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音樂節於一九五〇年六月舉行，施奈德監督所有的準備工作，也應我的要求擔任樂團首席。他安排組織整個管弦樂團，並請到小提琴家約瑟夫·西蓋蒂、艾薩克·斯特恩，鋼琴家霍佐夫斯基、魯道夫·塞爾金和尤金·伊斯托明來擔任獨奏。整個音樂節為時三周，演出曲目包括六首《布蘭登堡協奏曲》、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以及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曲。音樂會將在建於十四世紀的聖皮耶教堂舉行，麵對村中廣場。
當音樂節開幕的日子來臨，普拉德的氣氛是何等興奮！整座村莊的外觀為之一變，街道上裝飾著橫幅、彩帶和海報，加泰隆尼亞的旗幟到處飄揚。我常常納悶，這個小鎮和鄰近的村莊怎麽能夠容納參與音樂節演出的那五十名音樂家，還有從法國各地和其他國家前來觀賞音樂會的千百名觀眾。我聽說有些人甚至是從中國來的！當地一個店鋪老闆對我說：「今天我們的村莊是全世界的音樂之都！」
第一場音樂會快要開始前，音樂節的一位負責人員問我是否願意對一群加泰隆尼亞人說幾句話。起初我以為他指的是難民，可是他告訴我，不，他們是從西班牙來的。
「可是這怎麽可能？」我說，「我聽說佛朗哥政府禁止西班牙公民穿越邊界來參加音樂會。」
「但他們還是來了。」他說，「他們偷偷徒步越過了庇裏牛斯山。」
那群加泰隆尼亞人包括音樂家、教授、工人，還有一位主教！有些是我的老朋友，或曾是西班牙的政治犯。那群人中還有一位年邁的牧人，他跟我說：「我帶著我的羊一起越過了山脈。」
音樂節開幕那一夜，村中廣場上擠滿了人。在第一場音樂會開始前，聖弗勒鎮的主教向大家致辭表示歡迎。他請大家在整場演出中都不要在教堂裏鼓掌。然後我奏起巴赫的《g大調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揭開了音樂節的序幕。
三個星期後，在最後一場音樂會終了時，聖弗勒的主教和佩皮尼昂的主教在觀眾中站起來，開始鼓掌，教堂裏的所有其他人也站起來跟著喝彩。
不久之後，我收到從日本寄來的一個冊子，裏麵有數百名日本公民的簽名，他們在東京聽到了巴赫音樂節的演奏錄音。其中一頁的標題是「廣島」，上麵滿是幼童的笨拙簽名，四歲、五歲、六歲大的男孩和女孩，在這一頁上寫了這一段話：「我們是在原子彈投下後出生的，而我們已經懂得愛你的音樂。」假如我心中還對自己在巴赫音樂節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確而有所疑慮的話，來自日本孩童的這段話也會將其驅散。
大家對巴赫音樂節的反應是那麽自然、那麽熱烈，於是後來決定將在普拉德舉行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施奈德再次同意監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屆音樂節在佩皮尼昂舉行，在馬洛卡國王的古老宮殿裏。那次音樂節也大獲成功。原來預期將有一千人來參加，結果來了將近兩千人。下兩屆的音樂節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裏舉行。在德軍占領法國期間，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響了鍾，以表示加泰隆尼亞人的愛國精神。這一次，沒有人因為我在這座修道院裏奏樂而指責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刺客！
那之後的每一屆音樂節都在普拉德的聖皮耶教堂舉行，就是第一次舉行巴赫音樂節之處。
我最後一次參加這個音樂節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歲生日前不久。許多親愛的朋友從各國前來向我祝賀，他們的到來讓我深深感動。
音樂節開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隆尼亞工人從巴塞隆納搭乘兩輛巴士前來。他們在周日抵達，因為周間無法擱下工作。他們在黎明前就出門，車子開了兩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嶺，來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當時所住的小村莊。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員，有些是那些成員的子女，這個我於一九二八年在巴塞隆納所創立的協會，在法西斯分子奪取政權之後被禁。他們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麵，獻花給我。接著，他們組成一支小型弦樂團為我演奏莫紮特的《小夜曲》。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在音樂節快要結束時，另一群同胞來看我。這些男男女女來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爾，有些是合唱團成員，那個合唱團是我父親在一百年前創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爾的鎮長與一位神父和他們一起前來。他們按照加泰隆尼亞的節慶傳統疊起了羅漢，就在我站著的小木屋陽台下，這是我從兒時起就無比熟悉的傳統。最強壯的男子站在底層，第二層的男子站在他們肩膀上，層層疊起，最後他們把一個小男孩送到了頂端，他拿著一個裝著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個小男孩，從那個袋子裏喝了酒。我把我的菸鬥送給他當作禮物。
那群人穿著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服裝，白襯衫、紅腰帶、紅頭巾，跳起了薩達納舞。接著他們唱起我獻給本德雷爾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滿了感動，我試著告訴那些親愛的朋友我的心聲。「本德雷爾的鄉親，」我說，「我感覺得到你們以朋友的身份來此，不僅是來看我，也是來邀請我回去看你們。自從我離開親愛的家鄉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對加泰隆尼亞人的信心讓我堅強到足以抗拒這份渴望。但願上帝能讓我活得夠久，讓我能再見到我們教堂美麗的鍾樓，我們全都如此喜愛那上頭的鍾，再見到那個守護天使，還有我父親曾經彈奏的那架管風琴，我九歲時曾給他彈過。我懇請各位記得這一切對我的意義，尤其是我對本德雷爾的愛，對你們全體的愛。謝謝你們，親愛的鄉親，謝謝你們來看我。」
