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會由瓦爾特·達姆羅施指揮，帕德列夫斯基、克萊斯勒和我演奏貝多芬的《降b大調鋼琴三重奏》。西班牙女高音瑪麗亞·巴裏恩托斯、荷蘭女中音胡利婭·卡爾普，以及愛爾蘭男高音約翰·麥考馬克也參與了演出。音樂會即將結束時，我們把燈光全部熄滅，單留一支蠟燭在鋼琴上。偌大的劇院裏，隻有一支燭光在舞台上搖曳，然後帕德列夫斯基彈奏起蕭邦的《送葬進行曲》。
[1] 法國作曲家，近代「印象主義」音樂鼻祖，代表作管弦樂《大海》、鋼琴曲《練習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
第九章 音樂在巴塞隆納
音樂家也是人，他麵對生命的態度要比他的音樂更重要。
一戰結束後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個悲喜交集的經歷。這座輝煌的城市喚起我無數鮮活的回憶，當我走在城中美麗的大道和狹窄的小街上，周圍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親切而熟悉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是個想開展事業的年輕人，在世紀之交和拉穆盧管弦樂團於此地首次演出。在這裏，我和鮑爾、皮卡爾上校、柯爾托、蒂博和許多其他親愛的友人首次相遇。雖然離開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這段過往同時也遙遠如夢，我知道那屬於一個無法尋回的過去。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在莫裏托別墅的房子。離開巴黎前，我把許多私人物品裝箱，寄放在一個小倉庫裏。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領回。眼前所見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亂！那些箱子被人打開過，我的書籍、音樂作品和書信四下散落，大多書信不知所終，包括我從好友、老同事與舊識那兒收到的幾十封信，如格拉納多斯、聖桑、理查·施特勞斯、朱利葉斯·隆特根、莫爾和其他人的來信。這些信件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它們記錄了美好的時光以及我們曾分享的親密思緒，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亂動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訴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們搜查過我的私人物品，還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全拿走了。他們究竟懷疑我哪一點，我仍然不知道，也許單單是身為外國人這一點就夠了。戰時，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抱著尋回這些信件的希望，我寫了好幾封信給法國政府機關。我的信也許存放在他們的官方檔案中，說不定如今還在那裏。不久之前，我一個朋友嚐試跟擔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檔案裏，可是沒有結果。總之，我從未得到政府機關的回音，也不曾再見到那些信……
住在國外那二十年裏，我知道我遲早會回到加泰隆尼亞定居。當我回到聖薩爾瓦多，我常和母親討論我該何時返鄉定居，她會說：「等時候到了，你會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時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隆納住下來，就此進入我音樂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在許多方麵，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階段。
我回到巴塞隆納時，這座城市有兩個交響樂團。他們沒有固定的演出日程，隻在特殊場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練。當我聽他們演奏時，對這樣一座大城市居然沒有更好的樂團感到震驚。歐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弦樂團，為什麽巴塞隆納沒有？
我問其中一個樂團的指揮，是否能做點兒什麽來改善這一情況。他說：「你離開太久了，對現在的巴塞隆納不怎麽了解。這兒沒有人才供以組成更好的樂團。」我去找另一個樂團的指揮，他的回答也一樣。
我告訴那兩位指揮，我很樂意盡我所能來協助他們。我還說，如果他們願意，我可以為他們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財力支援，我也會籌措。但他們不感興趣。
起初我絲毫無意成立自己的管弦樂團。的確，我對指揮具有熱情，我想這可以追溯到我還在父親的合唱團裏唱歌的時候。這些年來，我曾經在巴黎、倫敦、紐約、維也納，以及其他城市指揮過。大提琴從未令我全然滿足，現在也一樣。不僅是因為大提琴演奏必須不斷練習，以及演出前那要命的緊張，還因為演奏這件樂器本身有些限製。不受限製的樂器是管弦樂團，它包含了所有的樂器。在我早期的音樂生涯中，我曾寫信給作曲家朋友隆特根：「到目前為止，拉大提琴讓我如此快樂，如果能擁有最偉大的樂器——管弦樂團，那麽想想看，我會有多快樂！」不過，直到我在巴塞隆納遭到那兩位指揮的斷然拒絕，我才真正想要組成自己的管弦樂團。於是我決定：「好吧，如果他們不想建立一個好樂團，那我就自己來！」
做出決定是一回事，實施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一過程中，會碰到各種問題，我有心理準備，但自己將遇到哪些困難，卻毫無概念。大家習慣於維持現狀，總是有些人把改變視為對他們個人的威脅！我想在巴塞隆納成立一支新樂團的想法遭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反對。不管我是在音樂學院的教授、作曲家，還是在市民領袖當中尋求幫助，他們都告訴我沒人想要一個新樂團，或是這件事行不通。報紙上也刊載文章取笑我這個主意。實際上，沒有人願意提供財力支援。一個富翁跟我說：「跟音樂比起來，我比較喜歡鬥牛。」
