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些難民營裏的可怕情況時，我知道我隻有一個任務。連同幾個跟我一樣幸而能擁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著手組織為難民提供幫助。豪華旅館的房間成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開始寄信給在法國、英國、美國的各個組織及個人，我自己就寫了好幾百封，敘述這些難民的悲慘處境，請求對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我們得到的回應十分熱烈，食物、衣服、醫療用品和金錢湧至普拉德。我們不停地工作，夜以繼日，繼續處理無盡的書信，把一箱箱物資裝上卡車，送到那些難民營去。有時我會跟著卡車到難民營去，協助發放物資。當然，物資遠遠不夠，迫切需要這些物資的人有那麽多！
我盡可能常去難民營。盡管那些苦難慘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後我夜裏都無法入睡，但是我知道營中的難民多麽渴望有一個住在營外的同胞跟他們交談。我開始跟許多難民通信，因為路途遙遠，我無法定期去探視那些住在遠處集中營裏的難民。我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寫信和卡片，寄救濟金給他們，給他們一句鼓勵的話，試圖藉此減輕他們的苦難。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麽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麽感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何等的勇氣和尊嚴來承受他們的命運！
一段日子之後，加泰隆尼亞詩人霍安·阿拉韋德拉加入了這項工作，在巴塞隆納時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藝。在共和國時期，他曾是總統康帕尼斯的助手，戰爭結束時，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穿過邊境逃脫了。他很熟悉難民營裏的情況，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自己就曾在難民營裏住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盡了辦法才出來。如今他也在豪華旅館租下一個房間，與我相鄰，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夥伴。他尤其關心我的健康，當時我有嚴重的頭痛及眩暈的毛病。他認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當然，我無力做得太多，事實上，和難民營中的人相比，我過得是多麽舒適！他給了我一根手杖，萬一我夜裏需要幫助，可以敲敲房間的牆壁。
偶爾，為了籌到足夠的救助基金，我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舉行慈善音樂會。我接獲許多邀請，要我去其他國家演奏，但我無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離開都不過幾天而已。再者，我當時覺得演奏真是很困難，因為我寫了太多信，以至於雙手容易顫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半年，我擔心的災難降臨了，我曾經發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進軍西班牙，將會發生什麽事。希特勒入侵波蘭，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和美國的音樂家及友人紛紛寫信給我，勸我離開法國，到他們的國家定居。他們如此關懷我的福祉，並給予讓我繼續從事音樂工作的良好機會，我深受感動。我記得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邀約，以大約二十五萬美元的酬勞請我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時候，此刻我都更應該留在法國。我的音樂事業在法國展開，在那之後世上所有的門都為我敞開，我許多親愛的老友和舊識都在這裏。這裏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她蒙難之際，我怎麽能夠離開她？更重要的是，我對難民營裏那些同胞負有責任。我繼續跟那些難民一起工作，偶爾舉辦慈善音樂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戰情出現不幸的轉折，使我麵臨一個重大的新情況。希特勒的軍隊突然轉向西方，一個月之內，他們橫掃了荷蘭和比利時，並且深入法國。盟軍在各戰線節節後退。法國的抵禦似乎就要瓦解，傳言是因為高階人士賣國。六月初的某天，我們接獲消息，說德軍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國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國就要投降了。也有報導說佛朗哥隨時會對法國宣戰，跨越庇裏牛斯山，占領法屬加泰隆尼亞。
阿拉韋德拉和我決定離開普拉德，如果留下來，顯然我們將落入納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聽說我們能夠搭船離開，尚普蘭號會從波爾多駛往美國，隨時可能啟程。可是我們要如何抵達波爾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眾交通運輸方式全部停擺。阿拉韋德拉找到兩位願意跑一趟的計程車司機。我們燒掉檔案中所有的書信，因為我們害怕會連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軍隊進入普拉德，他們可能會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點兒個人物品之後，我們連同阿拉韋德拉的妻兒和幾個朋友，一起搭乘兩輛計程車離開了。
在波爾多我們見到一片混亂。好幾千人在城裏亂跑，許多人是為了躲避德軍而向南方逃，試圖離開這個國家。街道上滿是載著家具和其他個人物品的卡車、馬車和汽車。到處都極端混亂。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說納粹的裝甲師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說這座城市很快就會遭到轟炸。阿拉韋德拉設法為我們這群人取得護照，我病得太厲害，幫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爾托就在波爾多，前去拜訪。阿拉韋德拉知道柯爾托認識法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請他幫助我們，可是柯爾托竟然說他無能為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病得有多重，他隻說：「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祝他安好。」柯爾托並沒有來看我。當時我無法理解他的行為，然而沒多久，柯爾托就成為與納粹合作的通敵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樣對我。有些人出於恐懼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實在很可怕。
