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次操練，慶督還專門下令從無照茶稅裏麵每月提出六百兩交給中軍，作為犒賞費。參加操練的八個營都是總督專管，我聽說這些人仗著是總督親兵，經常在外尋釁滋事，竟然就在總督府外麵與抬夫械鬥，互有殺傷。慶督知道了，也並沒怎麽追究，隻是將統領營官記過而已。
按慣例，軍中是不收門包的，可是慶督的門官張七卻是「敢為人先」，除了巡撫瑞璸不用送紅包，自司道以下官員，想見總督，必須先孝敬門房張七張大人一個紅包。張大人收下紅包，當場拆開，如果認為分量不夠或者銀子成色不足，立馬就給扔出來——想進去，補足再說。更有趣的是，總督慶大人認為，下屬送給門房的紅包越大，就越是瞧得起他這個主人——什麽邏輯？正是因為慶督的這種奇怪邏輯，張七才敢肆無忌憚。武官中，總兵、協統、參將、遊擊要見總督，也得送門包；而且因為朝廷一向重文輕武，所以，即使是總兵、協統也必須巴結總督府的下人，甚至有結拜為兄弟的，拜幹爹幹媽的也不少。
我沒有來時，慶督曾對人說：「福建怎麽能容得下這等闊藩司，他心目中怎麽看得起我們這些督撫。等他來了，我一定要先看看才讓他接印。」慶瑞又說：「如果實在難以相處，我就告病，把總督這個位置讓給他。」他還說「他來了，我們督撫就不管事了，讓他一人做主就是了」。等到見麵以後，發現我其實很平易近人，才漸漸平靜下來。我聽了暗自竊笑，身為上司，如果性情嚴正，公事瞭然於胸，下屬斷然畏服，何至於怕下屬怕到這個地步？況且，我並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隻不過是不收賄賂、不受請託罷了。慶端人很厚道，並不尖刻，隻不過因為貴公子出身，不肯用心公務，惟幕友之言是聽，又怕下屬輕視，所以才虛張聲勢嚇唬人——不足於中，所以侈張於外。關於他的操守，眾說紛紜，我不敢根據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言隨便亂說。
巡撫瑞璸從鹽道升到巡撫，隻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其人庸庸碌碌，公事一概不管，而且耳朵聾得很，屬員匯報工作，他就依依阿阿，讓人不得要領，或許沒有要領正是他的要領吧；他的性格倒是極溫和，因為在慶端屬下為官多年，對慶大人的脾氣很是清楚，所以公事從不作主，慶督說怎麽辦他就怎麽辦。
[1]張集馨，字椒雲，故這裏慶端總督會稱呼我為「椒翁」。
處處要用錢，人人都摟錢
福建是有名的窮窩子，民風和吏治都與別處不同。台灣遠隔重洋，由台灣道和台灣總兵管理，官員的升調都由他們直接奏報朝廷，而綠營的兵餉，仍由福建藩司發放；至於地方上的吏治案件，卻不受福建藩司管控。
內地的漳州、泉州、興州、永州等地，民風蠻悍，械鬥已經習以為常，數百年來鬥風不熄——這大概就是你們所謂的「與人鬥其樂無窮」吧。建州、延州、汀州、邵州等地，到處是深山老林，正是各路好漢嘯聚一方的去處。相比較而言，省會福州就可稱得上是人文薈萃了，隻是政事多被當地士紳把持，其中的南台島是特準外國人經商的地方，也是最讓省城官員傷腦筋的地方。
福建省的軍餉，這些年來，全部依靠暫開海禁的收入。海禁暫開，全年可向外商收稅四十多萬兩，向華商也可收稅十多萬——全是茶葉稅；至於地丁銀，全省每年僅三十萬左右。近年來全省不少地方被長毛（太平軍）騷擾，減免和緩徵的居多，徵收起來的就更少。那些沒有營業執照的茶商，也要交稅，每年也有一萬多兩，這筆款子不上繳戶部，留作本省地方開支。
