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這兩本書後，我給阿爾文基金會[1]打了個電話，我猜對了，唐納德報名的那門課程就是這個基金會主辦的。他們能夠證實唐納德·李確實去德文郡的托利巴頓莊園上過課。順便說一句，那裏風景如畫。我也去過那裏，我原本會說，一位客座導師剽竊某位學生的創意的概率是百萬分之一，但是眼前的這兩個版本證明事實就是如此。我很同情唐納德。說實話，他不會寫作——他的語言沉悶，缺乏韻律。他使用了太多形容詞，對話也沒有說服力。在這兩點上，艾倫的判斷沒錯。可他不應該遭受這樣的待遇。可他當時能怎麽辦呢？他告訴我，他給查爾斯寫過信，但沒有收到他的回信。這不驚訝。出版商總是會收到各種各樣奇怪的信件，傑邁瑪那關它就過不了。她會直接把它扔進垃圾箱。警察不會感興趣。如果艾倫聲稱是他把創意告訴了唐納德，人們會更相信他說的話。
他還能怎麽辦呢？也許，他可以從常春藤俱樂部的客戶記錄中找到艾倫的地址，千裏迢迢趕到弗瑞林姆，把他推下屋頂，撕掉他新書的最後章節。如果換作我是他，我也許會做出同樣的舉動。
我花了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閱讀，而我原本打算和露西——我們的版權經理，一起吃午飯。我想和她聊聊詹姆斯·泰勒和《阿提庫斯的冒險》。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我想溜出去，在前門外的人行道上快速抽支煙——但這時我想起信件堆上的那封信——拚錯我名字的那一封。我打開信封。
裏麵有一張照片，沒有便條，沒有寄信人的姓名。我拿起信封，看了看郵戳，它是從伊普斯威奇鎮寄來的。
這張照片有點模糊。我猜它是手機拍攝的，在街頭隨處可見的快照店裏放大列印出來。你可以直接插入他們的設備，假設是用現金支付，拍照的人會完全匿名。
畫麵上是約翰·懷特謀殺艾倫·康威的一幕。
兩個人站在塔樓上。艾倫站在垛牆邊緣，身體前傾。他穿著寬鬆的夾克和黑襯衫——就是死後被人發現時穿的那身衣服。懷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隻要推一把，一切都將結束。
事情就是這樣。謎底揭開了。我打電話給露西，取消了午餐約會。接著，我陷入沉思。
* * *
[1]阿爾文基金會，是英國推廣創意寫作的一個慈善機構。
偵探的工作
閱讀偵探小說是一回事，成為偵探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熱愛閱讀偵探小說。我不隻是編輯它們。我從小到大都把它們當作消遣讀物。事實上，我對它們如饑似渴。你一定有過那種感覺：外麵下著雨，屋裏開著暖氣，你全神貫注地閱讀一本書。讀啊，讀啊，感覺書頁從指縫間一頁頁滑過；突然間，你右手那邊的書頁比左手那邊薄了，你想慢些讀，但還是忍不住不停地翻啊翻，直到看到那個讓你幾乎難以置信的結局。這就是偵探小說的獨特的魅力。在出場的所有人物中，隻有偵探會和讀者產生一種特別的、實則獨一無二的關係。我認為，這就是偵探小說能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占據特殊席位的原因。
偵探小說完全圍繞真相展開：不多也不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當你讀到最後一頁，發現每一個字母i都點上了點，每一個字母t都加上了一橫，這與生俱來的魅力難道不讓你感覺心滿意足嗎？這些故事模擬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體驗。我們每天都被緊張不安和模稜兩可包圍，我們用了半輩子時間都在試圖尋求解決之道，當我們終於迎來那一刻，發現一切都講得通了，很可能我們已經奄奄一息。幾乎每一本偵探小說都能提供這種樂趣，這就是它們存在的理由。這也是《喜鵲謀殺案》令人惱火的原因。
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作品中，我們都在追逐心目中英雄的腳步。間諜、士兵、浪漫主義者、冒險家。可我們和偵探肩並肩站在一起。從一開始，我們就有著相同的目標——實際上目標很簡單。我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參與其中，並不是為了錢。不信你去看歇洛克·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他幾乎從未拿過報酬，雖然他明顯手頭寬裕，但我不確定他為自己所做的貢獻開出過哪怕一張支票。偵探當然比我們聰明。我們希望他們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美德的化身——福爾摩斯抑鬱，波洛自負，馬普爾小姐唐突而古怪。他們不需要有魅力。