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個事情的結束，還多虧那些洋毛子。美國人派了兩艘軍艦前來，勒令閩、粵雙方立即停止械鬥，說如果抗拒不遵，美國人就和大清官兵內外夾擊，盡數殲滅。械鬥雙方怕了，作鳥獸散。
代理興泉永道的潘駿章報告說，泉州海邊有一個無人小島，名字叫鳥空園頭巾礁，英國人現在拿了前任道員的簽名的照會，要了這塊地，準備在那裏建造房屋，請示該怎麽辦。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國人攻陷廈門，占據了道署。《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人退出道署，準備在水操台造屋，因為那裏是福建水師操練士兵的地方，當地官員沒敢答應；後來，英國人又想要教場邊的一塊空地，也沒有得逞。鹹豐二年（1852），英國人又看上了鳥空園頭巾礁，前任興泉永道趙霖報告總督季芝昌後，同意用鳥空園頭巾礁換回教場。不久，英國領事柏達回國，事情就拖了下來。時隔八年，英國人拿著照會來索要鳥空園頭巾礁。潘駿章說不過英國人，就請示該怎麽辦。慶製軍委派前任興泉永道司徒伯芬赴泉州，會同潘駿章和英國人交涉。我對慶督說：「司徒道台雖然去了，但是這件事斷難挽回。英國人沒有事都要挑起事來，現在他們手中握有前任道員的照會，怎麽會輕易放棄？況且，犬羊之性，不會聽司徒伯芬講孔孟之道。此事關係到海疆與外夷，必須立即奏明朝廷。」剛好莊煥文也到了福州，對我的看法深表贊同，慶督這才將此事上奏朝廷。
如果答應英國人，讓他們在鳥空園頭巾礁建造房屋，他們一定會勾結土匪，窺探我國虛實，海關稅務也肯定大受影響，福建唯一的大宗收入也會沒了，那就會遺禍將來；如果堅持不給，那麽英國人就會指責我們失信，從而挑起事端，這樣就會禍在眼前。司徒伯芬回到福州匯報，說英國人堅持要地，他提出仍舊把廢棄的水操台給英國人，因為那裏地勢太低，已經廢置很久了，英國人還沒有答覆。司徒伯芬又聽說南台廣東商行有人和英國人關係密切，所以回省城請示慶督，請廣東人從中關說。慶督對伯芬說：「如果能讓英國人打消念頭，那是最好；否則，就設法拖延，不要說不給，也不要答應給。」慶督或許在想，隻要能拖到他離任，就萬事大吉了。我隻擔心，英國人未必肯上這個當，且看朝廷如何指示吧——說不定廣東人可以搞定呢！
離任
四月初十，慶督收到廷寄，是給我的，上麵寫著著：「調任江西，飭即赴任。」於是我立即具折謝恩，隻等裕子厚接任後，趕緊啟程——這地方我是一天也願多待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我和裕子厚辦完交接，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數尺，我一直等二十二日才成行。慶督率司道官員送到城外接官廳。我從到任福建到離開剛好三個半月。
說起來，這次離職，也算是我自己申請的。我去年離開京城前，雖然沒有遍送「別敬」，但也稍微表示了一下，再加上舟車七千多裏，一下子就用去了五千多兩。到任後，我又捐輸一千兩，又為大侄錫綬報捐知縣，為三弟集聲報捐主事，為蘭兒加捐郎中，總計又是幾千兩。福建是個窮地方，藩司俸祿減半，除扣抵外，每月隻有一百零三兩。而我每月的夥食加上師爺的工資，就得兩百多兩；各種應酬，再寒酸也得三四百兩；督撫「三節兩壽」和門包，一年也不下八百兩。照此算來，我還不如辭官回京算了。
更可氣的是，總督府的門包須必須是足赤紋銀，不收銀元。我第一次送門包，就因為欠平六分（一分是0.375克，六分就是2.25克），被門房張七當場擲出。當時我那個氣呀。但想到慶督早就說我脾氣大，如果我當場發作，豈不給人口實。於是隻好忍了，命家人加了一錢再送進去，才算進了總督府。想我白髮皤然，還要受這些奴才淩辱，又是何苦呢？
