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道的樓頂已經塌下來。樓梯被柁架、檁木和亂磚塞住。我們奮力扒開一 個出口，像老鼠那樣鑽出去，並迅速逃出這座隻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樓。 待跑出胡同，看到黑乎乎的街上全是驚魂未定而到處亂跑的人。許多人半裸著 。他們也都是從死神手縫裏僥倖的生還者。我抱著兒子，與妻子跑到街口一個 開闊地，看看四周沒有高樓和電線桿，比較安全，便從一家副食店門口拉來一 個菜筐，反扣過來，叫妻兒坐在上邊，便說：“你們千萬別走開，我去看看咱 們兩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車。鄰居見我沒有外褲，便給我一條帶背帶的工作褲。 我腿長，褲子太短，兩條腿露在外邊。這時候什麽也顧不得了，活著就是一切 。我跨上車，去看父母與嶽父嶽母。車子拐到後街上，才知道這次地震的兇猛 。窄窄的街麵已經被地震扭曲變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樹木和電線桿橫在 街上，仿佛剛遭遇炮火的轟擊。通電全部中斷，街兩邊漆黑的樓裏發著呼叫。 多虧昨晚我睡覺前沒有摘下手錶，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約是淩晨四時半。
幸好父母與嶽父嶽母都住在一樓，房子沒壞，人都平安，他們都已經逃到 比較寬闊的街上。待安頓好長輩，回到家時，已是清晨。見到妻子才彼此發現 ，我們的臉和胳膊全是黑的。原來地震時從屋頂落下來的陳年的灰塵，全落在 臉上和身上。我將妻兒先送到一位朋友家。這家的主婦是妻子小學時的老師， 與我們關係甚好。這便又急匆匆跨上車，去看我的朋友們。
從清晨直到下午四時，一連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文革 ”那種清貧和蒼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靈財富了。此時相互看望，目的 很簡單，就是看人出沒出事，隻要人平安，謝天謝地，打個照麵轉身便走。我 的朋友們都還算幸運，隻有一位畫畫的朋友後腰被砸傷，其他人全都逃過這一 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屍首身上蓋一塊被單停放在道邊，我已經搞不清自己到 底是怎樣還活在這世上的。中午騎車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攔住，他 們是來自醫院的誌願者，正忙著在街頭設立救護站。經他們提醒，我才知道自 己的雙腿都被砸傷，有的地方還在淌血。護士給我消毒後塗上紫藥水，雙腿花 花的，看上去很像個掛了彩的傷員。這樣，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 我的家已經完了，都毫不猶豫地從口袋掏出錢來。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們硬 把錢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裏。那時的人錢很少，有的一兩塊 ，多的三五塊。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錢塞得愈來愈鼓。大地震後這天奇熱，跑 了一天，滿身的汗，下午回來時塞在口袋裏的錢便緊緊粘成一個硬邦邦拳頭大 的球兒。掏出來掰開，和妻子數一數，竟是71元，整個“文革”十年我從來沒 有這麽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動!當時誰給了我幾塊錢，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現在事過三十年，已經記不清是哪些人，還有那些名字，卻記得人間真正的 財富是什麽，而且這財富藏在哪裏，究竟什麽時候它才會出現。
畫家尼瑪澤仁曾經對我說：在西藏那塊土地上，人生存起來太艱難了。它 貧瘠、缺氧、封閉。但藏民靠著什麽堅忍地活下來的呢，靠著一種精神，靠著 信仰與心靈。
個人對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間心靈的撫慰是最珍貴的。
大地震是“文革”終結前最後的一場災難。它在人禍中加入天災，把人們 無情地推向深淵的極致。然而，支撐著我們生活下來的，不正是一種對春天回 歸的嚮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間相互的扶持與慰藉嗎?在我本人幾十年種種困苦 與艱難中，不是總有一隻又一隻熱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地伸到眼前嗎?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溫暖在人間。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氣，冒著頻頻不絕的餘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樓 。我驚奇地發現，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煙囪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樣飛 進來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尋衣物。我已經歷了兩次一無所有。一次是 “文革”的掃地出門，一次是這次大地震。我對財物有種輕蔑感。此刻，我隻 是舉著一台借來的海鷗牌相機，把所有真實的景象全部記錄下來。此時，忽見 一堵殘牆上還垂掛著一本日曆。日曆那頁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來。一 直珍存到今天。