看看尼祿·沃爾夫[1]吧，他大腹便便，連從紐約的家中出門都困難，隻能定做一把椅子來支撐身體的體重。布朗神父長著一張就像諾福克郡水餃[2]一樣呆滯的圓臉，眼睛像北海一樣空洞。上過伊頓公學，從牛津畢業的彼得·溫西勳爵爺瘦弱，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還故意戴著一個單片眼鏡。鬥牛犬德拉蒙德也許赤手空拳就能殺死一個人（這或許是詹姆斯·邦德的靈感來源），但他也不是男性楷模。事實上，h. c.麥克尼爾描寫德拉蒙德時，一語中的：「幸運地擁有令人愉悅的醜陋外表，讓人立刻對它的主人產生信任。」我們不需要喜歡或是欽佩我們的偵探。我們緊跟著他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信心。
綜上所述，我都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調查員。且不說我完全不夠格，我可能還沒有那麽優秀。我已經在竭盡全力描述我見過的每一個人，聽到的每一件事，還有最重要的——我全部的思考。遺憾的是，我身邊沒有華生、沒有黑斯廷斯、沒有喬伊、沒有邦特、沒有路易斯。[3]所以我別無選擇，隻能事無巨細寫在紙上，其中包括這樣一個事實：直到我在打開那封信，看到約翰·懷特的照片之前，我發現自己毫無進展。事實上，在更加失落的時刻，我也曾捫心自問：是否真的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我遇到的部分難題在於，我試圖破解的這個謎案，既沒有規律，也沒有形狀。如果艾倫·康威也能像對待馬格納斯·派伊爵士那樣，幫忙描述一下自己的死亡經過，我相信，他會向我提供各種各樣的線索、記號或是暗示，指引我前進的道路。例如，在《喜鵲謀殺案》中，花圃裏的掌印、臥室裏的狗項圈，還有從壁爐裏找到的紙片、書桌上的左輪手槍、手寫信封裏的列印信件。我也許不知道它們串聯起來有什麽含義；但至少，作為讀者，我深知它們一定有什麽含義，不然它們為什麽要被提及？而作為偵探，我必須親自尋找這些線索，也許是我選錯了方向，因為可供我破解的線索少得可憐：沒有扯掉的扣子，沒有神秘的指紋，也沒有剛好無意間聽到的對話。當然，我手上有艾倫寄給查爾斯的手寫遺書，它裝在一個列印好的信封裏，和我在書中看到的那封信恰恰相反。但這有什麽含義呢？他的墨水用完了？如果你讀過歇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你可以非常肯定，雖然偵探未必會告訴你，但他心裏很清楚發生了什麽事。但在這個案件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他還能怎麽辦呢？也許，他可以從常春藤俱樂部的客戶記錄中找到艾倫的地址，千裏迢迢趕到弗瑞林姆，把他推下屋頂，撕掉他新書的最後章節。如果換作我是他，我也許會做出同樣的舉動。
我花了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閱讀，而我原本打算和露西——我們的版權經理，一起吃午飯。我想和她聊聊詹姆斯·泰勒和《阿提庫斯的冒險》。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我想溜出去，在前門外的人行道上快速抽支煙——但這時我想起信件堆上的那封信——拚錯我名字的那一封。我打開信封。
裏麵有一張照片，沒有便條，沒有寄信人的姓名。我拿起信封，看了看郵戳，它是從伊普斯威奇鎮寄來的。
這張照片有點模糊。我猜它是手機拍攝的，在街頭隨處可見的快照店裏放大列印出來。你可以直接插入他們的設備，假設是用現金支付，拍照的人會完全匿名。
畫麵上是約翰·懷特謀殺艾倫·康威的一幕。
兩個人站在塔樓上。艾倫站在垛牆邊緣，身體前傾。他穿著寬鬆的夾克和黑襯衫——就是死後被人發現時穿的那身衣服。懷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隻要推一把，一切都將結束。
事情就是這樣。謎底揭開了。我打電話給露西，取消了午餐約會。接著，我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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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爾文基金會，是英國推廣創意寫作的一個慈善機構。
偵探的工作
