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鹹豐三年（1853）長毛進入福建以來，漳州失守，接著汀州失守。鹹豐八年（1858），賊軍竄向建州、延平，很多城池相繼陷落，慶端製軍與王春岩製軍先後帶兵出省，省城空虛，幸好提督周天受率師來援，賊軍才退去。接著，台灣也發生變亂，用了半年才平定下來，動用的軍需，粗略計算，總有一千多萬兩，都還沒有奏銷。我到任後，就著手辦理這件事，責成李鼐、劉翊震、王慶成、葉為霖負責，一件件核實，發現有很多純粹是浮報冒領，而最難核實的就是所謂練勇的軍餉開支。有些地方事先有報告上來，從司裏領走了幾萬兩銀子，現在又報來十幾萬，有些沒有從司裏領取經費，而是挪用了各種正雜稅款——很多事情現在已很難說清，也隻好參照當時情況，酌情刪減一些。
聽人說，慶督的師爺章琮，曾代理福寧府知府，被保舉為記名道員，丁憂回浙江，運回老家的銀子就有三十萬之多。代理龍巖州知州的福謙，上報的練勇軍餉有幾萬兩，可聽人說其實當時招募的練勇隻有一二百人，而且是專門用來保護他堆放在知州衙門裏的積蓄的，搶在州城陷落之前就將所有的金銀珠寶轉移了。所以，福謙雖然因為丟了縣城而被免官，但很快又因為收復城池有功而官復原職。
大田縣捐升知府馬樞輝，領走司款七萬多兩，而造報十多萬。現在已升任甘肅平慶涇道的前建寧府知府萬金鏞冒領了很多銀子，總督慶端派人前往調查，萬金鏞送了慶端的師爺章琮一萬多兩，事情就這樣擺平了。至於甚於此者，不知凡幾。所以軍需款項，就這麽到了一千幾百萬之外，要想戶部報銷這筆銀子，按慣例，送給戶部的好處費就得十多萬——也不知這筆錢從哪兒去弄。
自軍興以來，兵丁的口糧補貼標準是每月一百六十文，可是實際上有每月開到幾兩的。台灣兵勇是裕子厚從台灣帶來的，因為他們遠涉重洋而來，所以除了除口糧補貼外，另外又加發月米、棉衣、烤火費等，這些都是朝廷規章之外的——也隻好虛報人頭才能消化開支。
各州縣欠解的茶稅，也是成千上萬，幾次催促，不見動靜。契稅成了官員們的陋規，捐輸的錢也被挪用了不少，厘金則是任意浮開，收多報少。朝廷收這些錢，是為了補軍餉之不足，誰能想到，這中間的大部分竟然裝進了州縣官員的腰包呢？我本想將貪汙最厲害的劉振榮、趙人同、左垣三人參劾革職，可是不等瑞璸巡撫上奏，就有福州知府來為左垣說情，我因卸任在即，說話也不管用。
募勇的事情最難考證，所以心術不正的道府州縣，都把這當做撈錢的好機會。今年杭州失守，相隔兩三千裏的建安、建陽、甌寧居然也以此為由申請募勇——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按閩省慣例，省城各營的兵餉和武官薪水津貼都是每月二十八日發放，從不拖欠。而外地駐軍卻才發到前年秋天，而且是一半銀子一半鈔票。營中辦公經費，近來更加短缺，凡是武官到任，衣食住行的安排，要用錢；千總把總有紅白喜事，要用錢；護送兵餉，要盤費；修補零星軍械，要修理費；早晚的燈油蠟燭、軍官出操前後的茶點……無一不要用錢，也無一處不是攤派到兵餉中，所以分到每個士兵頭上，往往每月隻有三錢多銀子——還不夠一個人吃，更不談養家餬口了。所以很多士兵另外做起了小生意，有手藝的，則去給人做工。一旦上級派下差事，兵丁就僱人頂替，發下的軍餉就和被雇者兩人平分，這就是所謂的夥糧。
閩省風俗澆薄，強淩弱，眾暴寡，村居裏處，常常被人欺侮。如果到軍隊裏掛個名，門前就可以懸上某某營的旗燈，這樣兇徒就不敢滋擾了；萬一受到敲詐，就可稟知本官，派兵彈壓。所以家境稍好的，一般都要到軍中掛個名，以保全門戶。但是要在軍隊中掛個名，也不是那麽簡單，一定要交上一筆錢，或十幾兩、或幾十兩不等——標準依家道貧富而定。這筆錢千總、把總、總兵不能獨得，副將和提督都有份。即使準許他們入營了，可是那些人嬌生慣養、細皮嫩肉，又吃不了軍中的那份苦，不得已隻好雇窮人頂替，工資由本兵自己出，月餉則由營中的軍官瓜分。福建的軍官，往往比文官闊綽，原因就在這裏。這種風氣，下麵的府縣最甚，省城軍營好像還沒有。而夥糧和空餉，卻是無營不有，每遇徵調，立馬僱人，常見的就是把街上的乞丐流民拉來充數，這些人也很樂意幹這個美差——既有賞銀，又有口糧，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沿途順便搶搶劫，敲敲詐——平時不敢做的或者是必須偷偷摸摸做的事，現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地方官害怕他們人多勢眾，誰敢把他們怎樣。再說，帶隊千總、把總、都司、總兵，自己帶頭勒索，一路上都有酒席供應，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他們帶的兵都是臨時招雇的，一群烏合之眾，軍官也根本不敢將他們繩之以法——擔心他們譁變潰散。等到打仗時，「臨時工」往往見賊先奔——這也是意料中事。