公事不順，開銷又大，不貪汙受賄就沒有辦法過下去，可我這輩子都沒有貪汙受賄過，總不至於吃了一輩子齋，臨死弄碗狗肉滿祿吧。於是我麵求慶督，請他將我奏請開缺，他當時雖然沒有答應，但不久後我就接到了朝廷的調令。
沒有路費，我一籌莫展，幸好門生陳灼亭代為籌措，再加上同仁的饋贈，才算沒有滯留閩省——幸好，從福建到江西也不算遠。
我離任後，英茂文觀察寫信給我說：「五月十八日衙參，代理藩司裕子厚開出委署清折問，此乃前任藩司的章程，是否照辦？慶督說：『椒翁既然已經走了，不管我們福建的事了，我們就還是照舊規矩來。』」我就奇怪了，章程是裕子厚上報慶督批準的，我又沒有參與，現在卻說是張前司的章程，而慶督又說「我等仍照舊章」，真是令人笑倒。如果按我的章程（既然他們說是我的，就算我的吧），那麽總督和藩司就無從市恩了。他們居然就為了我，專門製定一個章程，真正好笑。
曾國藩也刮地皮
六月二十一日，我到達南昌。天氣炎亢如火，中午到達滕王閣，學政單懋謙、臬司張敬修、糧道李桓、鹽道鄧慶恩和候補道台楊升、董以觳、徐文藻等到碼頭迎接。我見到了南昌府知府許本墉、南昌縣知縣屈懷珠和新建縣知縣馬修良。上岸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見巡撫毓科。道光三十年（1850）我任甘肅藩司，毓科任寧夏府知府，那時我是他的上級；沒想到十年之後，他卻成了我的頂頭上司。毓科是個好人，可惜沒什麽才能，所以被兩江總督曾國藩掐得死死的，屁也不敢放一個。周邊省份的督撫，如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資格都很老，湖南巡撫駱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撫王有齡霸道跋扈，這些人毓科一個也得罪不起，所以他這個巡撫也當得很窩囊。
代理興泉永道的潘駿章報告說，泉州海邊有一個無人小島，名字叫鳥空園頭巾礁，英國人現在拿了前任道員的簽名的照會，要了這塊地，準備在那裏建造房屋，請示該怎麽辦。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國人攻陷廈門，占據了道署。《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人退出道署，準備在水操台造屋，因為那裏是福建水師操練士兵的地方，當地官員沒敢答應；後來，英國人又想要教場邊的一塊空地，也沒有得逞。鹹豐二年（1852），英國人又看上了鳥空園頭巾礁，前任興泉永道趙霖報告總督季芝昌後，同意用鳥空園頭巾礁換回教場。不久，英國領事柏達回國，事情就拖了下來。時隔八年，英國人拿著照會來索要鳥空園頭巾礁。潘駿章說不過英國人，就請示該怎麽辦。慶製軍委派前任興泉永道司徒伯芬赴泉州，會同潘駿章和英國人交涉。我對慶督說：「司徒道台雖然去了，但是這件事斷難挽回。英國人沒有事都要挑起事來，現在他們手中握有前任道員的照會，怎麽會輕易放棄？況且，犬羊之性，不會聽司徒伯芬講孔孟之道。此事關係到海疆與外夷，必須立即奏明朝廷。」剛好莊煥文也到了福州，對我的看法深表贊同，慶督這才將此事上奏朝廷。
如果答應英國人，讓他們在鳥空園頭巾礁建造房屋，他們一定會勾結土匪，窺探我國虛實，海關稅務也肯定大受影響，福建唯一的大宗收入也會沒了，那就會遺禍將來；如果堅持不給，那麽英國人就會指責我們失信，從而挑起事端，這樣就會禍在眼前。司徒伯芬回到福州匯報，說英國人堅持要地，他提出仍舊把廢棄的水操台給英國人，因為那裏地勢太低，已經廢置很久了，英國人還沒有答覆。司徒伯芬又聽說南台廣東商行有人和英國人關係密切，所以回省城請示慶督，請廣東人從中關說。慶督對伯芬說：「如果能讓英國人打消念頭，那是最好；否則，就設法拖延，不要說不給，也不要答應給。」慶督或許在想，隻要能拖到他離任，就萬事大吉了。我隻擔心，英國人未必肯上這個當，且看朝廷如何指示吧——說不定廣東人可以搞定呢！
