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後來的發展沖淡了我們的喜悅。那年冬天，希特勒預期聯軍將會在歐洲大陸登陸，為了自保，他占領了整個法國南部。德軍駐紮在普拉德，我頭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著令人憎惡的納粹標誌的人當中。自從希特勒在德國掌權，我就拒絕去德國演奏，德國是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對我而言原本是那麽親切。現在納粹來到了這兒，我們可以說是德軍的俘虜。
如果說在那之前我們的處境很艱難，那麽如今我們的處境就是幾乎無法忍受。納粹一直監視阿拉韋德拉和我，他們知道我們與法西斯主義為敵。再者，法國鄉間的抗德遊擊隊開始行動，有西班牙難民加入他們，這些難民有的是從集中營逃脫，有些則是偷偷越過了庇裏牛斯山。德軍懷疑我們跟這些遊擊隊有聯絡，納粹的秘密警察定期來搜查我們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們希望找到什麽。不過話說回來，我當然猜不出這種人的內心在想什麽。總之，他們讓我知道，假如他們果真找到想要的東西，那麽我就有苦頭吃了。一個偽裝跟納粹交好的法國人告訴我，阿拉韋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納粹黑名單前列，必要時他們會逮捕或處決我們。
我一直認為自己會被逮捕。可是，也許納粹害怕此舉會引起輿論的責難，他們知道我在世界各國有許多朋友。例如，納粹占領普拉德之後不久，美國一群知名音樂家就曾經請求德國政府讓我離開法國，並且準許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這群音樂家包括指揮家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奧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納粹德國，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舊以愛樂人士自居。
雖然我有人身自由，我隻算是遭到軟禁，但是我的生活實際上已經處於掙紮求生狀態了。在納粹來之前，食物就已經很匱乏；如今在納粹統治下，食物配給變得更加嚴苛。他們把物資分配給討他們喜歡的人，不在乎其餘民眾挨餓。在科雷特別墅，我們大多時候靠水煮蕪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維生。牛奶或肉類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如果我們找到一兩顆馬鈴薯，就值得慶祝了。我們生病也沒有藥物。在冬天裏的另一個麻煩是寒冷。我們沒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會出門，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從樹上掉落的樹枝。我在室內室外都穿著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風濕病開始折磨我，雖然我仍堅持練習，但是演奏大提琴對我來說日漸困難。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發生了一件事，事後回顧，我認為這件事對支撐我度過剩餘的戰爭歲月有很大幫助。當時我開始譜寫那部神劇《馬槽》。在那種局勢下，我心中無疑需要從事這類工作。不過，決定譜寫這齣神劇是個偶然的際遇，這種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韋德拉和我從友人處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籌辦一個加泰隆尼亞語言與詩歌藝術節，將給以加泰隆尼亞語寫作的作品頒獎。阿拉韋德拉提交了一首詩，這首詩寫在他從西班牙越過庇裏牛斯山時隨身攜帶的筆記簿裏，他沒有告訴我這件事。那是好幾年前他在巴塞隆納寫的長詩，為了他五歲的女兒瑪西亞而寫。事實上，他是應女兒的要求寫的，讓他們能在聖誕夜時於他們搭建的迷你馬槽邊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藝術節上，阿拉韋德拉的詩獲得一等 獎。當我聽見那首詩在藝術節中被朗誦，深深被它的美感動，它是那麽簡單，卻又那麽深刻，一如耶穌誕生的故事本身。於是我下定決心，要給這首詩的文字譜上曲。我沒把這件事告訴阿拉韋德拉。藝術節隔天，我偷偷在房間裏開始譜曲。下一個月是六月，在阿拉韋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擁抱他，祝他生日快樂，然後說我要送他一件令他驚喜的禮物。我領著他到鋼琴旁邊，彈奏那首曲子的開頭片段，同時唱出他那首詩的文字。然後我跟他說我計劃給整首詩譜上曲。
接下來兩年裏，我都在譜寫這首曲子。要維持工作進度並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時候我過於飢餓、疲倦，無法好好專注在音樂上。不過，每天早晨，趁著我精神最好的時候，在鋼琴上彈過巴赫之後，我就努力作曲幾個小時。盡管我們生活物資匱乏，承受著疑懼和憂傷，但作曲滋養著我的精神。在戰爭的殘暴當中，我寫著關於那位「和平之子」的音樂，就算人類的苦難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類漫長苦難結束的一日，而人類終將獲得幸福。
每當聖誕節來臨，我和朋友會以我那出神劇已完成的部分為基礎，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我們聚在我房間裏，圍著鋼琴唱歌，唱著約瑟夫和那些漁夫、工匠、農夫，此外還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們在駱駝與牧人的合唱中齊聲唱出那個哀傷的疑問：
我們要越過的山嶺
是多麽陡峭……
我們要跋涉多遠
經過陌生的國度
感覺如此疲憊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間譜寫《馬槽》，聽見一輛車停在房前。我從窗戶望出去，三名德國軍官下車走近房子。他們敲了前門，問我是否在家。我擔心朋友或許會隱瞞我在家的事實，怕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於是我朝著樓下喊道：「請他們上來。」當我聽見上樓的腳步聲，心想這也許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軍官進了我的房間，他們併攏鞋跟，行了希特勒的舉手禮。兩名軍官還很年輕，另一名是中年軍官，全都穿著幹淨的製服和閃亮的靴子。他們是營養充足的壯漢，似乎把我的小房間給塞滿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舉止有禮，甚至帶著尊敬。