鴉片貿易，原來是按1%抽厘，後來也改為收稅，每年由廣州商行包銷四千箱，共收稅十二萬兩，由福州知府每月分兩次批解到藩庫。至於厘局，隻保留了南台、廈門、台灣、崇安四處，委員們征多報少，與地方官私相授受、就地分贓，也是漏洞百出。其實僅此四卡，也是不夠的，如毗連浙省江山縣的浦城，毗連溫州的福寧，毗連江西的光邵，毗連廣東潮州的龍溪，按說都應設卡，隻因委員不得其人，所以一直猶豫未決。去年延平府設立厘局，計時一年，抽收一萬七千多兩，這還是有案可查的，至於沒有入帳的，還不知有多少？每一千兩內，代理知府汪達提取三百兩作為本地開支，總共提取了五千多兩開銷委員薪水，其餘的全部用來支放練勇糧餉。
延平毗連九龍山，一向就不很太平，所以地方上都招募了練勇。可是劫案仍舊一起接一起——有些練勇根本就是盜匪。所謂的練勇，其實是以百姓之脂膏，豢養食人之豺狼。更可笑的是，省裏已經幾次奏報朝廷，說是土匪已被肅清——現在讓人尷尬的是，發生了劫案，連奏報朝廷也不好啟齒了。至於道府委員借練勇中飽私囊的事，基本上就沒有什麽顧忌。
代理延平府知府的汪達，本是湖北的一個鹽商，花了一筆錢，捐了個官，上任以後，就拚命地撈本，撈夠了本以後，還想找點利息。我上任後就將他撤了，委派龍溪縣知縣楊福五（已捐升知府）前往代理，並命令他調查汪達侵占厘金的事情。後來，楊福五告訴我，這中間牽涉到代理道員英樸——汪達自己也招供了。正當我準備順藤摸瓜查英樸時，卻接到了調令，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福建的賦稅本來就收不足額，州縣官員私吞的卻絲毫不比別處少。沒辦法，隻好下文件嚴詞催促，這些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說銀子已經墊發軍餉了——軍餉的帳根本還沒結，鬼知道他們所說的軍餉開支能不能報。然而按朝廷規定，錢糧奏銷是有嚴格期限的，如果一個藩司一下子彈劾三四十個知州知縣，那就實在是駭人聽聞。我隻好將省城以外的州縣官員派人嚴催，省城內的都叫到藩司衙門，讓他們當場定下期限。怎奈他們支支吾吾，就是沒人就範。我本想揪一兩個出來嚴參一本，殺雞儆猴，可是調令已下，也隻好不了了之。
按慣例，軍中是不收門包的，可是慶督的門官張七卻是「敢為人先」，除了巡撫瑞璸不用送紅包，自司道以下官員，想見總督，必須先孝敬門房張七張大人一個紅包。張大人收下紅包，當場拆開，如果認為分量不夠或者銀子成色不足，立馬就給扔出來——想進去，補足再說。更有趣的是，總督慶大人認為，下屬送給門房的紅包越大，就越是瞧得起他這個主人——什麽邏輯？正是因為慶督的這種奇怪邏輯，張七才敢肆無忌憚。武官中，總兵、協統、參將、遊擊要見總督，也得送門包；而且因為朝廷一向重文輕武，所以，即使是總兵、協統也必須巴結總督府的下人，甚至有結拜為兄弟的，拜幹爹幹媽的也不少。
我沒有來時，慶督曾對人說：「福建怎麽能容得下這等闊藩司，他心目中怎麽看得起我們這些督撫。等他來了，我一定要先看看才讓他接印。」慶瑞又說：「如果實在難以相處，我就告病，把總督這個位置讓給他。」他還說「他來了，我們督撫就不管事了，讓他一人做主就是了」。等到見麵以後，發現我其實很平易近人，才漸漸平靜下來。我聽了暗自竊笑，身為上司，如果性情嚴正，公事瞭然於胸，下屬斷然畏服，何至於怕下屬怕到這個地步？況且，我並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隻不過是不收賄賂、不受請託罷了。慶端人很厚道，並不尖刻，隻不過因為貴公子出身，不肯用心公務，惟幕友之言是聽，又怕下屬輕視，所以才虛張聲勢嚇唬人——不足於中，所以侈張於外。關於他的操守，眾說紛紜，我不敢根據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言隨便亂說。
