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曜唯唯而退。我不知道,對於錢局的事,他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也不知道對於我的話,他是真懂還是裝懂。給我的感覺是,閩省公事,大多敷衍,上司無心公務,當然也就不能指出實在弊病;委員掛名當差,隻求一年半載長點資歷,好弄個州縣官員在手——總之一句話,全省上下,幾乎沒有用心公務的人。
鹹豐三年(1853),漳州的小刀會起事,殺害鎮道官員,漳州、龍州相繼淪陷;接著是土匪泛濫,又有長毛滋擾,汀州、莆城各州縣紛紛淪陷,省內境無完土。官府用兵時間長達五六年之久,用去軍餉一千多萬,也無濟於事。雖然福建奏請朝廷讓各省支援,可是鄰省也是自顧不暇。閩省地瘠民貧,捐輸厘稅,緩不積極,於是開設官錢鋪,用發鈔票來籌集軍餉;結果導致民間鈔票大量積壓,政局麵臨土崩瓦解之勢,於是,準許用製錢捐官,製錢二萬八千文值銀一兩,捐輸這才踴躍起來。明知虧折太多,但當時如果不從權辦理而是墨守成規,那福建就完了,重新整頓,花錢更多。這種用製錢捐官的辦法,報到戶部,連續十六次都被批準了。忽然接到戶部文書,命令從十七次起,加收五成白銀——看來朝廷也一樣缺銀子啊。
將軍衙門的常規稅收總是收不到位,全部依靠向外商徵收關稅補貼。閩省的地丁銀也收不了幾個,軍餉完全依靠這筆關稅,每年約有五六十萬。不久,我收到戶部文書,命令將海關的關稅全部上繳戶部,鴉片稅也要先上繳戶部再撥發下來。如果照此執行,那福建就沒有任何進項了,而每年的開銷,卻要幾百萬兩——就算椒翁我是個金人,也熔化不出這許多銀子啊。
浙江告急,奉命撥十萬兩銀子過去,要求不管是什麽款,立即起運,已經送去八萬。戶部後來又命令上繳關稅二十萬,也已經交了十五萬——居然也要了三千兩部費——就是好處費,不交這筆錢,你連銀子也交不出去。
接著接到浙江巡撫王有齡(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恩主)的谘文,說十萬遠遠不夠,每月至少要再援助銀五萬兩——這我就沒辦法了。王有齡是福建人,難道不知道福建的家底嗎?像這樣獅子大開口,實在荒唐。他這個人一向以善於籌款著稱,在任江蘇藩司時頗以此自詡,兩江總督何桂清也逢人就說,認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我當時就說:「江蘇富甲天下,隻要肯想辦法,籌款又有何難。如果能在福建、安徽、甘肅、雲、貴等省輕鬆籌到款,才是真奇才。」現在王有齡身為浙江巡撫,麵對困局,竟然一籌莫展。雖說地方殘破之後,民生艱難,但也不至於毫無辦法而專門靠鄰省接濟啊,原因就在於他在江蘇大手大腳慣了,突然由奢入儉,不免左支右絀。何桂清與王有齡有著幾代交情,所以對他言聽計從,幾成死黨。王有齡之所以飛揚跋扈,都是何桂清縱容的。何桂清和我的侄兒張雲藻是同年,和我在京城也共過事。我去年冬天經過常州,和何桂清聊了半天,幾乎無所不談。這個人的確很聰明,非常人所及,可是過於輕佻,難當大任。
我接手藩庫時,不到十萬兩銀子,而且沒有帳目,正雜不分,美其名曰「通庫」,遇到有事,就從庫中支取。我想庫款如果不分別項目,遇正支而動用雜款,其弊尚小;遇雜支而動用正款,朝廷追究起來麻煩就大了。再說,正雜兩項混在一起,書吏也容易從中搗鬼。於是就在大堂旁設局清理,委派首府劉翊宸督率委員書吏,分別查明,一定要做到正雜分明。劉翊宸對我說:「保證四十天完成任務。」我說:「您說得太容易了。如果四個月後有眉目,我給你磕三個響頭。據我看來,沒有一年時間,休想魚清水白。」果然,直到我離任,這事情還沒有結果。