如果說在那之前我們的處境很艱難，那麽如今我們的處境就是幾乎無法忍受。納粹一直監視阿拉韋德拉和我，他們知道我們與法西斯主義為敵。再者，法國鄉間的抗德遊擊隊開始行動，有西班牙難民加入他們，這些難民有的是從集中營逃脫，有些則是偷偷越過了庇裏牛斯山。德軍懷疑我們跟這些遊擊隊有聯絡，納粹的秘密警察定期來搜查我們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們希望找到什麽。不過話說回來，我當然猜不出這種人的內心在想什麽。總之，他們讓我知道，假如他們果真找到想要的東西，那麽我就有苦頭吃了。一個偽裝跟納粹交好的法國人告訴我，阿拉韋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納粹黑名單前列，必要時他們會逮捕或處決我們。
我一直認為自己會被逮捕。可是，也許納粹害怕此舉會引起輿論的責難，他們知道我在世界各國有許多朋友。例如，納粹占領普拉德之後不久，美國一群知名音樂家就曾經請求德國政府讓我離開法國，並且準許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這群音樂家包括指揮家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奧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納粹德國，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舊以愛樂人士自居。
雖然我有人身自由，我隻算是遭到軟禁，但是我的生活實際上已經處於掙紮求生狀態了。在納粹來之前，食物就已經很匱乏；如今在納粹統治下，食物配給變得更加嚴苛。他們把物資分配給討他們喜歡的人，不在乎其餘民眾挨餓。在科雷特別墅，我們大多時候靠水煮蕪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維生。牛奶或肉類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如果我們找到一兩顆馬鈴薯，就值得慶祝了。我們生病也沒有藥物。在冬天裏的另一個麻煩是寒冷。我們沒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會出門，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從樹上掉落的樹枝。我在室內室外都穿著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風濕病開始折磨我，雖然我仍堅持練習，但是演奏大提琴對我來說日漸困難。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發生了一件事，事後回顧，我認為這件事對支撐我度過剩餘的戰爭歲月有很大幫助。當時我開始譜寫那部神劇《馬槽》。在那種局勢下，我心中無疑需要從事這類工作。不過，決定譜寫這齣神劇是個偶然的際遇，這種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韋德拉和我從友人處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籌辦一個加泰隆尼亞語言與詩歌藝術節，將給以加泰隆尼亞語寫作的作品頒獎。阿拉韋德拉提交了一首詩，這首詩寫在他從西班牙越過庇裏牛斯山時隨身攜帶的筆記簿裏，他沒有告訴我這件事。那是好幾年前他在巴塞隆納寫的長詩，為了他五歲的女兒瑪西亞而寫。事實上，他是應女兒的要求寫的，讓他們能在聖誕夜時於他們搭建的迷你馬槽邊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藝術節上，阿拉韋德拉的詩獲得一等 獎。當我聽見那首詩在藝術節中被朗誦，深深被它的美感動，它是那麽簡單，卻又那麽深刻，一如耶穌誕生的故事本身。於是我下定決心，要給這首詩的文字譜上曲。我沒把這件事告訴阿拉韋德拉。藝術節隔天，我偷偷在房間裏開始譜曲。下一個月是六月，在阿拉韋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擁抱他，祝他生日快樂，然後說我要送他一件令他驚喜的禮物。我領著他到鋼琴旁邊，彈奏那首曲子的開頭片段，同時唱出他那首詩的文字。然後我跟他說我計劃給整首詩譜上曲。
接下來兩年裏，我都在譜寫這首曲子。要維持工作進度並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時候我過於飢餓、疲倦，無法好好專注在音樂上。不過，每天早晨，趁著我精神最好的時候，在鋼琴上彈過巴赫之後，我就努力作曲幾個小時。盡管我們生活物資匱乏，承受著疑懼和憂傷，但作曲滋養著我的精神。在戰爭的殘暴當中，我寫著關於那位「和平之子」的音樂，就算人類的苦難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類漫長苦難結束的一日，而人類終將獲得幸福。
每當聖誕節來臨，我和朋友會以我那出神劇已完成的部分為基礎，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我們聚在我房間裏，圍著鋼琴唱歌，唱著約瑟夫和那些漁夫、工匠、農夫，此外還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們在駱駝與牧人的合唱中齊聲唱出那個哀傷的疑問：
我們要越過的山嶺
是多麽陡峭……
我們要跋涉多遠
經過陌生的國度
感覺如此疲憊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間譜寫《馬槽》，聽見一輛車停在房前。我從窗戶望出去，三名德國軍官下車走近房子。他們敲了前門，問我是否在家。我擔心朋友或許會隱瞞我在家的事實，怕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於是我朝著樓下喊道：「請他們上來。」當我聽見上樓的腳步聲，心想這也許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軍官進了我的房間，他們併攏鞋跟，行了希特勒的舉手禮。兩名軍官還很年輕，另一名是中年軍官，全都穿著幹淨的製服和閃亮的靴子。他們是營養充足的壯漢，似乎把我的小房間給塞滿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舉止有禮，甚至帶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