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向我的同胞說了下麵這段話：「你們現在聽見的是我們那首古老的旋律《白鳥之歌》，我希望這能夠表達我們對加泰隆尼亞的愛。這份情感讓我們以身為她的子民為榮，並且將我們緊緊相係，如今這份情感讓我們一起合作，並結為兄弟團結在一個信念之下，為了和平的明日，那時加泰隆尼亞會重新成為加泰隆尼亞。」
然後我演奏了《白鳥之歌》，那首喚起人們美好回憶的加泰隆尼亞民謠。從此，在每一場音樂會結束時我都會演奏這首曲子。
返回普拉德之後，一段插曲喚起了我對戰時最黑暗的日子的回憶，令人悚然心驚。一天上午，我在小屋裏，前門響起敲門聲。我打開門，站在那裏的是柯爾托。
見到他讓我感到萬分痛苦，那段悲傷的過去突然浮現在我眼前，仿佛一切就發生在昨天。我們站在那裏，彼此相望，沒有說話。我示意請他進我房間。
他囁囁嚅嚅地說起話，眼睛看著地板。他蒼老了許多，看起來非常疲憊。起初他嚐試為自己所做的事找藉口，但我阻止了他。
然後他衝口說出：「是真的，卡薩爾斯，他們說的是真的。我是個通敵者，我跟德國人合作。我很羞愧，羞愧至極。我是來請求你原諒的……」他再也說不下去。
我也覺得很難說些什麽。我告訴他：「我很高興你說了真話，正因為這樣，我原諒你。讓我們握手吧。」
那年十月為了另一次巡迴演奏，我又去了英國，為在戰時英勇殉國的皇家空軍飛行員遺族籌募基金。那是我對這個高貴的國家表示感激的一點兒小小心意。
自從德國被擊敗，轉眼過了快六個月，然而，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已經有理由讓人為戰後的世界深深擔憂。在廣島和長崎瞬間毀滅了幾十萬人性命的原子彈為全人類的未來蒙上了陰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國各地旅行時，也有其他的發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戰時的黑暗歲月中，我渴望勝利，這意味著法西斯主義的終結，意味著那些受其奴役的國家將重獲自由。可是如今，強大的勢力似乎在阻撓聯合國達成曾誓言之目標。雖然希特勒和墨索裏尼被擊潰了，但是他們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獨裁政府卻仍然掌權。更明顯的惡兆是，如今其他國家對佛朗哥政權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壇的重要人物談起佛朗哥時還帶著敬意，報上文章也稱讚佛朗哥的成就。我自問，難道西班牙人民註定要繼續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統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人民怎麽辦？還有那幾十萬名難民，包括那些和盟軍一起奮戰的難民，他們原本相信盟軍的勝利意味著民主將重返西班牙，難道他們將被迫永遠流亡？這樣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麵八方顯現的證據越來越多。英國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人士試圖安撫我。他們說，我必須了解外交事務的複雜，在事情演變期間我得有耐心。這類勸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懼。
在這個著急的時刻，我決定必須採取行動，明確表示我抗議對佛朗哥的任何姑息，並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邊。當我的同胞處於如此不幸中，我還能繼續在音樂會上接受喝彩和領獎嗎？當我受邀去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榮譽學位時，我回覆：以英國目前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榮譽。我宣布取消未來所有在英國的演出，預定十一月在利物浦舉行的音樂會是我在英國的最後一場演奏。我是懷著憂傷的心情做出這樣的決定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不能妥協。
有一些朋友試圖說服我重新考慮，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決定。我在英國巡迴演奏時，令人讚佩的鋼琴家瑪麗·海絲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幾場音樂會，她勸我去見國王喬治六世的秘書，並且替我約好會麵的時間。我們的會晤在白金漢宮進行。我告訴國王的秘書，英國和聯合國其他成員國有明確的道德義務讓西班牙恢復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幹預協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災難性作用。國王的秘書恭敬地留心傾聽，並向我保證會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國王。然而我心裏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裏普斯爵士的一封電報，他當時跟工黨政府關係密切。他邀請我會麵。然而那時我已過於疲憊，對進一步討論不抱希望。「我們無法互相理解，」我回復，「我們會各說各話。你會談起政治，我要談的則是原則。」
在法國，我又舉行了幾場慈善音樂會。我仍舊懷著希望，希望哪個政府信守他們對西班牙人民的承諾。可是，唉，事情越來越清楚，主導他們對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關係，而非聯合國的人道法則。不久之後，我宣布，在民主國家改變他們對西班牙的態度之前，我不再公開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隱居，等於再一次開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說這樣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這個慣於損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動根本影響不了各國的決定，畢竟，這隻是一個個體行動。可是我還能怎麽做呢？人必須活得心安理得。
為了表示抗議，出於自己的意誌，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說此舉讓我成了與世隔絕的藝術家，但是在之後那些年裏，我從未真的孤單。與德軍占領法國期間不同，法國被占領時，我跟世界的聯繫完全被切斷，如今我則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的確，我不再在舞台上讓我的樂器發聲，但我一直擁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來普拉德看我的親愛友人的陪伴，還有那些從其他國家寫信給我的朋友相伴。事實上，許多寫信給我的人我從未見過。遙遠的距離將我們分隔，但我覺得我們跨越了海洋彼此擁抱。