閱讀偵探小說是一回事，成為偵探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熱愛閱讀偵探小說。我不隻是編輯它們。我從小到大都把它們當作消遣讀物。事實上，我對它們如饑似渴。你一定有過那種感覺：外麵下著雨，屋裏開著暖氣，你全神貫注地閱讀一本書。讀啊，讀啊，感覺書頁從指縫間一頁頁滑過；突然間，你右手那邊的書頁比左手那邊薄了，你想慢些讀，但還是忍不住不停地翻啊翻，直到看到那個讓你幾乎難以置信的結局。這就是偵探小說的獨特的魅力。在出場的所有人物中，隻有偵探會和讀者產生一種特別的、實則獨一無二的關係。我認為，這就是偵探小說能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占據特殊席位的原因。
偵探小說完全圍繞真相展開：不多也不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當你讀到最後一頁，發現每一個字母i都點上了點，每一個字母t都加上了一橫，這與生俱來的魅力難道不讓你感覺心滿意足嗎？這些故事模擬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體驗。我們每天都被緊張不安和模稜兩可包圍，我們用了半輩子時間都在試圖尋求解決之道，當我們終於迎來那一刻，發現一切都講得通了，很可能我們已經奄奄一息。幾乎每一本偵探小說都能提供這種樂趣，這就是它們存在的理由。這也是《喜鵲謀殺案》令人惱火的原因。
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作品中，我們都在追逐心目中英雄的腳步。間諜、士兵、浪漫主義者、冒險家。可我們和偵探肩並肩站在一起。從一開始，我們就有著相同的目標——實際上目標很簡單。我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參與其中，並不是為了錢。不信你去看歇洛克·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他幾乎從未拿過報酬，雖然他明顯手頭寬裕，但我不確定他為自己所做的貢獻開出過哪怕一張支票。偵探當然比我們聰明。我們希望他們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美德的化身——福爾摩斯抑鬱，波洛自負，馬普爾小姐唐突而古怪。他們不需要有魅力。看看尼祿·沃爾夫[1]吧，他大腹便便，連從紐約的家中出門都困難，隻能定做一把椅子來支撐身體的體重。布朗神父長著一張就像諾福克郡水餃[2]一樣呆滯的圓臉，眼睛像北海一樣空洞。上過伊頓公學，從牛津畢業的彼得·溫西勳爵爺瘦弱，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還故意戴著一個單片眼鏡。鬥牛犬德拉蒙德也許赤手空拳就能殺死一個人（這或許是詹姆斯·邦德的靈感來源），但他也不是男性楷模。事實上，h. c.麥克尼爾描寫德拉蒙德時，一語中的：「幸運地擁有令人愉悅的醜陋外表，讓人立刻對它的主人產生信任。」我們不需要喜歡或是欽佩我們的偵探。我們緊跟著他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信心。
綜上所述，我都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調查員。且不說我完全不夠格，我可能還沒有那麽優秀。我已經在竭盡全力描述我見過的每一個人，聽到的每一件事，還有最重要的——我全部的思考。遺憾的是，我身邊沒有華生、沒有黑斯廷斯、沒有喬伊、沒有邦特、沒有路易斯。[3]所以我別無選擇，隻能事無巨細寫在紙上，其中包括這樣一個事實：直到我在打開那封信，看到約翰·懷特的照片之前，我發現自己毫無進展。事實上，在更加失落的時刻，我也曾捫心自問：是否真的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我遇到的部分難題在於，我試圖破解的這個謎案，既沒有規律，也沒有形狀。如果艾倫·康威也能像對待馬格納斯·派伊爵士那樣，幫忙描述一下自己的死亡經過，我相信，他會向我提供各種各樣的線索、記號或是暗示，指引我前進的道路。例如，在《喜鵲謀殺案》中，花圃裏的掌印、臥室裏的狗項圈，還有從壁爐裏找到的紙片、書桌上的左輪手槍、手寫信封裏的列印信件。我也許不知道它們串聯起來有什麽含義；但至少，作為讀者，我深知它們一定有什麽含義，不然它們為什麽要被提及？而作為偵探，我必須親自尋找這些線索，也許是我選錯了方向，因為可供我破解的線索少得可憐：沒有扯掉的扣子，沒有神秘的指紋，也沒有剛好無意間聽到的對話。當然，我手上有艾倫寄給查爾斯的手寫遺書，它裝在一個列印好的信封裏，和我在書中看到的那封信恰恰相反。但這有什麽含義呢？他的墨水用完了？如果你讀過歇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你可以非常肯定，雖然偵探未必會告訴你，但他心裏很清楚發生了什麽事。但在這個案件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