巡撫瑞璸從鹽道升到巡撫，隻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其人庸庸碌碌，公事一概不管，而且耳朵聾得很，屬員匯報工作，他就依依阿阿，讓人不得要領，或許沒有要領正是他的要領吧；他的性格倒是極溫和，因為在慶端屬下為官多年，對慶大人的脾氣很是清楚，所以公事從不作主，慶督說怎麽辦他就怎麽辦。
[1]張集馨，字椒雲，故這裏慶端總督會稱呼我為「椒翁」。
處處要用錢，人人都摟錢
福建是有名的窮窩子，民風和吏治都與別處不同。台灣遠隔重洋，由台灣道和台灣總兵管理，官員的升調都由他們直接奏報朝廷，而綠營的兵餉，仍由福建藩司發放；至於地方上的吏治案件，卻不受福建藩司管控。
內地的漳州、泉州、興州、永州等地，民風蠻悍，械鬥已經習以為常，數百年來鬥風不熄——這大概就是你們所謂的「與人鬥其樂無窮」吧。建州、延州、汀州、邵州等地，到處是深山老林，正是各路好漢嘯聚一方的去處。相比較而言，省會福州就可稱得上是人文薈萃了，隻是政事多被當地士紳把持，其中的南台島是特準外國人經商的地方，也是最讓省城官員傷腦筋的地方。
福建省的軍餉，這些年來，全部依靠暫開海禁的收入。海禁暫開，全年可向外商收稅四十多萬兩，向華商也可收稅十多萬——全是茶葉稅；至於地丁銀，全省每年僅三十萬左右。近年來全省不少地方被長毛（太平軍）騷擾，減免和緩徵的居多，徵收起來的就更少。那些沒有營業執照的茶商，也要交稅，每年也有一萬多兩，這筆款子不上繳戶部，留作本省地方開支。
鴉片貿易，原來是按1%抽厘，後來也改為收稅，每年由廣州商行包銷四千箱，共收稅十二萬兩，由福州知府每月分兩次批解到藩庫。至於厘局，隻保留了南台、廈門、台灣、崇安四處，委員們征多報少，與地方官私相授受、就地分贓，也是漏洞百出。其實僅此四卡，也是不夠的，如毗連浙省江山縣的浦城，毗連溫州的福寧，毗連江西的光邵，毗連廣東潮州的龍溪，按說都應設卡，隻因委員不得其人，所以一直猶豫未決。去年延平府設立厘局，計時一年，抽收一萬七千多兩，這還是有案可查的，至於沒有入帳的，還不知有多少？每一千兩內，代理知府汪達提取三百兩作為本地開支，總共提取了五千多兩開銷委員薪水，其餘的全部用來支放練勇糧餉。
延平毗連九龍山，一向就不很太平，所以地方上都招募了練勇。可是劫案仍舊一起接一起——有些練勇根本就是盜匪。所謂的練勇，其實是以百姓之脂膏，豢養食人之豺狼。更可笑的是，省裏已經幾次奏報朝廷，說是土匪已被肅清——現在讓人尷尬的是，發生了劫案，連奏報朝廷也不好啟齒了。至於道府委員借練勇中飽私囊的事，基本上就沒有什麽顧忌。
代理延平府知府的汪達，本是湖北的一個鹽商，花了一筆錢，捐了個官，上任以後，就拚命地撈本，撈夠了本以後，還想找點利息。我上任後就將他撤了，委派龍溪縣知縣楊福五（已捐升知府）前往代理，並命令他調查汪達侵占厘金的事情。後來，楊福五告訴我，這中間牽涉到代理道員英樸——汪達自己也招供了。正當我準備順藤摸瓜查英樸時，卻接到了調令，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福建的賦稅本來就收不足額，州縣官員私吞的卻絲毫不比別處少。沒辦法，隻好下文件嚴詞催促，這些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說銀子已經墊發軍餉了——軍餉的帳根本還沒結，鬼知道他們所說的軍餉開支能不能報。然而按朝廷規定，錢糧奏銷是有嚴格期限的，如果一個藩司一下子彈劾三四十個知州知縣，那就實在是駭人聽聞。我隻好將省城以外的州縣官員派人嚴催，省城內的都叫到藩司衙門，讓他們當場定下期限。怎奈他們支支吾吾，就是沒人就範。我本想揪一兩個出來嚴參一本，殺雞儆猴，可是調令已下，也隻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