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們是來向你表示敬意的。我們十分仰慕你的音樂，曾經從父母那裏聽說過卡薩爾斯，他們曾聽過你的音樂會。我們想知道你是否過得舒適，是否缺少什麽東西。也許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說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麽。我心中納悶他們究竟有何意圖。
他們好奇地打量著我的房間，其中最年長的那人顯然是領頭的，他問我：「你為什麽留在這樣狹小簡陋的住處？為什麽不回西班牙？」
我說：「我反對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勢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會回去。可是如果我現在回去，我就得表達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說出自己信念的人會被關進監獄，甚至更慘。」
「可是你肯定不會想要住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鎮，這裏甚至沒有人聽你的音樂。」
「我在這裏是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他們旋即切入正題，說道：「你知道，你在德國很受敬愛，人人都知道你的音樂。而我們代表政府來邀請你去德國為德國人民演奏。」
我說：「恐怕我不能去。」
「為什麽呢？」
「因為我對去德國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樣。」
一陣沉默，氣氛緊張。他們交換眼神，我感覺到他們在克製自己。
然後領頭的那名軍官說：「你對德國有錯誤的看法。元首對藝術及藝術家的福祉極為重視，他尤其熱愛音樂。如果你到柏林來，他會親自去聽你的演奏。你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我們接到命令來告訴你，有一列鐵路專車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這些人不像在恐嚇，反而顯得可笑。他們居然以為一列鐵路專車就能改變我的決定！這種想法是那麽粗糙，那麽幼稚。我說：「不，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們要知道，我最近為風濕病所苦，目前無法舉行任何演奏會。」
過了一會兒，他們放棄了說服我的嚐試。
接著，領頭的軍官問我能否幫他們在照片上簽名。我推斷他們是要拿給上級看，證明來過這裏，就照辦了。
「既然我們在這裏，」他又說，「也許你願意賞個臉，為我們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納粹軍官其實是想聽我演奏。
我告訴他，我肩膀的風濕毛病讓我無法演奏。
他走到鋼琴前麵，坐下來，彈了一段巴赫的詠嘆調。等他彈完，他說：「我們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嗎？」
我把大提琴從琴匣裏取出，放在床上。
他們盯著我的大提琴看。「這就是你在德國演奏時用的樂器嗎？」
我說是的。
他們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兩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後他們總算離開了。可是他們上了車，並沒有馬上開走，而是在車子裏坐了好幾分鍾，又下車，朝著屋子走回來。我走到門廊上，看看他們想做什麽，他們請我繼續站在那裏，然後照了好幾張相。我猜他們是想拿這些照片作為他們來過此地的另一項證明。之後，他們就開車離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後，普拉德的氣氛一日比一日緊張。法國抗德遊擊隊在周圍鄉間的活動愈加頻繁，德軍以無情的手段猛烈地報復任何疑似協助遊擊隊的人。幾乎每天都聽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質遭到射殺。有一天，一個年輕人偷偷來見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兒訂了婚，是維希政府民兵的一員。他才十七歲，加入民兵團是為了避免被送到德國服勞役。他非常激動。
這個年輕人告訴我，民兵隊長通知他，在普拉德隨時會有大拘捕。民兵隊長說我也在逮捕名單之列。「我們會給那個卡薩爾斯一個教訓，」隊長說，「讓他知道反對我們會有什麽下場。」
那個年輕人很勇敢地為我說話。「卡薩爾斯是個音樂家，不是個政治人物。」他告訴隊長，「如果你傷害他，民眾永遠不會忘記。」他相信這番抗議發生了一點兒作用，但他沒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話，快去躲起來。
我謝謝他跟我說這些，且盡我所能讓他冷靜下來。
在那之後不久，衝突到了頂點。納粹在一次野蠻報復行動中，燒毀了附近一座村莊，槍殺了許多居民。幾個晚上之後，一群遊擊隊員衝進普拉德，攻擊納粹秘密警察總部，殺死了兩名軍官，並擊傷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確信納粹將會在普拉德進行殘酷的報復，鎮上瀰漫著恐怖氣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韋德拉和我自忖隨時會被逮捕。
隨後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這件意料之外的事會決定眾人的命運。普拉德的鎮長是個退伍軍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見指揮這一區的德國將領，說他個人願意承擔起普拉德遭遊擊隊突襲的責任，前來自首。德國將軍顯然很佩服這位鎮長的舉動。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鎮長沒有被收押，納粹也沒有對普拉德的居民採取任何行動！幾個月之後，當德軍從鎮上撤離後，那位鎮長竟被視為通敵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長期監禁。這就是戰爭的荒誕！
普拉德重獲自由之後，那個曾為我挺身而出的年輕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敵。當我得知他被審判，我寫信給法庭的審判長，表示我想做證為他辯護。我被傳喚去佩皮尼昂，在審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輕民兵之外，還有三個年輕人也一併以通敵的罪名接受審判。我跟他們坐在法庭裏同一張長凳上。知道這些年輕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麽令人難過！他們當中有三個人被判死刑，是的，他們被槍決了。隻有我為其做證的那個年輕人得以倖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幾年後獲釋，出獄後他來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說。我跟他說也許我隻是償還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許他也曾救了我一命。
