眼中，這個國際平台代表成了各國和平的最大希望，盡管它受到諸多困難與阻礙，但我還是懷著感激歡迎這個機會，用我的音樂促進這一理想。為了和平，那場音樂會非比尋常，通過電視和廣播傳送到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在那之前，從沒有能傳達給千百萬人的音樂。在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的大會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為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d大調第二號奏鳴曲》。隨後節目由其他幾位來自巴黎的音樂家繼續下去，包括美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俄國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家拉維·香卡。最後由日內瓦的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終章，英國的合唱團和獨奏家配合演出。
我為這個場合寫了一段話，在演奏之前發給在大會堂的觀眾。我寫道：「如果我在這個年紀為了這一天而來到此地，並非由於我的道德立場有任何改變，或是我多年來加諸自己和我的藝術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製有任何改變，而是因為和威脅全人類的巨大致命危險相比，其餘一切都變得次要。」
接下去我寫道：
核武的危險給世人帶來痛苦，這一痛苦正日漸加深……我多麽希望世界各國都發起強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由所有的母親發起，以打動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災難的人！
凡是相信人類尊嚴的人此時應該行動，促進各民族間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對峙強權之間真誠的和解。今日的聯合國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讓我們賦予它所有權力，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採取行動。也讓我們熱切祈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驅散籠罩我們的烏雲。
之後那幾年裏，我利用每一次有意義的機會倡議和平，並且加入了好幾個組織的協會，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協會，該組織致力於喚起世人察覺核武戰爭的威脅。然而，我對自己的努力並不滿意。我覺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裏，音樂是唯一的武器，我自問，如今善用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麽？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成形。這個計劃和我的那出神劇《馬槽》有關，二戰期間我在普拉德為這齣神劇譜寫了音樂。既然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類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時刻，還有什麽更好的工具能供我採取行動？我決定帶著這部神劇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揮這部作品的演出，作為我個人為了促進國際間的了解與世界和平所發出的訊息。
一些朋友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擔心這份工作會令我過於勞累。他們認為我已經快要八十五歲了，這當然是事實。可是我覺得，正因為我在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我更有理由趁著我還有點兒力氣的時候採取行動。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馬槽》來展開我個人的和平聖戰。
「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個藝術家，」我這樣聲明，「作為一個人，人類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義務。我將致力於用音樂履行這一義務，音樂是上帝賜給我的工具，因為音樂超越了語言、政治和國界。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許很小，但至少我將為我神聖的理想獻出一切。」
我說這些演出的收益將全部捐給我成立的一個基金會，促進和追求人類尊嚴、博愛與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聖戰中，《馬槽》的第一場演出在舊金山舉行，地點是戰爭紀念歌劇院，那是大戰結束時，各國簽署《聯合國憲章》之地。大廳擠滿了觀眾，好幾百人站立著，觀眾對音樂的反應顯示出他們了解其意蘊，並且熱切地分享我對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帶著《馬槽》到何地演出，觀眾的反應都一樣熱烈，而我演出過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幾個其他國家。不論在何處，眾人一致流露出對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類同胞共同建立一個誓言促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場演出都重新證實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們的政府人為造成的藩籬。
就跟數不清的千百萬人一樣，我曾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為世界帶來極大的改變。我期望一個重新擁有自由的時代，期望各國能和睦相處。然而，隨著冷戰而來的是原子彈試爆、重整軍備和尖銳的對抗。在軸心國潰敗十五年後，在一場毀掉五千萬人性命的戰爭之後，當我造訪美國時，民眾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憂心忡忡地講到學校的防空演習告示，教導學童蜷縮在角落裏，躲在桌子底下。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瘋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禦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懷哲聯名向美國及蘇聯政府發出呼籲，請他們終止軍備競賽，禁止將來所有的核子試爆。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我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希望美國和蘇聯能擱置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殺傷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讓世界更快樂、更美好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受邀去紀念聯合國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禮上演奏。在我眼中，這個國際平台代表成了各國和平的最大希望，盡管它受到諸多困難與阻礙，但我還是懷著感激歡迎這個機會，用我的音樂促進這一理想。為了和平，那場音樂會非比尋常，通過電視和廣播傳送到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在那之前，從沒有能傳達給千百萬人的音樂。在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的大會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為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d大調第二號奏鳴曲》。隨後節目由其他幾位來自巴黎的音樂家繼續下去，包括美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俄國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家拉維·香卡。最後由日內瓦的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終章，英國的合唱團和獨奏家配合演出。
我為這個場合寫了一段話，在演奏之前發給在大會堂的觀眾。我寫道：「如果我在這個年紀為了這一天而來到此地，並非由於我的道德立場有任何改變，或是我多年來加諸自己和我的藝術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製有任何改變，而是因為和威脅全人類的巨大致命危險相比，其餘一切都變得次要。」
接下去我寫道：
核武的危險給世人帶來痛苦，這一痛苦正日漸加深……我多麽希望世界各國都發起強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由所有的母親發起，以打動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災難的人！
凡是相信人類尊嚴的人此時應該行動，促進各民族間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對峙強權之間真誠的和解。今日的聯合國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讓我們賦予它所有權力，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採取行動。也讓我們熱切祈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驅散籠罩我們的烏雲。
之後那幾年裏，我利用每一次有意義的機會倡議和平，並且加入了好幾個組織的協會，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協會，該組織致力於喚起世人察覺核武戰爭的威脅。然而，我對自己的努力並不滿意。我覺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裏，音樂是唯一的武器，我自問，如今善用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麽？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成形。這個計劃和我的那出神劇《馬槽》有關，二戰期間我在普拉德為這齣神劇譜寫了音樂。既然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類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時刻，還有什麽更好的工具能供我採取行動？我決定帶著這部神劇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揮這部作品的演出，作為我個人為了促進國際間的了解與世界和平所發出的訊息。
一些朋友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擔心這份工作會令我過於勞累。他們認為我已經快要八十五歲了，這當然是事實。可是我覺得，正因為我在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我更有理由趁著我還有點兒力氣的時候採取行動。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馬槽》來展開我個人的和平聖戰。
「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個藝術家，」我這樣聲明，「作為一個人，人類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義務。我將致力於用音樂履行這一義務，音樂是上帝賜給我的工具，因為音樂超越了語言、政治和國界。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許很小，但至少我將為我神聖的理想獻出一切。」
我說這些演出的收益將全部捐給我成立的一個基金會，促進和追求人類尊嚴、博愛與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聖戰中，《馬槽》的第一場演出在舊金山舉行，地點是戰爭紀念歌劇院，那是大戰結束時，各國簽署《聯合國憲章》之地。大廳擠滿了觀眾，好幾百人站立著，觀眾對音樂的反應顯示出他們了解其意蘊，並且熱切地分享我對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帶著《馬槽》到何地演出，觀眾的反應都一樣熱烈，而我演出過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幾個其他國家。不論在何處，眾人一致流露出對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類同胞共同建立一個誓言促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場演出都重新證實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們的政府人為造成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