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倘若無法籌得必要的資金成立這個樂團，那我就用自己的儲蓄。我到樂師工會去，問他們目前的待遇。那個數字低得嚇人。「這怎麽能養活一家人？」我問。他們說：「我們得兼差做別的工作。在巴塞隆納，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告訴他們：「好，我們要改變這個情況。在我的樂團裏，每個樂師都會拿到這個數目的兩倍。」
我在城裏到處尋找樂師，聽了許多人試奏。有樂團經驗的人很少，有些從沒參與過職業演奏，但這並非我的挑選標準。我選擇樂師是根據他們的潛力。最後我選出八十八位，他們構成「帕烏·卡薩爾斯管弦樂團」的雛形。
使用加泰隆尼亞語的名字「帕烏（pau）」為樂團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語的「巴保羅（pablo）」，對我來說很自然。小時候，在加泰隆尼亞地區還習慣使用西班牙語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羅。可是後來我更喜歡自己的加泰隆尼亞語名字，畢竟這才是我們同胞的真正語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經紀人說，我想在巡迴演奏會中使用「帕烏」這個名字，可是他們會爭辯：「觀眾已經知道你是巴保羅·卡薩爾斯，沒有人知道帕烏·卡薩爾斯是誰。」如今替我自己的樂團命名時，我不再受此限製。
我告訴被挑選出來的那八十八名樂師：「為這座城市帶來加泰隆尼亞人民應得的音樂，就是我們樂團的目的！」
我跟那些樂師形成默契，每天排練兩次，上午九點和下午五點。可是，就在預定進行首次排練的前一天，災難降臨到我身上。前幾個月組織樂團的壓力太大了，挫折不斷，並且瑣碎事務繁多。經歷了太多失眠的夜晚、過多焦慮的白天，我病了。醫生說我是由於神經衰弱而病倒的。在這之後，我的病由於一個不幸的插曲而惡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嚴重發炎，一位眼科名醫給我治療。他給我注射了某種藥劑，那一針剛打下去，我的頭就倒向一邊，無法動彈。我開始大量出汗，床墊都濕透了。幾個小時之後，那位醫生的護士來了，她不知道我已經打過一針，又給我打了一針。在那之後，我就完全無法動彈了。家人見我病得那麽嚴重，就把我們自己的醫生請來。聽說了那兩針，他大為震驚，說我被注射的劑量足以殺死一匹馬！於是當我的樂團終於準備開始工作時，我卻隻能無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練，在心理上會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如果我在這個關鍵時刻未能按計劃進行，整個樂團可能就會瓦解。我沒有告知那些樂師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們聚集在音樂廳裏，我才請人帶了消息去，請他們仍舊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們。
第一個星期過去，我關照要讓樂團的所有成員都拿到薪水。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他們繼續集合了一周，然後幾個代表來看我。「大師，」他們說，「我們不能再接受這樣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錢了，我們不能拿你的錢，卻什麽也不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我告訴他們：「謝謝你們過來，可是我得堅持事情必須如此。你們遵守你們對合約的承諾，我也遵守我的承諾。樂團成員應在每天九點和五點繼續集合，直到我好起來，能夠指揮排練。」我想讓他們了解我對這整件事有多麽認真。
於是日復一日，我仍舊臥病在床，他們繼續集合。有時他們會討論不同的樂曲，擔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爾也會指揮一些曲目。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過了兩個月，到了要放暑假的時候，我漸漸康復，可以去對樂團講話了。我感謝他們對我展現出的信心，我也告訴他們期待能在秋天和他們一起工作。如今，我知道他們明白了，在組建新樂團這件事上我是認真的。
那年秋天，我們開始認真排練。那些缺少樂團演奏經驗的樂師要學的很多，而那些有一點兒經驗的，由於得改掉壞習慣，要學的也許更多！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練習。一開始，我花了很多個小時訓練樂團基礎。我選了華格納的《女武神的騎行》，這是許多樂師背熟了的作品，而他們習慣馬虎而走調地演奏，我和他們把這首曲子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們能夠了解，抓住每個音符並且懷著尊重來對待這些音符有多麽重要。
我也強調每名樂師一方麵必須學著像個獨奏家那樣演奏，另一方麵則要時時自覺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感受身為團體的一員、共同合作、以達到美的極致；人類這種團隊工作的特質總是帶給身為指揮的我一種喜悅，任何獨奏演出都無法複製這種喜悅。
「我們共享一份很大的榮耀，」我告訴那些樂師，「這份榮耀在於讓傑出的作品獲得生命。我們也共擔一份神聖的責任，肩負著以十足的誠篤來詮釋這些傑作的義務。」
要當一名真正的指揮家，必須正確地詮釋作品。首先，一個指揮家必須完全了解他要演奏的作品，不僅要了解演奏該作品的所有技術，以及每一種樂器的角色，還得了解這音樂的內在意蘊，以及該作品的整體性質。這份了解不能是靜止的，必須不斷成長，一如生命本身。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揮過多少次，每次為演出做準備時我都會深入研究，在排練前花幾天乃至幾個星期的時間在樂譜上做註記，仿佛我是第一次指揮這首作品。而我總是會有新的發現。帶我自己的樂團，我當然也遵照這一程序。