我說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麽。我心中納悶他們究竟有何意圖。
他們好奇地打量著我的房間，其中最年長的那人顯然是領頭的，他問我：「你為什麽留在這樣狹小簡陋的住處？為什麽不回西班牙？」
我說：「我反對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勢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會回去。可是如果我現在回去，我就得表達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說出自己信念的人會被關進監獄，甚至更慘。」
「可是你肯定不會想要住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鎮，這裏甚至沒有人聽你的音樂。」
「我在這裏是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他們旋即切入正題，說道：「你知道，你在德國很受敬愛，人人都知道你的音樂。而我們代表政府來邀請你去德國為德國人民演奏。」
我說：「恐怕我不能去。」
「為什麽呢？」
「因為我對去德國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樣。」
一陣沉默，氣氛緊張。他們交換眼神，我感覺到他們在克製自己。
然後領頭的那名軍官說：「你對德國有錯誤的看法。元首對藝術及藝術家的福祉極為重視，他尤其熱愛音樂。如果你到柏林來，他會親自去聽你的演奏。你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我們接到命令來告訴你，有一列鐵路專車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這些人不像在恐嚇，反而顯得可笑。他們居然以為一列鐵路專車就能改變我的決定！這種想法是那麽粗糙，那麽幼稚。我說：「不，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們要知道，我最近為風濕病所苦，目前無法舉行任何演奏會。」
過了一會兒，他們放棄了說服我的嚐試。
接著，領頭的軍官問我能否幫他們在照片上簽名。我推斷他們是要拿給上級看，證明來過這裏，就照辦了。
「既然我們在這裏，」他又說，「也許你願意賞個臉，為我們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納粹軍官其實是想聽我演奏。
我告訴他，我肩膀的風濕毛病讓我無法演奏。
他走到鋼琴前麵，坐下來，彈了一段巴赫的詠嘆調。等他彈完，他說：「我們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嗎？」
我把大提琴從琴匣裏取出，放在床上。
他們盯著我的大提琴看。「這就是你在德國演奏時用的樂器嗎？」
我說是的。
他們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兩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後他們總算離開了。可是他們上了車，並沒有馬上開走，而是在車子裏坐了好幾分鍾，又下車，朝著屋子走回來。我走到門廊上，看看他們想做什麽，他們請我繼續站在那裏，然後照了好幾張相。我猜他們是想拿這些照片作為他們來過此地的另一項證明。之後，他們就開車離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後，普拉德的氣氛一日比一日緊張。法國抗德遊擊隊在周圍鄉間的活動愈加頻繁，德軍以無情的手段猛烈地報復任何疑似協助遊擊隊的人。幾乎每天都聽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質遭到射殺。有一天，一個年輕人偷偷來見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兒訂了婚，是維希政府民兵的一員。他才十七歲，加入民兵團是為了避免被送到德國服勞役。他非常激動。
這個年輕人告訴我，民兵隊長通知他，在普拉德隨時會有大拘捕。民兵隊長說我也在逮捕名單之列。「我們會給那個卡薩爾斯一個教訓，」隊長說，「讓他知道反對我們會有什麽下場。」
那個年輕人很勇敢地為我說話。「卡薩爾斯是個音樂家，不是個政治人物。」他告訴隊長，「如果你傷害他，民眾永遠不會忘記。」他相信這番抗議發生了一點兒作用，但他沒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話，快去躲起來。
我謝謝他跟我說這些，且盡我所能讓他冷靜下來。
在那之後不久，衝突到了頂點。納粹在一次野蠻報復行動中，燒毀了附近一座村莊，槍殺了許多居民。幾個晚上之後，一群遊擊隊員衝進普拉德，攻擊納粹秘密警察總部，殺死了兩名軍官，並擊傷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確信納粹將會在普拉德進行殘酷的報復，鎮上瀰漫著恐怖氣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韋德拉和我自忖隨時會被逮捕。
隨後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這件意料之外的事會決定眾人的命運。普拉德的鎮長是個退伍軍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見指揮這一區的德國將領，說他個人願意承擔起普拉德遭遊擊隊突襲的責任，前來自首。德國將軍顯然很佩服這位鎮長的舉動。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鎮長沒有被收押，納粹也沒有對普拉德的居民採取任何行動！幾個月之後，當德軍從鎮上撤離後，那位鎮長竟被視為通敵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長期監禁。這就是戰爭的荒誕！
普拉德重獲自由之後，那個曾為我挺身而出的年輕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敵。當我得知他被審判，我寫信給法庭的審判長，表示我想做證為他辯護。我被傳喚去佩皮尼昂，在審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輕民兵之外，還有三個年輕人也一併以通敵的罪名接受審判。我跟他們坐在法庭裏同一張長凳上。知道這些年輕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麽令人難過！他們當中有三個人被判死刑，是的，他們被槍決了。隻有我為其做證的那個年輕人得以倖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幾年後獲釋，出獄後他來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說。我跟他說也許我隻是償還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許他也曾救了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