當音樂節開幕的日子來臨，普拉德的氣氛是何等興奮！整座村莊的外觀為之一變，街道上裝飾著橫幅、彩帶和海報，加泰隆尼亞的旗幟到處飄揚。我常常納悶，這個小鎮和鄰近的村莊怎麽能夠容納參與音樂節演出的那五十名音樂家，還有從法國各地和其他國家前來觀賞音樂會的千百名觀眾。我聽說有些人甚至是從中國來的！當地一個店鋪老闆對我說：「今天我們的村莊是全世界的音樂之都！」
第一場音樂會快要開始前，音樂節的一位負責人員問我是否願意對一群加泰隆尼亞人說幾句話。起初我以為他指的是難民，可是他告訴我，不，他們是從西班牙來的。
「可是這怎麽可能？」我說，「我聽說佛朗哥政府禁止西班牙公民穿越邊界來參加音樂會。」
「但他們還是來了。」他說，「他們偷偷徒步越過了庇裏牛斯山。」
那群加泰隆尼亞人包括音樂家、教授、工人，還有一位主教！有些是我的老朋友，或曾是西班牙的政治犯。那群人中還有一位年邁的牧人，他跟我說：「我帶著我的羊一起越過了山脈。」
音樂節開幕那一夜，村中廣場上擠滿了人。在第一場音樂會開始前，聖弗勒鎮的主教向大家致辭表示歡迎。他請大家在整場演出中都不要在教堂裏鼓掌。然後我奏起巴赫的《g大調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揭開了音樂節的序幕。
三個星期後，在最後一場音樂會終了時，聖弗勒的主教和佩皮尼昂的主教在觀眾中站起來，開始鼓掌，教堂裏的所有其他人也站起來跟著喝彩。
不久之後，我收到從日本寄來的一個冊子，裏麵有數百名日本公民的簽名，他們在東京聽到了巴赫音樂節的演奏錄音。其中一頁的標題是「廣島」，上麵滿是幼童的笨拙簽名，四歲、五歲、六歲大的男孩和女孩，在這一頁上寫了這一段話：「我們是在原子彈投下後出生的，而我們已經懂得愛你的音樂。」假如我心中還對自己在巴赫音樂節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確而有所疑慮的話，來自日本孩童的這段話也會將其驅散。
大家對巴赫音樂節的反應是那麽自然、那麽熱烈，於是後來決定將在普拉德舉行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施奈德再次同意監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屆音樂節在佩皮尼昂舉行，在馬洛卡國王的古老宮殿裏。那次音樂節也大獲成功。原來預期將有一千人來參加，結果來了將近兩千人。下兩屆的音樂節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裏舉行。在德軍占領法國期間，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響了鍾，以表示加泰隆尼亞人的愛國精神。這一次，沒有人因為我在這座修道院裏奏樂而指責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刺客！
那之後的每一屆音樂節都在普拉德的聖皮耶教堂舉行，就是第一次舉行巴赫音樂節之處。
我最後一次參加這個音樂節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歲生日前不久。許多親愛的朋友從各國前來向我祝賀，他們的到來讓我深深感動。
音樂節開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隆尼亞工人從巴塞隆納搭乘兩輛巴士前來。他們在周日抵達，因為周間無法擱下工作。他們在黎明前就出門，車子開了兩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嶺，來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當時所住的小村莊。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員，有些是那些成員的子女，這個我於一九二八年在巴塞隆納所創立的協會，在法西斯分子奪取政權之後被禁。他們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麵，獻花給我。接著，他們組成一支小型弦樂團為我演奏莫紮特的《小夜曲》。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在音樂節快要結束時，另一群同胞來看我。這些男男女女來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爾，有些是合唱團成員，那個合唱團是我父親在一百年前創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爾的鎮長與一位神父和他們一起前來。他們按照加泰隆尼亞的節慶傳統疊起了羅漢，就在我站著的小木屋陽台下，這是我從兒時起就無比熟悉的傳統。最強壯的男子站在底層，第二層的男子站在他們肩膀上，層層疊起，最後他們把一個小男孩送到了頂端，他拿著一個裝著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個小男孩，從那個袋子裏喝了酒。我把我的菸鬥送給他當作禮物。
那群人穿著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服裝，白襯衫、紅腰帶、紅頭巾，跳起了薩達納舞。接著他們唱起我獻給本德雷爾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滿了感動，我試著告訴那些親愛的朋友我的心聲。「本德雷爾的鄉親，」我說，「我感覺得到你們以朋友的身份來此，不僅是來看我，也是來邀請我回去看你們。自從我離開親愛的家鄉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對加泰隆尼亞人的信心讓我堅強到足以抗拒這份渴望。但願上帝能讓我活得夠久，讓我能再見到我們教堂美麗的鍾樓，我們全都如此喜愛那上頭的鍾，再見到那個守護天使，還有我父親曾經彈奏的那架管風琴，我九歲時曾給他彈過。我懇請各位記得這一切對我的意義，尤其是我對本德雷爾的愛，對你們全體的愛。謝謝你們，親愛的鄉親，謝謝你們來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