離任
四月初十，慶督收到廷寄，是給我的，上麵寫著著：「調任江西，飭即赴任。」於是我立即具折謝恩，隻等裕子厚接任後，趕緊啟程——這地方我是一天也願多待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我和裕子厚辦完交接，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數尺，我一直等二十二日才成行。慶督率司道官員送到城外接官廳。我從到任福建到離開剛好三個半月。
說起來，這次離職，也算是我自己申請的。我去年離開京城前，雖然沒有遍送「別敬」，但也稍微表示了一下，再加上舟車七千多裏，一下子就用去了五千多兩。到任後，我又捐輸一千兩，又為大侄錫綬報捐知縣，為三弟集聲報捐主事，為蘭兒加捐郎中，總計又是幾千兩。福建是個窮地方，藩司俸祿減半，除扣抵外，每月隻有一百零三兩。而我每月的夥食加上師爺的工資，就得兩百多兩；各種應酬，再寒酸也得三四百兩；督撫「三節兩壽」和門包，一年也不下八百兩。照此算來，我還不如辭官回京算了。
更可氣的是，總督府的門包須必須是足赤紋銀，不收銀元。我第一次送門包，就因為欠平六分（一分是0.375克，六分就是2.25克），被門房張七當場擲出。當時我那個氣呀。但想到慶督早就說我脾氣大，如果我當場發作，豈不給人口實。於是隻好忍了，命家人加了一錢再送進去，才算進了總督府。想我白髮皤然，還要受這些奴才淩辱，又是何苦呢？
公事不順，開銷又大，不貪汙受賄就沒有辦法過下去，可我這輩子都沒有貪汙受賄過，總不至於吃了一輩子齋，臨死弄碗狗肉滿祿吧。於是我麵求慶督，請他將我奏請開缺，他當時雖然沒有答應，但不久後我就接到了朝廷的調令。
沒有路費，我一籌莫展，幸好門生陳灼亭代為籌措，再加上同仁的饋贈，才算沒有滯留閩省——幸好，從福建到江西也不算遠。
我離任後，英茂文觀察寫信給我說：「五月十八日衙參，代理藩司裕子厚開出委署清折問，此乃前任藩司的章程，是否照辦？慶督說：『椒翁既然已經走了，不管我們福建的事了，我們就還是照舊規矩來。』」我就奇怪了，章程是裕子厚上報慶督批準的，我又沒有參與，現在卻說是張前司的章程，而慶督又說「我等仍照舊章」，真是令人笑倒。如果按我的章程（既然他們說是我的，就算我的吧），那麽總督和藩司就無從市恩了。他們居然就為了我，專門製定一個章程，真正好笑。
曾國藩也刮地皮
六月二十一日，我到達南昌。天氣炎亢如火，中午到達滕王閣，學政單懋謙、臬司張敬修、糧道李桓、鹽道鄧慶恩和候補道台楊升、董以觳、徐文藻等到碼頭迎接。我見到了南昌府知府許本墉、南昌縣知縣屈懷珠和新建縣知縣馬修良。上岸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見巡撫毓科。道光三十年（1850）我任甘肅藩司，毓科任寧夏府知府，那時我是他的上級；沒想到十年之後，他卻成了我的頂頭上司。毓科是個好人，可惜沒什麽才能，所以被兩江總督曾國藩掐得死死的，屁也不敢放一個。周邊省份的督撫，如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資格都很老，湖南巡撫駱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撫王有齡霸道跋扈，這些人毓科一個也得罪不起，所以他這個巡撫也當得很窩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