然後我演奏了《白鳥之歌》，那首喚起人們美好回憶的加泰隆尼亞民謠。從此，在每一場音樂會結束時我都會演奏這首曲子。
返回普拉德之後，一段插曲喚起了我對戰時最黑暗的日子的回憶，令人悚然心驚。一天上午，我在小屋裏，前門響起敲門聲。我打開門，站在那裏的是柯爾托。
見到他讓我感到萬分痛苦，那段悲傷的過去突然浮現在我眼前，仿佛一切就發生在昨天。我們站在那裏，彼此相望，沒有說話。我示意請他進我房間。
他囁囁嚅嚅地說起話，眼睛看著地板。他蒼老了許多，看起來非常疲憊。起初他嚐試為自己所做的事找藉口，但我阻止了他。
然後他衝口說出：「是真的，卡薩爾斯，他們說的是真的。我是個通敵者，我跟德國人合作。我很羞愧，羞愧至極。我是來請求你原諒的……」他再也說不下去。
我也覺得很難說些什麽。我告訴他：「我很高興你說了真話，正因為這樣，我原諒你。讓我們握手吧。」
那年十月為了另一次巡迴演奏，我又去了英國，為在戰時英勇殉國的皇家空軍飛行員遺族籌募基金。那是我對這個高貴的國家表示感激的一點兒小小心意。
自從德國被擊敗，轉眼過了快六個月，然而，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已經有理由讓人為戰後的世界深深擔憂。在廣島和長崎瞬間毀滅了幾十萬人性命的原子彈為全人類的未來蒙上了陰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國各地旅行時，也有其他的發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戰時的黑暗歲月中，我渴望勝利，這意味著法西斯主義的終結，意味著那些受其奴役的國家將重獲自由。可是如今，強大的勢力似乎在阻撓聯合國達成曾誓言之目標。雖然希特勒和墨索裏尼被擊潰了，但是他們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獨裁政府卻仍然掌權。更明顯的惡兆是，如今其他國家對佛朗哥政權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壇的重要人物談起佛朗哥時還帶著敬意，報上文章也稱讚佛朗哥的成就。我自問，難道西班牙人民註定要繼續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統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人民怎麽辦？還有那幾十萬名難民，包括那些和盟軍一起奮戰的難民，他們原本相信盟軍的勝利意味著民主將重返西班牙，難道他們將被迫永遠流亡？這樣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麵八方顯現的證據越來越多。英國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人士試圖安撫我。他們說，我必須了解外交事務的複雜，在事情演變期間我得有耐心。這類勸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懼。
在這個著急的時刻，我決定必須採取行動，明確表示我抗議對佛朗哥的任何姑息，並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邊。當我的同胞處於如此不幸中，我還能繼續在音樂會上接受喝彩和領獎嗎？當我受邀去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榮譽學位時，我回覆：以英國目前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榮譽。我宣布取消未來所有在英國的演出，預定十一月在利物浦舉行的音樂會是我在英國的最後一場演奏。我是懷著憂傷的心情做出這樣的決定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不能妥協。
有一些朋友試圖說服我重新考慮，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決定。我在英國巡迴演奏時，令人讚佩的鋼琴家瑪麗·海絲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幾場音樂會，她勸我去見國王喬治六世的秘書，並且替我約好會麵的時間。我們的會晤在白金漢宮進行。我告訴國王的秘書，英國和聯合國其他成員國有明確的道德義務讓西班牙恢復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幹預協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災難性作用。國王的秘書恭敬地留心傾聽，並向我保證會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國王。然而我心裏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裏普斯爵士的一封電報，他當時跟工黨政府關係密切。他邀請我會麵。然而那時我已過於疲憊，對進一步討論不抱希望。「我們無法互相理解，」我回復，「我們會各說各話。你會談起政治，我要談的則是原則。」
在法國，我又舉行了幾場慈善音樂會。我仍舊懷著希望，希望哪個政府信守他們對西班牙人民的承諾。可是，唉，事情越來越清楚，主導他們對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關係，而非聯合國的人道法則。不久之後，我宣布，在民主國家改變他們對西班牙的態度之前，我不再公開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隱居，等於再一次開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說這樣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這個慣於損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動根本影響不了各國的決定，畢竟，這隻是一個個體行動。可是我還能怎麽做呢？人必須活得心安理得。
為了表示抗議，出於自己的意誌，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說此舉讓我成了與世隔絕的藝術家，但是在之後那些年裏，我從未真的孤單。與德軍占領法國期間不同，法國被占領時，我跟世界的聯繫完全被切斷，如今我則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的確，我不再在舞台上讓我的樂器發聲，但我一直擁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來普拉德看我的親愛友人的陪伴，還有那些從其他國家寫信給我的朋友相伴。事實上，許多寫信給我的人我從未見過。遙遠的距離將我們分隔，但我覺得我們跨越了海洋彼此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