我在城裏到處尋找樂師，聽了許多人試奏。有樂團經驗的人很少，有些從沒參與過職業演奏，但這並非我的挑選標準。我選擇樂師是根據他們的潛力。最後我選出八十八位，他們構成「帕烏·卡薩爾斯管弦樂團」的雛形。
使用加泰隆尼亞語的名字「帕烏（pau）」為樂團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語的「巴保羅（pablo）」，對我來說很自然。小時候，在加泰隆尼亞地區還習慣使用西班牙語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羅。可是後來我更喜歡自己的加泰隆尼亞語名字，畢竟這才是我們同胞的真正語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經紀人說，我想在巡迴演奏會中使用「帕烏」這個名字，可是他們會爭辯：「觀眾已經知道你是巴保羅·卡薩爾斯，沒有人知道帕烏·卡薩爾斯是誰。」如今替我自己的樂團命名時，我不再受此限製。
我告訴被挑選出來的那八十八名樂師：「為這座城市帶來加泰隆尼亞人民應得的音樂，就是我們樂團的目的！」
我跟那些樂師形成默契，每天排練兩次，上午九點和下午五點。可是，就在預定進行首次排練的前一天，災難降臨到我身上。前幾個月組織樂團的壓力太大了，挫折不斷，並且瑣碎事務繁多。經歷了太多失眠的夜晚、過多焦慮的白天，我病了。醫生說我是由於神經衰弱而病倒的。在這之後，我的病由於一個不幸的插曲而惡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嚴重發炎，一位眼科名醫給我治療。他給我注射了某種藥劑，那一針剛打下去，我的頭就倒向一邊，無法動彈。我開始大量出汗，床墊都濕透了。幾個小時之後，那位醫生的護士來了，她不知道我已經打過一針，又給我打了一針。在那之後，我就完全無法動彈了。家人見我病得那麽嚴重，就把我們自己的醫生請來。聽說了那兩針，他大為震驚，說我被注射的劑量足以殺死一匹馬！於是當我的樂團終於準備開始工作時，我卻隻能無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練，在心理上會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如果我在這個關鍵時刻未能按計劃進行，整個樂團可能就會瓦解。我沒有告知那些樂師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們聚集在音樂廳裏，我才請人帶了消息去，請他們仍舊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們。
第一個星期過去，我關照要讓樂團的所有成員都拿到薪水。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他們繼續集合了一周，然後幾個代表來看我。「大師，」他們說，「我們不能再接受這樣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錢了，我們不能拿你的錢，卻什麽也不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我告訴他們：「謝謝你們過來，可是我得堅持事情必須如此。你們遵守你們對合約的承諾，我也遵守我的承諾。樂團成員應在每天九點和五點繼續集合，直到我好起來，能夠指揮排練。」我想讓他們了解我對這整件事有多麽認真。
於是日復一日，我仍舊臥病在床，他們繼續集合。有時他們會討論不同的樂曲，擔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爾也會指揮一些曲目。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過了兩個月，到了要放暑假的時候，我漸漸康復，可以去對樂團講話了。我感謝他們對我展現出的信心，我也告訴他們期待能在秋天和他們一起工作。如今，我知道他們明白了，在組建新樂團這件事上我是認真的。
那年秋天，我們開始認真排練。那些缺少樂團演奏經驗的樂師要學的很多，而那些有一點兒經驗的，由於得改掉壞習慣，要學的也許更多！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練習。一開始，我花了很多個小時訓練樂團基礎。我選了華格納的《女武神的騎行》，這是許多樂師背熟了的作品，而他們習慣馬虎而走調地演奏，我和他們把這首曲子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們能夠了解，抓住每個音符並且懷著尊重來對待這些音符有多麽重要。
我也強調每名樂師一方麵必須學著像個獨奏家那樣演奏，另一方麵則要時時自覺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感受身為團體的一員、共同合作、以達到美的極致；人類這種團隊工作的特質總是帶給身為指揮的我一種喜悅，任何獨奏演出都無法複製這種喜悅。
「我們共享一份很大的榮耀，」我告訴那些樂師，「這份榮耀在於讓傑出的作品獲得生命。我們也共擔一份神聖的責任，肩負著以十足的誠篤來詮釋這些傑作的義務。」
要當一名真正的指揮家，必須正確地詮釋作品。首先，一個指揮家必須完全了解他要演奏的作品，不僅要了解演奏該作品的所有技術，以及每一種樂器的角色，還得了解這音樂的內在意蘊，以及該作品的整體性質。這份了解不能是靜止的，必須不斷成長，一如生命本身。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揮過多少次，每次為演出做準備時我都會深入研究，在排練前花幾天乃至幾個星期的時間在樂譜上做註記，仿佛我是第一次指揮這首作品。而我總是會有新的發現。帶我自己的樂團，我當然也遵照這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