我要留住這一天。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設法留住的。因為在這種日子裏，總 是在失去很多東西的同時，得到的卻更多——關鍵是我們是否能夠看到。如果 看到了它，就會被它更正對人生的看法並因之受益一生。
第55章 在雅典的戴先生在——紀念戴愛蓮
這兩天太忙，各種沒頭緒的事擾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開交時，也會覺 得一個不舒服的東西堵在心頭，稍有空閑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別我們而去了。 於是種種片段的往事就紛紛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對戴愛蓮的尊稱。戴先生對中國當代舞蹈的貢獻世人皆知， 因此二十年前初識她時，深深折下腰來，向她恭敬地鞠了一個躬。戴先生的個 子不高，見我這六尺大漢行此大禮，不禁哈哈大笑。其實個子再高的人，心中 對她也一定是“仰視”的。
平日很少能見到戴先生，偶爾在會議上才能碰到她，誰料一次竟有十天的 時間與她獨處。那是1996年。我赴希臘參加iov(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舉辦的“民 間文化展望國際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許多金髮碧眼和卷 發黑膚中間，正巴望著出現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後用中文叫我：“馮驥才， 是你嗎?”我扭身一看，一位輕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滿頭銀髮，肩上很隨意 地披一條暗紅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馬上認出是戴先生。讓我認出她來的， 不隻是她清新的容貌和總那樣彎彎的笑眼，更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家的氣質。我 不禁說：“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顯得很高興。她說她是iov的執委，從倫敦過來參會。她也希望碰到一個 中國人，沒想到這個人會是我。
我與她之間一直有一種親切感。這可能由於她與我母親同歲。再一個原因 很特別，便是她的漢語遠不如英語來得容易。她的發音像一個學漢語的老外， 而且漢語的詞彙量非常有限。然而，語言能力愈有限，表達起來就愈直率。我 喜歡和她這樣用不多的語彙，像兩個小孩子那樣說話，真率又開心。是不是因 此使我感覺與她在一起很親切?
她喜歡抽菸，順手讓給我一支。我已經戒菸很久，為了讓她高興，接過來 便抽。我曾經是抽菸的老手，姿勢老到，使她完全看不出我戒菸的歷史。煙可 以助興，笑聲便在煙裏跳動。在雅典那個漫長的會議中，她時不時從座位上站 起來，在離開會場時朝我歪一下頭，我神會其意，起身出來，與她坐在走廊的 沙發上一人一支煙，勝似活神仙。
此後在戴先生從藝八十周年紀念會上，我致詞時提起這事，並對她開玩笑 說：“戴先生差點把我的菸癮重新勾起來。”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車。鄰居見我沒有外褲，便給我一條帶背帶的工作褲。 我腿長，褲子太短，兩條腿露在外邊。這時候什麽也顧不得了，活著就是一切 。我跨上車，去看父母與嶽父嶽母。車子拐到後街上，才知道這次地震的兇猛 。窄窄的街麵已經被地震扭曲變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樹木和電線桿橫在 街上，仿佛剛遭遇炮火的轟擊。通電全部中斷，街兩邊漆黑的樓裏發著呼叫。 多虧昨晚我睡覺前沒有摘下手錶，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約是淩晨四時半。
幸好父母與嶽父嶽母都住在一樓，房子沒壞，人都平安，他們都已經逃到 比較寬闊的街上。待安頓好長輩，回到家時，已是清晨。見到妻子才彼此發現 ，我們的臉和胳膊全是黑的。原來地震時從屋頂落下來的陳年的灰塵，全落在 臉上和身上。我將妻兒先送到一位朋友家。這家的主婦是妻子小學時的老師， 與我們關係甚好。這便又急匆匆跨上車，去看我的朋友們。
從清晨直到下午四時，一連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文革 ”那種清貧和蒼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靈財富了。此時相互看望，目的 很簡單，就是看人出沒出事，隻要人平安，謝天謝地，打個照麵轉身便走。我 的朋友們都還算幸運，隻有一位畫畫的朋友後腰被砸傷，其他人全都逃過這一 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屍首身上蓋一塊被單停放在道邊，我已經搞不清自己到 底是怎樣還活在這世上的。中午騎車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攔住，他 們是來自醫院的誌願者，正忙著在街頭設立救護站。經他們提醒，我才知道自 己的雙腿都被砸傷，有的地方還在淌血。護士給我消毒後塗上紫藥水，雙腿花 花的，看上去很像個掛了彩的傷員。這樣，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 我的家已經完了，都毫不猶豫地從口袋掏出錢來。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們硬 把錢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裏。那時的人錢很少，有的一兩塊 ，多的三五塊。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錢塞得愈來愈鼓。大地震後這天奇熱，跑 了一天，滿身的汗，下午回來時塞在口袋裏的錢便緊緊粘成一個硬邦邦拳頭大 的球兒。掏出來掰開，和妻子數一數，竟是71元，整個“文革”十年我從來沒 有這麽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動!當時誰給了我幾塊錢，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現在事過三十年，已經記不清是哪些人，還有那些名字，卻記得人間真正的 財富是什麽，而且這財富藏在哪裏，究竟什麽時候它才會出現。
