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們那兒，我得到了那麽溫暖我心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我過七十歲生日時，他們藉此機會表達對我的支持，令人難忘。在那一天，來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國、捷克、非洲國家的祝賀湧至普拉德這個小村鎮，有信函、明信片、電報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成百上千的賀詞——來自藝術家、工會成員、作家、學者、教士、西班牙難民，以及西班牙內戰中的林肯旅誌願軍！在來自蘇聯的祝賀中，有一封親切的電報——由普羅高菲夫、蕭斯塔高維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蘇聯作曲家、音樂家共同簽名。有人告訴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廣播電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錄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裏，我聽到英國廣播公司播送的音樂會節目，這節目由我在英國的友人籌辦。節目開始時，博爾特爵士對我說了一段話，藉此表達英國成千上萬名音樂家與愛樂者對我的祝福。他談起我們的友誼始於十多年前，那時他還是個年輕人，在利物浦指揮一場音樂會，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協奏曲。他說後來他去巴塞隆納研究我的指揮方法，以及自世紀交接之後我在英國舉行過的許多場地音樂會。他這番話是如此親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間裏對我說話。「大師，」他說，「此刻我們跟許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裏，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們多麽希望你能跟我們在一起！但願你很快就會再次來到英國。不過，我們知道你的精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將在你的老朋友巴畢羅利的指揮下，演奏一首短曲。藉由演奏這段音樂，把我們的心意傳遞給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後，巴畢羅利指揮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為倫敦大提琴學校的學生所寫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薩達納舞曲，靈感來自我兒時在本德雷爾所見到的節日慶典，伴著傳統管樂器果拉亞的聲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信中寫道：
自從我在年輕時有幸為維多利亞女王演奏，我從英國大眾那兒獲得許多令人感動的溫情，我將其視為整個藝術家生涯中最為珍貴的收穫。如今，在我七十歲生日時，流亡的我收到來自貴國各地的溫馨祝福，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讓我必須懇請藉由《泰晤士報》來表達我對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個藝術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無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後，世局允許我前往英國，親自表達我對英國人民所懷的情感。
在我隱居至普拉德之後的那幾個月裏，我收到許多來自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信函，勸我重新考慮退出音樂舞台一事。寫這些信給我的人當然是一片好意，許多人說，為了實踐我實現的信念，我的音樂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別是我收到來自美國的慷慨邀約，邀請我去舉辦音樂會，要舉辦幾場任憑我決定，他們會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條件。我接到一封特別令我感動的信函，來自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為首的一群著名知識分子，勸我移居美國。美國政府願意給我一本特別護照。然而，我對所有這些信函的回覆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謝他們的心意，但我仍然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國小提琴家亞歷山大·施奈德前來拜訪我，待了幾天。我們一見如故。他生動的幽默感和滿腔熱忱尤其吸引我，有時候，在他說話時，他濃密的頭髮似乎豎了起來，我覺得他的身體想必很難約束住體內充沛的活力！我們的會麵成為一段珍貴友誼的開端，也是我整個音樂生涯中成果最為豐碩的合作關係。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薩夏）是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許多年裏，他的名字跟優秀的布達佩斯弦樂四重奏相連，不僅如此，他還是各種音樂活動的出色籌劃者和發起人，腦中充滿了點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領域都會很成功，不管是劇場、政治、商業，還是其他領域。在我們最初的一番談話中，他勸我到美國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他所提出的酬勞是個天文數字。我告訴他：「這不是錢的問題，而純粹是道德問題。」他當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國之後不久，寄給我一份美好的禮物，是他和一些音樂家同行合贈的。那是套四十五冊的巴赫全集，根據巴赫協會編輯的那套原版作品複製而成，裏麵有一段給我的感人獻詞，由托斯卡尼尼、謝爾蓋·庫賽維茨基、列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羅·亨德密特、阿圖爾·施納貝爾、施奈德、阿圖爾·魯賓斯坦和其他大約五十位傑出音樂家共同簽名。
不久之後，施奈德寫信給我，說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談過，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個令他非常興奮的提議。霍佐夫斯基提議在普拉德舉行一個巴赫音樂節，由我來指導。施奈德說這肯定不會跟我隱居普拉德的抗議行動有所衝突，說音樂節所得可以捐給佩皮尼昂的醫院，有許多西班牙難民仍在那裏接受治療，也可以捐給任何我想濟助的機構。他想知道像這樣的音樂節，我是否願意考慮。關於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樂節的構想就隨著這封信誕生了。