幾個星期過去，我愈受挫折。隻有母親、弟弟恩立克和少數好友鼓勵我，而就連好友當中都有人說我繼續做此努力就有如堂吉訶德。不過，堂吉訶德本來也是個西班牙人。無論如何，我繼續向風車發起進攻！
[1] 法國作曲家，近代「印象主義」音樂鼻祖，代表作管弦樂《大海》、鋼琴曲《練習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
第九章 音樂在巴塞隆納
音樂家也是人，他麵對生命的態度要比他的音樂更重要。
一戰結束後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個悲喜交集的經歷。這座輝煌的城市喚起我無數鮮活的回憶，當我走在城中美麗的大道和狹窄的小街上，周圍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親切而熟悉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是個想開展事業的年輕人，在世紀之交和拉穆盧管弦樂團於此地首次演出。在這裏，我和鮑爾、皮卡爾上校、柯爾托、蒂博和許多其他親愛的友人首次相遇。雖然離開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這段過往同時也遙遠如夢，我知道那屬於一個無法尋回的過去。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在莫裏托別墅的房子。離開巴黎前，我把許多私人物品裝箱，寄放在一個小倉庫裏。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領回。眼前所見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亂！那些箱子被人打開過，我的書籍、音樂作品和書信四下散落，大多書信不知所終，包括我從好友、老同事與舊識那兒收到的幾十封信，如格拉納多斯、聖桑、理查·施特勞斯、朱利葉斯·隆特根、莫爾和其他人的來信。這些信件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它們記錄了美好的時光以及我們曾分享的親密思緒，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亂動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訴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們搜查過我的私人物品，還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全拿走了。他們究竟懷疑我哪一點，我仍然不知道，也許單單是身為外國人這一點就夠了。戰時，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抱著尋回這些信件的希望，我寫了好幾封信給法國政府機關。我的信也許存放在他們的官方檔案中，說不定如今還在那裏。不久之前，我一個朋友嚐試跟擔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檔案裏，可是沒有結果。總之，我從未得到政府機關的回音，也不曾再見到那些信……
住在國外那二十年裏，我知道我遲早會回到加泰隆尼亞定居。當我回到聖薩爾瓦多，我常和母親討論我該何時返鄉定居，她會說：「等時候到了，你會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時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隆納住下來，就此進入我音樂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在許多方麵，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階段。
我回到巴塞隆納時，這座城市有兩個交響樂團。他們沒有固定的演出日程，隻在特殊場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練。當我聽他們演奏時，對這樣一座大城市居然沒有更好的樂團感到震驚。歐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弦樂團，為什麽巴塞隆納沒有？
我問其中一個樂團的指揮，是否能做點兒什麽來改善這一情況。他說：「你離開太久了，對現在的巴塞隆納不怎麽了解。這兒沒有人才供以組成更好的樂團。」我去找另一個樂團的指揮，他的回答也一樣。
我告訴那兩位指揮，我很樂意盡我所能來協助他們。我還說，如果他們願意，我可以為他們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財力支援，我也會籌措。但他們不感興趣。
起初我絲毫無意成立自己的管弦樂團。的確，我對指揮具有熱情，我想這可以追溯到我還在父親的合唱團裏唱歌的時候。這些年來，我曾經在巴黎、倫敦、紐約、維也納，以及其他城市指揮過。大提琴從未令我全然滿足，現在也一樣。不僅是因為大提琴演奏必須不斷練習，以及演出前那要命的緊張，還因為演奏這件樂器本身有些限製。不受限製的樂器是管弦樂團，它包含了所有的樂器。在我早期的音樂生涯中，我曾寫信給作曲家朋友隆特根：「到目前為止，拉大提琴讓我如此快樂，如果能擁有最偉大的樂器——管弦樂團，那麽想想看，我會有多快樂！」不過，直到我在巴塞隆納遭到那兩位指揮的斷然拒絕，我才真正想要組成自己的管弦樂團。於是我決定：「好吧，如果他們不想建立一個好樂團，那我就自己來！」
做出決定是一回事，實施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一過程中，會碰到各種問題，我有心理準備，但自己將遇到哪些困難，卻毫無概念。大家習慣於維持現狀，總是有些人把改變視為對他們個人的威脅！我想在巴塞隆納成立一支新樂團的想法遭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反對。不管我是在音樂學院的教授、作曲家，還是在市民領袖當中尋求幫助，他們都告訴我沒人想要一個新樂團，或是這件事行不通。報紙上也刊載文章取笑我這個主意。實際上，沒有人願意提供財力支援。一個富翁跟我說：「跟音樂比起來，我比較喜歡鬥牛。」
幾個星期過去，我愈受挫折。隻有母親、弟弟恩立克和少數好友鼓勵我，而就連好友當中都有人說我繼續做此努力就有如堂吉訶德。不過，堂吉訶德本來也是個西班牙人。無論如何，我繼續向風車發起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