畫家尼瑪澤仁曾經對我說：在西藏那塊土地上，人生存起來太艱難了。它 貧瘠、缺氧、封閉。但藏民靠著什麽堅忍地活下來的呢，靠著一種精神，靠著 信仰與心靈。
個人對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間心靈的撫慰是最珍貴的。
大地震是“文革”終結前最後的一場災難。它在人禍中加入天災，把人們 無情地推向深淵的極致。然而，支撐著我們生活下來的，不正是一種對春天回 歸的嚮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間相互的扶持與慰藉嗎?在我本人幾十年種種困苦 與艱難中，不是總有一隻又一隻熱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地伸到眼前嗎?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溫暖在人間。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氣，冒著頻頻不絕的餘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樓 。我驚奇地發現，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煙囪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樣飛 進來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尋衣物。我已經歷了兩次一無所有。一次是 “文革”的掃地出門，一次是這次大地震。我對財物有種輕蔑感。此刻，我隻 是舉著一台借來的海鷗牌相機，把所有真實的景象全部記錄下來。此時，忽見 一堵殘牆上還垂掛著一本日曆。日曆那頁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來。一 直珍存到今天。
我要留住這一天。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設法留住的。因為在這種日子裏，總 是在失去很多東西的同時，得到的卻更多——關鍵是我們是否能夠看到。如果 看到了它，就會被它更正對人生的看法並因之受益一生。
第55章 在雅典的戴先生在——紀念戴愛蓮
這兩天太忙，各種沒頭緒的事擾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開交時，也會覺 得一個不舒服的東西堵在心頭，稍有空閑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別我們而去了。 於是種種片段的往事就紛紛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對戴愛蓮的尊稱。戴先生對中國當代舞蹈的貢獻世人皆知， 因此二十年前初識她時，深深折下腰來，向她恭敬地鞠了一個躬。戴先生的個 子不高，見我這六尺大漢行此大禮，不禁哈哈大笑。其實個子再高的人，心中 對她也一定是“仰視”的。
平日很少能見到戴先生，偶爾在會議上才能碰到她，誰料一次竟有十天的 時間與她獨處。那是1996年。我赴希臘參加iov(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舉辦的“民 間文化展望國際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許多金髮碧眼和卷 發黑膚中間，正巴望著出現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後用中文叫我：“馮驥才， 是你嗎?”我扭身一看，一位輕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滿頭銀髮，肩上很隨意 地披一條暗紅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馬上認出是戴先生。讓我認出她來的， 不隻是她清新的容貌和總那樣彎彎的笑眼，更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家的氣質。我 不禁說：“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顯得很高興。她說她是iov的執委，從倫敦過來參會。她也希望碰到一個 中國人，沒想到這個人會是我。
我與她之間一直有一種親切感。這可能由於她與我母親同歲。再一個原因 很特別，便是她的漢語遠不如英語來得容易。她的發音像一個學漢語的老外， 而且漢語的詞彙量非常有限。然而，語言能力愈有限，表達起來就愈直率。我 喜歡和她這樣用不多的語彙，像兩個小孩子那樣說話，真率又開心。是不是因 此使我感覺與她在一起很親切?
她喜歡抽菸，順手讓給我一支。我已經戒菸很久，為了讓她高興，接過來 便抽。我曾經是抽菸的老手，姿勢老到，使她完全看不出我戒菸的歷史。煙可 以助興，笑聲便在煙裏跳動。在雅典那個漫長的會議中，她時不時從座位上站 起來，在離開會場時朝我歪一下頭，我神會其意，起身出來，與她坐在走廊的 沙發上一人一支煙，勝似活神仙。
此後在戴先生從藝八十周年紀念會上，我致詞時提起這事，並對她開玩笑 說：“戴先生差點把我的菸癮重新勾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