起初我猶豫著是否該同意。我寫信給施奈德，說有些人也許會誤解我參與音樂節一事。他回信說：「你不能一直讓你的藝術全然無聲。如果你不願意在其他國家公開演奏，那麽何不讓你的音樂家同行從世界各地前來，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議還是一樣鮮明。」施奈德又說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兩百周年，將是舉辦此活動的理想時機。我的疑慮消除了，於是我同意舉辦這個音樂節。想到這能讓我幫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興，我的許多同胞依舊迫切需要幫助。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裏，我聽到英國廣播公司播送的音樂會節目，這節目由我在英國的友人籌辦。節目開始時，博爾特爵士對我說了一段話，藉此表達英國成千上萬名音樂家與愛樂者對我的祝福。他談起我們的友誼始於十多年前，那時他還是個年輕人，在利物浦指揮一場音樂會，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協奏曲。他說後來他去巴塞隆納研究我的指揮方法，以及自世紀交接之後我在英國舉行過的許多場地音樂會。他這番話是如此親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間裏對我說話。「大師，」他說，「此刻我們跟許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裏，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們多麽希望你能跟我們在一起！但願你很快就會再次來到英國。不過，我們知道你的精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將在你的老朋友巴畢羅利的指揮下，演奏一首短曲。藉由演奏這段音樂，把我們的心意傳遞給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後，巴畢羅利指揮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為倫敦大提琴學校的學生所寫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薩達納舞曲，靈感來自我兒時在本德雷爾所見到的節日慶典，伴著傳統管樂器果拉亞的聲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信中寫道：
自從我在年輕時有幸為維多利亞女王演奏，我從英國大眾那兒獲得許多令人感動的溫情，我將其視為整個藝術家生涯中最為珍貴的收穫。如今，在我七十歲生日時，流亡的我收到來自貴國各地的溫馨祝福，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讓我必須懇請藉由《泰晤士報》來表達我對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個藝術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無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後，世局允許我前往英國，親自表達我對英國人民所懷的情感。
在我隱居至普拉德之後的那幾個月裏，我收到許多來自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信函，勸我重新考慮退出音樂舞台一事。寫這些信給我的人當然是一片好意，許多人說，為了實踐我實現的信念，我的音樂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別是我收到來自美國的慷慨邀約，邀請我去舉辦音樂會，要舉辦幾場任憑我決定，他們會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條件。我接到一封特別令我感動的信函，來自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為首的一群著名知識分子，勸我移居美國。美國政府願意給我一本特別護照。然而，我對所有這些信函的回覆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謝他們的心意，但我仍然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國小提琴家亞歷山大·施奈德前來拜訪我，待了幾天。我們一見如故。他生動的幽默感和滿腔熱忱尤其吸引我，有時候，在他說話時，他濃密的頭髮似乎豎了起來，我覺得他的身體想必很難約束住體內充沛的活力！我們的會麵成為一段珍貴友誼的開端，也是我整個音樂生涯中成果最為豐碩的合作關係。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薩夏）是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許多年裏，他的名字跟優秀的布達佩斯弦樂四重奏相連，不僅如此，他還是各種音樂活動的出色籌劃者和發起人，腦中充滿了點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領域都會很成功，不管是劇場、政治、商業，還是其他領域。在我們最初的一番談話中，他勸我到美國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他所提出的酬勞是個天文數字。我告訴他：「這不是錢的問題，而純粹是道德問題。」他當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國之後不久，寄給我一份美好的禮物，是他和一些音樂家同行合贈的。那是套四十五冊的巴赫全集，根據巴赫協會編輯的那套原版作品複製而成，裏麵有一段給我的感人獻詞，由托斯卡尼尼、謝爾蓋·庫賽維茨基、列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羅·亨德密特、阿圖爾·施納貝爾、施奈德、阿圖爾·魯賓斯坦和其他大約五十位傑出音樂家共同簽名。
不久之後，施奈德寫信給我，說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談過，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個令他非常興奮的提議。霍佐夫斯基提議在普拉德舉行一個巴赫音樂節，由我來指導。施奈德說這肯定不會跟我隱居普拉德的抗議行動有所衝突，說音樂節所得可以捐給佩皮尼昂的醫院，有許多西班牙難民仍在那裏接受治療，也可以捐給任何我想濟助的機構。他想知道像這樣的音樂節，我是否願意考慮。關於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樂節的構想就隨著這封信誕生了。
起初我猶豫著是否該同意。我寫信給施奈德，說有些人也許會誤解我參與音樂節一事。他回信說：「你不能一直讓你的藝術全然無聲。如果你不願意在其他國家公開演奏，那麽何不讓你的音樂家同行從世界各地前來，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議還是一樣鮮明。」施奈德又說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兩百周年，將是舉辦此活動的理想時機。我的疑慮消除了，於是我同意舉辦這個音樂節。想到這能讓我幫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興，我的許多同胞依舊迫切需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