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貝兒,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飛機。」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筆費用,我也從未這樣想過,大衛有幾次乘私人飛機來看我,可我還是理智的,從未想過要花那麽多錢去什麽地方。
那確實是一大筆錢,因為時間倉促,我們隻能乘他們當時僅有的一架飛機,而那是一架大飛機。正當我們要登機時,我父親打來了電話。露易絲生了一個女孩。他說他會在斯坦斯德等我們,然後直接帶我們去醫院。盡管飛機已經備好了,我們也準備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點之前我們還是不能離開哥本哈根,因為在午夜之前我們不能回到英國,因為「境外免稅年」,更糟的是,我們的會計師通知我們,新的工黨政府廢除了「境外免稅年」。我們可以現在就放棄,如果我們繼續,我們應繳的稅收隻能免到新政策頒布之日。最後,算上所有額外的飛行費用,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家人,我想我們一分錢也沒省下來。
可憐的露易絲分娩不順利,最後醫生們隻能用產鉗把嬰兒拉了出來,因此小孩的頭成了奇怪的圓錐形,每個人都在說:「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裏想:「不,她不漂亮。」
大約淩晨四點鍾我們才得以休息。為了訓練不遲到,大衛一大早就飛回了曼徹斯特,我則回醫院陪了露易絲一天,然後乘飛機去了赫爾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離開英國,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樣冗長而毫無意義:我們得去倫敦參加彩票抽獎節目,因此我們離開赫爾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達倫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們在回奧斯陸的路上,工作人員已經在安排我們的下一次音樂會,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見到利伯蒂,這是露易絲在去醫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當時收音機裏正放著「神韻」演唱組的《幸運的人》。
在去醫院的路上,那應該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機響了。
「你好,維多利亞」——是安德魯·湯普森,「辣妹」的律師——「方便說話嗎」?
他並不總是這麽謹慎。
「什麽事」?
我能感覺到他停頓了一下。
「潔芮要離開樂隊了。」
這些話停留在我腦子裏的某個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這肯定是玩笑,這一定是個玩笑。
「噢,好吧。」
「不,這是當真的,維多利亞。潔芮要離開樂隊。她受夠了。她不想再回來了。」
我——真的——無法——相信。
「那麽我們得開個會。中午十二點,在我的辦公室,好嗎?」
如果當時有人給我拍張照,那絕對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嗎?我妹妹剛剛生了小孩,我現在正往她那兒去。對我來說,這比什麽都重要。我可不願意一天都待在律師的辦公室裏。很抱歉,但今晚在抽獎節目上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怎麽應付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亂套了。我們都試著給潔芮打電話,可是她的行動電話一直關機,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彩票抽獎是現場節目,一切都是麵向公眾的。最後,在彩排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馬克斯的家裏。至少,接電話的是他。我們一個一個地勸說她。我們說,好了,潔芮,我們一路走來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麽呀?我還記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讓馬克斯說服潔芮回到電話旁——可是馬克斯說潔芮不能再說話了,她已經上樓了,有點歇斯底裏。
「她身體顯得不太好。」他說。
「潔芮生病了」成了那個晚上的藉口。我們都相信潔芮隻是病了。我們甚至通過鏡頭向她揮手,笑得臉都快裂開了,我們祝她早日康復。
自己管理自己
接下來的幾天相當混亂。24小時內,我們從有一個忙忙碌碌的10個人的辦公室變成了隻有我們5個。我們每半個小時給我們的律師打一次電話。我們要動腦筋擬出一些文字材料。我們盡可能地劃分出不同的責任區。我負責財務。梅蘭妮·c負責巡演,梅蘭妮·b負責唱片公司事務,愛瑪負責慈善工作,潔芮負責聯繫贊助商。
我們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們非常需要有人來幫我們,哪怕隻是接電話。但是找誰呢?
當我們談論想找的這個人時,一個名字不斷地跳出來:維多利亞·威廉森。托莉曾經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徹斯特幫我偷偷出去和大衛度過了一晚的那個人——但是,從那以後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們年紀相仿——24歲——她的辦事效率非常高,我們很喜歡她。那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巧合,當我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她的簡歷已經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在巴塞隆納我們被外國媒體噓下了台。我們一直說表演的時候不要錄像——我是說,誰想讓鏡頭拍下她們的內褲?但是這必須首先要告訴攝影記者,而所有這些以前都由西蒙負責的。
我記得西蒙曾經說過,從你這裏拿走榮譽與給你榮譽一樣快,從那以後,我始終記著這句話。巴塞隆納那件事過後,我們確實非常害怕,但是我們決不可能退縮,我們會成功的。我們其他所有的戰鬥中,都勝了,為什麽不能贏得這場戰鬥呢?
