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韋德拉還是設法替我們弄到了護照和尚普蘭號的船票。當我們正準備前往碼頭時，壞消息傳來：德軍的飛機把尚普蘭號炸沉了！
我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們全都又餓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爾多找到旅館房間或其他棲身之處——就連在咖啡館都買不到食物。我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普拉德。我們又回到計程車上。回程顯得無比漫長，路上擠滿了軍隊和難民，我們的車子緩緩爬行，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裏我們睡在車上，終於在第二天午夜抵達普拉德。
當我們把車開到豪華旅館前麵時，發現大門緊鎖。阿拉韋德拉用力敲門，旅館老闆在一扇窗戶裏張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們回來的原因，老闆說我們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阿拉韋德拉問我們能否要幾張床過夜，並告訴老闆我生病了。
「德軍隨時可能抵達，」老闆說，「要是他們知道我曾經收容卡薩爾斯怎麽辦？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的敵人，我得顧及我的家人。」
此時鄰近一家菸草店鋪的老闆被我們吵醒了，他願意收留我們過一夜。「你們得理解一下，」他說，「我沒有多餘的床鋪，可是你們至少不必露宿街頭。」
於是我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許多年來，眾人都對我十分慷慨，給了我許多禮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個菸草商讓我們在他樸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為珍貴。
第二天，我們在普拉德的一間公寓找到暫時棲身之處，不久後，我們設法在鎮郊租到一棟房屋。那是棟小小的雙層樓房，離街道有點兒距離，周圍是迷人的古老庭園和樹木。阿拉韋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樓，我搬進屋簷下的房間，帶著我的大提琴和我買的一架舊鋼琴。這棟屋子叫作科雷特別墅，往後十年我就住在那裏。
隨著法國投降，維希政府[1]在年邁的貝當元帥的領導下成立，我們在普拉德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雖然法國南部尚未被納粹占領，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敵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權力。我再度試圖盡可能地協助集中營裏的西班牙難民，在佩皮尼昂、馬賽和其他城鎮舉行慈善獨奏會，可是要幫助他們越來越難。那些難民的惡劣處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許多人被迫在所謂的勞動大隊工作，那其實比有組織的奴役好不到哪裏去。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身邊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民眾公然對我表現出敵意，另一些原本與我友好的民眾從我身邊經過時會別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知道他們害怕若跟我有關聯，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澀的日子，我不時覺得衰老且與世隔絕。
事實上，外界顯然也有些人與人隔絕了，至少可以說他們無從得知我的情況。後來我聽說美國刊載了一篇報導，大意是說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裏受苦，等待處決！是的，事情永遠可能比實際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寫了一封信給《紐約時報》否認那則謠傳，說我仍是自由之身，並且不時為難民舉辦慈善獨奏會，那時埃森伯格已經移民美國。
當然，生活並不全是那麽淒涼。我想，即便是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活也不會全然淒涼。普拉德居民當中有少數朋友還是會偷偷來看我，他們的來訪溫暖了我的心。再說，我有阿拉韋德拉和科雷特別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還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隆尼亞人和我保持聯繫。其中之一是我親愛的老友——詩人加索，他是共和國時期加泰隆尼亞政府的文化部長。有一次，我們長久的戰友情誼給我們帶來了麻煩！跟加索為友期間，我們總是能給彼此靈感，隻要我們聚在一起，就會想出令人興奮的主意。在普拉德時，有一天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主意。距離鎮上幾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腳下，坐落著古老的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那是一棟建於九世紀的加泰隆尼亞修道院，在中古時期成為藝術與宗教中心。後來幾個世紀裏，這座被廢棄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變得破敗。在西班牙共和國時期，加泰隆尼亞裏波爾鎮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鍾架設在修道院的塔樓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們現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鍾敲響，就能作為一種愛國的表示，讓我們的同胞知道加泰隆尼亞的愛國精神永遠不死。這是個多好的主意啊！於是我們就去把鍾敲響了。那一刻我永遠難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詳的柱子和拱門之間，陰影下的迴廊石板已經被磨損，而洪亮的鍾聲響徹四周的山坡！可是維希政府當局不像我們那麽欣賞那一刻。當他們從當地居民那兒得知我們做的事，一場風波湧起，佩皮尼昂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我和加索是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指稱我們是刺客！當然，我們什麽也不是。我們一個是加泰隆尼亞詩人，一個是加泰隆尼亞音樂家。
當時我們唯一的定期消息來源是維希政府的宣傳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報紙。讀這些報紙令人無比沮喪，就跟收聽維希政府所掌控的廣播一樣。不過，我們還有另一個非官方的消息來源，那就是英國廣播公司，就算在最艱苦的時刻，它總能維持我們的士氣，鼓舞我們的希望。我們那麽珍惜倫敦播送的每一則夜間新聞！一九四一年，我們從英國廣播公司得知俄國和美國加入了對抗軸心國的戰爭，那時我們就知道擊潰法西斯黑暗勢力隻是時間問題。次年我們也是從英國廣播公司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包括盟軍軍力提升、納粹在史達林格勒慘敗、英美聯軍在北非大勝。聽到這些新聞我們是何等雀躍！