[1]「五日京兆」,比喻任職時間短或將要離職。典出自《漢書》,西漢張敞為京兆尹,將被免官。有個下屬知道後不肯為他辦案,對人說「他不過做五天的京兆尹就是了,還能辦什麽案子。」
糜爛的軍事
學政徐壽蘅在延平府主持考試後,派他的族弟徐樹琛,帶著家人和承差,攜帶三千多兩銀子和一些衣物,坐船回省城。有五個駐延平的台勇硬來搭船,他家僕不肯,回稟延平道夏家泰,夏家泰告知管帶台勇的捐納參將林文察,請他出麵阻止。林文察派軍官林以忠到船上,對徐家僕人說:「這五個台勇,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如有差錯,包在我林以忠身上。」船剛剛開出二十裏,到達麻梨,天色還很早,船夫就說前有險灘,天黑了看不見,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走。搭船的五個台勇,一下走了四個,說是上岸找住宿的地方,留下一個在船守候。三更後,忽然殺聲大起,一夥人將船上衣物銀兩擄掠一空,而且一刀捅進徐樹琛腹中,徐樹琛落入水中,很快被浪沖走。那個叫猛太的舵工,也乘亂逃走。徐家僕人報了案,官府卻沒有抓到兇犯,隻有一名台勇被鄉團拿獲,做了替罪羊。營中的台勇聽說後,憤怒地將幫拿台勇的鄉村洗劫一空。村民們告到林文察那裏,林文察代賠了二百元,就不管了。案子報到省裏,裕子厚一口咬定台勇沒有參與搶劫,而且幾次寫信給我,我沒有理他。接督撫命令後,我派候補知府張啟暄前往延平府督拿審辦。我對張啟暄說:「此案很明顯是船戶和台勇勾結,搶劫殺人。從延平府到福州府,來往船隻很多,這幾個人為什麽一定搭學政的差船呢?船戶猛太為什麽在天還早時就停了船?台勇既然沒有參與搶劫,上岸的四名台勇為什麽出現在搶劫現場?徐家僕人的行李又為什麽出現在林文察的寓所內?你就照我所說這些去問,一定能查出真相。」審訊的結果證明,和我所說的分毫不差。
鹹豐三年(1853),漳州的小刀會起事,殺害鎮道官員,漳州、龍州相繼淪陷;接著是土匪泛濫,又有長毛滋擾,汀州、莆城各州縣紛紛淪陷,省內境無完土。官府用兵時間長達五六年之久,用去軍餉一千多萬,也無濟於事。雖然福建奏請朝廷讓各省支援,可是鄰省也是自顧不暇。閩省地瘠民貧,捐輸厘稅,緩不積極,於是開設官錢鋪,用發鈔票來籌集軍餉;結果導致民間鈔票大量積壓,政局麵臨土崩瓦解之勢,於是,準許用製錢捐官,製錢二萬八千文值銀一兩,捐輸這才踴躍起來。明知虧折太多,但當時如果不從權辦理而是墨守成規,那福建就完了,重新整頓,花錢更多。這種用製錢捐官的辦法,報到戶部,連續十六次都被批準了。忽然接到戶部文書,命令從十七次起,加收五成白銀——看來朝廷也一樣缺銀子啊。
將軍衙門的常規稅收總是收不到位,全部依靠向外商徵收關稅補貼。閩省的地丁銀也收不了幾個,軍餉完全依靠這筆關稅,每年約有五六十萬。不久,我收到戶部文書,命令將海關的關稅全部上繳戶部,鴉片稅也要先上繳戶部再撥發下來。如果照此執行,那福建就沒有任何進項了,而每年的開銷,卻要幾百萬兩——就算椒翁我是個金人,也熔化不出這許多銀子啊。
浙江告急,奉命撥十萬兩銀子過去,要求不管是什麽款,立即起運,已經送去八萬。戶部後來又命令上繳關稅二十萬,也已經交了十五萬——居然也要了三千兩部費——就是好處費,不交這筆錢,你連銀子也交不出去。