回到倫敦後,我們和維京舉行了第一次大型會議。他們不可能允許類似巴塞隆納的事情再一次發生。我們習慣了維京懶散的作風,但是這一次大不一樣。他們嚇壞了。從他們的眼睛裏你能看出這一點。會議室裏大約有40個人,律師、所有部門的負責人以及高級管理層。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筆費用,我也從未這樣想過,大衛有幾次乘私人飛機來看我,可我還是理智的,從未想過要花那麽多錢去什麽地方。
那確實是一大筆錢,因為時間倉促,我們隻能乘他們當時僅有的一架飛機,而那是一架大飛機。正當我們要登機時,我父親打來了電話。露易絲生了一個女孩。他說他會在斯坦斯德等我們,然後直接帶我們去醫院。盡管飛機已經備好了,我們也準備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點之前我們還是不能離開哥本哈根,因為在午夜之前我們不能回到英國,因為「境外免稅年」,更糟的是,我們的會計師通知我們,新的工黨政府廢除了「境外免稅年」。我們可以現在就放棄,如果我們繼續,我們應繳的稅收隻能免到新政策頒布之日。最後,算上所有額外的飛行費用,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家人,我想我們一分錢也沒省下來。
可憐的露易絲分娩不順利,最後醫生們隻能用產鉗把嬰兒拉了出來,因此小孩的頭成了奇怪的圓錐形,每個人都在說:「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裏想:「不,她不漂亮。」
大約淩晨四點鍾我們才得以休息。為了訓練不遲到,大衛一大早就飛回了曼徹斯特,我則回醫院陪了露易絲一天,然後乘飛機去了赫爾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離開英國,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樣冗長而毫無意義:我們得去倫敦參加彩票抽獎節目,因此我們離開赫爾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達倫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們在回奧斯陸的路上,工作人員已經在安排我們的下一次音樂會,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見到利伯蒂,這是露易絲在去醫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當時收音機裏正放著「神韻」演唱組的《幸運的人》。
在去醫院的路上,那應該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機響了。
「你好,維多利亞」——是安德魯·湯普森,「辣妹」的律師——「方便說話嗎」?
他並不總是這麽謹慎。
「什麽事」?
我能感覺到他停頓了一下。
「潔芮要離開樂隊了。」
這些話停留在我腦子裏的某個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這肯定是玩笑,這一定是個玩笑。
「噢,好吧。」
「不,這是當真的,維多利亞。潔芮要離開樂隊。她受夠了。她不想再回來了。」
我——真的——無法——相信。
「那麽我們得開個會。中午十二點,在我的辦公室,好嗎?」
如果當時有人給我拍張照,那絕對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嗎?我妹妹剛剛生了小孩,我現在正往她那兒去。對我來說,這比什麽都重要。我可不願意一天都待在律師的辦公室裏。很抱歉,但今晚在抽獎節目上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怎麽應付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亂套了。我們都試著給潔芮打電話,可是她的行動電話一直關機,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彩票抽獎是現場節目,一切都是麵向公眾的。最後,在彩排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馬克斯的家裏。至少,接電話的是他。我們一個一個地勸說她。我們說,好了,潔芮,我們一路走來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麽呀?我還記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讓馬克斯說服潔芮回到電話旁——可是馬克斯說潔芮不能再說話了,她已經上樓了,有點歇斯底裏。
「她身體顯得不太好。」他說。
「潔芮生病了」成了那個晚上的藉口。我們都相信潔芮隻是病了。我們甚至通過鏡頭向她揮手,笑得臉都快裂開了,我們祝她早日康復。
自己管理自己
接下來的幾天相當混亂。24小時內,我們從有一個忙忙碌碌的10個人的辦公室變成了隻有我們5個。我們每半個小時給我們的律師打一次電話。我們要動腦筋擬出一些文字材料。我們盡可能地劃分出不同的責任區。我負責財務。梅蘭妮·c負責巡演,梅蘭妮·b負責唱片公司事務,愛瑪負責慈善工作,潔芮負責聯繫贊助商。
我們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們非常需要有人來幫我們,哪怕隻是接電話。但是找誰呢?
當我們談論想找的這個人時,一個名字不斷地跳出來:維多利亞·威廉森。托莉曾經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徹斯特幫我偷偷出去和大衛度過了一晚的那個人——但是,從那以後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們年紀相仿——24歲——她的辦事效率非常高,我們很喜歡她。那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巧合,當我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她的簡歷已經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在巴塞隆納我們被外國媒體噓下了台。我們一直說表演的時候不要錄像——我是說,誰想讓鏡頭拍下她們的內褲?但是這必須首先要告訴攝影記者,而所有這些以前都由西蒙負責的。
我記得西蒙曾經說過,從你這裏拿走榮譽與給你榮譽一樣快,從那以後,我始終記著這句話。巴塞隆納那件事過後,我們確實非常害怕,但是我們決不可能退縮,我們會成功的。我們其他所有的戰鬥中,都勝了,為什麽不能贏得這場戰鬥呢?
回到倫敦後,我們和維京舉行了第一次大型會議。他們不可能允許類似巴塞隆納的事情再一次發生。我們習慣了維京懶散的作風,但是這一次大不一樣。他們嚇壞了。從他們的眼睛裏你能看出這一點。會議室裏大約有40個人,律師、所有部門的負責人以及高級管理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