我盡可能常去難民營。盡管那些苦難慘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後我夜裏都無法入睡，但是我知道營中的難民多麽渴望有一個住在營外的同胞跟他們交談。我開始跟許多難民通信，因為路途遙遠，我無法定期去探視那些住在遠處集中營裏的難民。我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寫信和卡片，寄救濟金給他們，給他們一句鼓勵的話，試圖藉此減輕他們的苦難。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麽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麽感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何等的勇氣和尊嚴來承受他們的命運！
一段日子之後，加泰隆尼亞詩人霍安·阿拉韋德拉加入了這項工作，在巴塞隆納時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藝。在共和國時期，他曾是總統康帕尼斯的助手，戰爭結束時，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穿過邊境逃脫了。他很熟悉難民營裏的情況，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自己就曾在難民營裏住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盡了辦法才出來。如今他也在豪華旅館租下一個房間，與我相鄰，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夥伴。他尤其關心我的健康，當時我有嚴重的頭痛及眩暈的毛病。他認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當然，我無力做得太多，事實上，和難民營中的人相比，我過得是多麽舒適！他給了我一根手杖，萬一我夜裏需要幫助，可以敲敲房間的牆壁。
偶爾，為了籌到足夠的救助基金，我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舉行慈善音樂會。我接獲許多邀請，要我去其他國家演奏，但我無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離開都不過幾天而已。再者，我當時覺得演奏真是很困難，因為我寫了太多信，以至於雙手容易顫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半年，我擔心的災難降臨了，我曾經發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進軍西班牙，將會發生什麽事。希特勒入侵波蘭，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和美國的音樂家及友人紛紛寫信給我，勸我離開法國，到他們的國家定居。他們如此關懷我的福祉，並給予讓我繼續從事音樂工作的良好機會，我深受感動。我記得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邀約，以大約二十五萬美元的酬勞請我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時候，此刻我都更應該留在法國。我的音樂事業在法國展開，在那之後世上所有的門都為我敞開，我許多親愛的老友和舊識都在這裏。這裏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她蒙難之際，我怎麽能夠離開她？更重要的是，我對難民營裏那些同胞負有責任。我繼續跟那些難民一起工作，偶爾舉辦慈善音樂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戰情出現不幸的轉折，使我麵臨一個重大的新情況。希特勒的軍隊突然轉向西方，一個月之內，他們橫掃了荷蘭和比利時，並且深入法國。盟軍在各戰線節節後退。法國的抵禦似乎就要瓦解，傳言是因為高階人士賣國。六月初的某天，我們接獲消息，說德軍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國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國就要投降了。也有報導說佛朗哥隨時會對法國宣戰，跨越庇裏牛斯山，占領法屬加泰隆尼亞。
阿拉韋德拉和我決定離開普拉德，如果留下來，顯然我們將落入納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聽說我們能夠搭船離開，尚普蘭號會從波爾多駛往美國，隨時可能啟程。可是我們要如何抵達波爾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眾交通運輸方式全部停擺。阿拉韋德拉找到兩位願意跑一趟的計程車司機。我們燒掉檔案中所有的書信，因為我們害怕會連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軍隊進入普拉德，他們可能會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點兒個人物品之後，我們連同阿拉韋德拉的妻兒和幾個朋友，一起搭乘兩輛計程車離開了。
在波爾多我們見到一片混亂。好幾千人在城裏亂跑，許多人是為了躲避德軍而向南方逃，試圖離開這個國家。街道上滿是載著家具和其他個人物品的卡車、馬車和汽車。到處都極端混亂。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說納粹的裝甲師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說這座城市很快就會遭到轟炸。阿拉韋德拉設法為我們這群人取得護照，我病得太厲害，幫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爾托就在波爾多，前去拜訪。阿拉韋德拉知道柯爾托認識法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請他幫助我們，可是柯爾托竟然說他無能為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病得有多重，他隻說：「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祝他安好。」柯爾托並沒有來看我。當時我無法理解他的行為，然而沒多久，柯爾托就成為與納粹合作的通敵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樣對我。有些人出於恐懼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實在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