我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們全都又餓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爾多找到旅館房間或其他棲身之處——就連在咖啡館都買不到食物。我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普拉德。我們又回到計程車上。回程顯得無比漫長，路上擠滿了軍隊和難民，我們的車子緩緩爬行，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裏我們睡在車上，終於在第二天午夜抵達普拉德。
當我們把車開到豪華旅館前麵時，發現大門緊鎖。阿拉韋德拉用力敲門，旅館老闆在一扇窗戶裏張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們回來的原因，老闆說我們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阿拉韋德拉問我們能否要幾張床過夜，並告訴老闆我生病了。
「德軍隨時可能抵達，」老闆說，「要是他們知道我曾經收容卡薩爾斯怎麽辦？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的敵人，我得顧及我的家人。」
此時鄰近一家菸草店鋪的老闆被我們吵醒了，他願意收留我們過一夜。「你們得理解一下，」他說，「我沒有多餘的床鋪，可是你們至少不必露宿街頭。」
於是我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許多年來，眾人都對我十分慷慨，給了我許多禮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個菸草商讓我們在他樸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為珍貴。
第二天，我們在普拉德的一間公寓找到暫時棲身之處，不久後，我們設法在鎮郊租到一棟房屋。那是棟小小的雙層樓房，離街道有點兒距離，周圍是迷人的古老庭園和樹木。阿拉韋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樓，我搬進屋簷下的房間，帶著我的大提琴和我買的一架舊鋼琴。這棟屋子叫作科雷特別墅，往後十年我就住在那裏。
隨著法國投降，維希政府[1]在年邁的貝當元帥的領導下成立，我們在普拉德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雖然法國南部尚未被納粹占領，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敵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權力。我再度試圖盡可能地協助集中營裏的西班牙難民，在佩皮尼昂、馬賽和其他城鎮舉行慈善獨奏會，可是要幫助他們越來越難。那些難民的惡劣處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許多人被迫在所謂的勞動大隊工作，那其實比有組織的奴役好不到哪裏去。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身邊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民眾公然對我表現出敵意，另一些原本與我友好的民眾從我身邊經過時會別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知道他們害怕若跟我有關聯，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澀的日子，我不時覺得衰老且與世隔絕。
事實上，外界顯然也有些人與人隔絕了，至少可以說他們無從得知我的情況。後來我聽說美國刊載了一篇報導，大意是說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裏受苦，等待處決！是的，事情永遠可能比實際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寫了一封信給《紐約時報》否認那則謠傳，說我仍是自由之身，並且不時為難民舉辦慈善獨奏會，那時埃森伯格已經移民美國。
當然，生活並不全是那麽淒涼。我想，即便是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活也不會全然淒涼。普拉德居民當中有少數朋友還是會偷偷來看我，他們的來訪溫暖了我的心。再說，我有阿拉韋德拉和科雷特別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還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隆尼亞人和我保持聯繫。其中之一是我親愛的老友——詩人加索，他是共和國時期加泰隆尼亞政府的文化部長。有一次，我們長久的戰友情誼給我們帶來了麻煩！跟加索為友期間，我們總是能給彼此靈感，隻要我們聚在一起，就會想出令人興奮的主意。在普拉德時，有一天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主意。距離鎮上幾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腳下，坐落著古老的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那是一棟建於九世紀的加泰隆尼亞修道院，在中古時期成為藝術與宗教中心。後來幾個世紀裏，這座被廢棄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變得破敗。在西班牙共和國時期，加泰隆尼亞裏波爾鎮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鍾架設在修道院的塔樓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們現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鍾敲響，就能作為一種愛國的表示，讓我們的同胞知道加泰隆尼亞的愛國精神永遠不死。這是個多好的主意啊！於是我們就去把鍾敲響了。那一刻我永遠難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詳的柱子和拱門之間，陰影下的迴廊石板已經被磨損，而洪亮的鍾聲響徹四周的山坡！可是維希政府當局不像我們那麽欣賞那一刻。當他們從當地居民那兒得知我們做的事，一場風波湧起，佩皮尼昂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我和加索是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指稱我們是刺客！當然，我們什麽也不是。我們一個是加泰隆尼亞詩人，一個是加泰隆尼亞音樂家。
當時我們唯一的定期消息來源是維希政府的宣傳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報紙。讀這些報紙令人無比沮喪，就跟收聽維希政府所掌控的廣播一樣。不過，我們還有另一個非官方的消息來源，那就是英國廣播公司，就算在最艱苦的時刻，它總能維持我們的士氣，鼓舞我們的希望。我們那麽珍惜倫敦播送的每一則夜間新聞！一九四一年，我們從英國廣播公司得知俄國和美國加入了對抗軸心國的戰爭，那時我們就知道擊潰法西斯黑暗勢力隻是時間問題。次年我們也是從英國廣播公司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包括盟軍軍力提升、納粹在史達林格勒慘敗、英美聯軍在北非大勝。聽到這些新聞我們是何等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