糧道衙門主管滿營（八旗兵）、綠營兵軍糧和米折銀兩的發放。自從軍興以來，地方殘破，很多錢糧收不上來，所以奏明朝廷，請求撥款買米發放，戶部批示從外省撥款十六萬兩銀子，可是至今沒有運來。後來又接到戶部文件，說在撥款未到之前，由藩司衙門自己籌款墊發。每月藩庫發給米價銀三千兩，另發米折銀六千餘兩，一半銀子一半鈔票，幾年來已墊發了十七萬多兩。
聽人說，慶督的師爺章琮，曾代理福寧府知府，被保舉為記名道員，丁憂回浙江，運回老家的銀子就有三十萬之多。代理龍巖州知州的福謙，上報的練勇軍餉有幾萬兩，可聽人說其實當時招募的練勇隻有一二百人，而且是專門用來保護他堆放在知州衙門裏的積蓄的，搶在州城陷落之前就將所有的金銀珠寶轉移了。所以，福謙雖然因為丟了縣城而被免官，但很快又因為收復城池有功而官復原職。
大田縣捐升知府馬樞輝，領走司款七萬多兩，而造報十多萬。現在已升任甘肅平慶涇道的前建寧府知府萬金鏞冒領了很多銀子，總督慶端派人前往調查，萬金鏞送了慶端的師爺章琮一萬多兩，事情就這樣擺平了。至於甚於此者，不知凡幾。所以軍需款項，就這麽到了一千幾百萬之外，要想戶部報銷這筆銀子，按慣例，送給戶部的好處費就得十多萬——也不知這筆錢從哪兒去弄。
自軍興以來，兵丁的口糧補貼標準是每月一百六十文，可是實際上有每月開到幾兩的。台灣兵勇是裕子厚從台灣帶來的，因為他們遠涉重洋而來，所以除了除口糧補貼外，另外又加發月米、棉衣、烤火費等，這些都是朝廷規章之外的——也隻好虛報人頭才能消化開支。
各州縣欠解的茶稅，也是成千上萬，幾次催促，不見動靜。契稅成了官員們的陋規，捐輸的錢也被挪用了不少，厘金則是任意浮開，收多報少。朝廷收這些錢，是為了補軍餉之不足，誰能想到，這中間的大部分竟然裝進了州縣官員的腰包呢？我本想將貪汙最厲害的劉振榮、趙人同、左垣三人參劾革職，可是不等瑞璸巡撫上奏，就有福州知府來為左垣說情，我因卸任在即，說話也不管用。
募勇的事情最難考證，所以心術不正的道府州縣，都把這當做撈錢的好機會。今年杭州失守，相隔兩三千裏的建安、建陽、甌寧居然也以此為由申請募勇——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按閩省慣例，省城各營的兵餉和武官薪水津貼都是每月二十八日發放，從不拖欠。而外地駐軍卻才發到前年秋天，而且是一半銀子一半鈔票。營中辦公經費，近來更加短缺，凡是武官到任，衣食住行的安排，要用錢；千總把總有紅白喜事，要用錢；護送兵餉，要盤費；修補零星軍械，要修理費；早晚的燈油蠟燭、軍官出操前後的茶點……無一不要用錢，也無一處不是攤派到兵餉中，所以分到每個士兵頭上，往往每月隻有三錢多銀子——還不夠一個人吃，更不談養家餬口了。所以很多士兵另外做起了小生意，有手藝的，則去給人做工。一旦上級派下差事，兵丁就僱人頂替，發下的軍餉就和被雇者兩人平分，這就是所謂的夥糧。
閩省風俗澆薄，強淩弱，眾暴寡，村居裏處，常常被人欺侮。如果到軍隊裏掛個名，門前就可以懸上某某營的旗燈，這樣兇徒就不敢滋擾了；萬一受到敲詐，就可稟知本官，派兵彈壓。所以家境稍好的，一般都要到軍中掛個名，以保全門戶。但是要在軍隊中掛個名，也不是那麽簡單，一定要交上一筆錢，或十幾兩、或幾十兩不等——標準依家道貧富而定。這筆錢千總、把總、總兵不能獨得，副將和提督都有份。即使準許他們入營了，可是那些人嬌生慣養、細皮嫩肉，又吃不了軍中的那份苦，不得已隻好雇窮人頂替，工資由本兵自己出，月餉則由營中的軍官瓜分。福建的軍官，往往比文官闊綽，原因就在這裏。這種風氣，下麵的府縣最甚，省城軍營好像還沒有。而夥糧和空餉，卻是無營不有，每遇徵調，立馬僱人，常見的就是把街上的乞丐流民拉來充數，這些人也很樂意幹這個美差——既有賞銀，又有口糧，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沿途順便搶搶劫，敲敲詐——平時不敢做的或者是必須偷偷摸摸做的事，現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地方官害怕他們人多勢眾，誰敢把他們怎樣。再說，帶隊千總、把總、都司、總兵，自己帶頭勒索，一路上都有酒席供應，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他們帶的兵都是臨時招雇的，一群烏合之眾，軍官也根本不敢將他們繩之以法——擔心他們譁變潰散。等到打仗時，「臨時工」往往見賊先奔——這也是意料中事。
糧道衙門主管滿營（八旗兵）、綠營兵軍糧和米折銀兩的發放。自從軍興以來，地方殘破，很多錢糧收不上來，所以奏明朝廷，請求撥款買米發放，戶部批示從外省撥款十六萬兩銀子，可是至今沒有運來。後來又接到戶部文件，說在撥款未到之前，由藩司衙門自己籌款墊發。每月藩庫發給米價銀三千兩，另發米折銀六千餘兩，一半銀子一半鈔票，幾年來已墊發了十七萬多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