接著接到浙江巡撫王有齡(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恩主)的谘文,說十萬遠遠不夠,每月至少要再援助銀五萬兩——這我就沒辦法了。王有齡是福建人,難道不知道福建的家底嗎?像這樣獅子大開口,實在荒唐。他這個人一向以善於籌款著稱,在任江蘇藩司時頗以此自詡,兩江總督何桂清也逢人就說,認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我當時就說:「江蘇富甲天下,隻要肯想辦法,籌款又有何難。如果能在福建、安徽、甘肅、雲、貴等省輕鬆籌到款,才是真奇才。」現在王有齡身為浙江巡撫,麵對困局,竟然一籌莫展。雖說地方殘破之後,民生艱難,但也不至於毫無辦法而專門靠鄰省接濟啊,原因就在於他在江蘇大手大腳慣了,突然由奢入儉,不免左支右絀。何桂清與王有齡有著幾代交情,所以對他言聽計從,幾成死黨。王有齡之所以飛揚跋扈,都是何桂清縱容的。何桂清和我的侄兒張雲藻是同年,和我在京城也共過事。我去年冬天經過常州,和何桂清聊了半天,幾乎無所不談。這個人的確很聰明,非常人所及,可是過於輕佻,難當大任。
我接手藩庫時,不到十萬兩銀子,而且沒有帳目,正雜不分,美其名曰「通庫」,遇到有事,就從庫中支取。我想庫款如果不分別項目,遇正支而動用雜款,其弊尚小;遇雜支而動用正款,朝廷追究起來麻煩就大了。再說,正雜兩項混在一起,書吏也容易從中搗鬼。於是就在大堂旁設局清理,委派首府劉翊宸督率委員書吏,分別查明,一定要做到正雜分明。劉翊宸對我說:「保證四十天完成任務。」我說:「您說得太容易了。如果四個月後有眉目,我給你磕三個響頭。據我看來,沒有一年時間,休想魚清水白。」果然,直到我離任,這事情還沒有結果。
[1]「五日京兆」,比喻任職時間短或將要離職。典出自《漢書》,西漢張敞為京兆尹,將被免官。有個下屬知道後不肯為他辦案,對人說「他不過做五天的京兆尹就是了,還能辦什麽案子。」
糜爛的軍事
學政徐壽蘅在延平府主持考試後,派他的族弟徐樹琛,帶著家人和承差,攜帶三千多兩銀子和一些衣物,坐船回省城。有五個駐延平的台勇硬來搭船,他家僕不肯,回稟延平道夏家泰,夏家泰告知管帶台勇的捐納參將林文察,請他出麵阻止。林文察派軍官林以忠到船上,對徐家僕人說:「這五個台勇,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如有差錯,包在我林以忠身上。」船剛剛開出二十裏,到達麻梨,天色還很早,船夫就說前有險灘,天黑了看不見,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走。搭船的五個台勇,一下走了四個,說是上岸找住宿的地方,留下一個在船守候。三更後,忽然殺聲大起,一夥人將船上衣物銀兩擄掠一空,而且一刀捅進徐樹琛腹中,徐樹琛落入水中,很快被浪沖走。那個叫猛太的舵工,也乘亂逃走。徐家僕人報了案,官府卻沒有抓到兇犯,隻有一名台勇被鄉團拿獲,做了替罪羊。營中的台勇聽說後,憤怒地將幫拿台勇的鄉村洗劫一空。村民們告到林文察那裏,林文察代賠了二百元,就不管了。案子報到省裏,裕子厚一口咬定台勇沒有參與搶劫,而且幾次寫信給我,我沒有理他。接督撫命令後,我派候補知府張啟暄前往延平府督拿審辦。我對張啟暄說:「此案很明顯是船戶和台勇勾結,搶劫殺人。從延平府到福州府,來往船隻很多,這幾個人為什麽一定搭學政的差船呢?船戶猛太為什麽在天還早時就停了船?台勇既然沒有參與搶劫,上岸的四名台勇為什麽出現在搶劫現場?徐家僕人的行李又為什麽出現在林文察的寓所內?你就照我所說這些去問,一定能查出真相。」審訊的結果證明,和我所說的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