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錘砸開草率地封堵在藏經洞外的木板土塊。
袋裝的敦煌遺書被搬了出來。帶著厚厚塵土扔在大車上。連木箱也沒有，隻用草蓆綑紮遮蓋。有力的大手把堆滿車上的文獻紮緊。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實就在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經洞那段時間裏，他早做過手腳，把許多珍貴的寫本都盜取出來了。
這兩個被他稱作“轉經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寫本的地方;後來，英國人斯坦因再一次從王道士手裏買到了大量寫本;俄國人鄂登堡的收穫更是驚人，一批弄走古寫本3000件以上——問題都出在這兩個大桶上。從敦煌到蘭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員們從來不拿藏經洞當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膽大包天。
民國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肅和新疆一帶，經常有人向外國人兜售這種古老珍奇的寫本，其散失之嚴重可以想見!
直到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甘肅政府有了耳聞，又命令敦煌當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遺書時，再次把藏經洞打開，裏邊居然還埋藏著94捆!
中國的文化就這樣被無知荒唐地虐待著，深夜，解運文獻的大車在一座衙門前緩緩停住。
當這輛大車停在敦煌衙門的門口時，便開始了被偷竊的痛苦的歷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層層關卡。官員們和經手人雁過拔毛，不斷把手伸進這“運寶”的車中。他們根本不懂這寶物指何而言，隻知道它們價值連城而決不放過機會撈一把罷了。
文物，在純正的文化人的眼裏是精神財富;在無知而貪婪人的眼裏隻是一種變相的黃金。
然而，最厲害的一關，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撫何彥升。當大車到達北京打磨廠時，他竟讓兒子何震彝把車子接進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嶽丈李盛鐸，以及劉廷琛、方爾謙等人一同把車上所有經卷寫本翻了一遍，擇其精好，悉數竊取出來。為了怕缺了件數，被人發現，竟將較長的卷子一撕為二來充數。
(北京圖書館所藏被撕開的敦煌經卷文書)
李盛鐸竊去的那些文書，後來以8萬日元賣給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時事周報·學觚》欄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
這便是敦煌文化悲劇中一個最黑暗、最醜惡的細節了!就這樣，這批敦煌遺書的劫數才算到頭。在大車把這些劫後僅存運進京師圖書館時，總卷數為8697號。僅僅是它出土時的五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佛經，那些具有無限深廣的社會經濟意義與極其豐富的世俗生活內容的文書，差不多都被伯希和與斯坦因運走了。
(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
一邊是歷經著巧取豪奪的種種劫難，一邊則是一代知識界的先賢們，以救火般的速度與激情搶救著失散的文化。
就在羅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獻的當月，他便在《東方雜誌》發表了《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見之原始》一文，記錄了這次見到的敦煌遺書12種和書目31種。首次向國人公布敦煌遺書無比重要的發現，以及痛失這些文書的真實狀況。
凡具有責任感的人們，都會感到心中有口鍾，為他所敲響。
(《東方雜誌》第六卷十期)
羅振玉等學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許後，把這為數不多的文獻拍成照片。兩三個月裏，就把這些文書錄文刊行出來。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羅振玉和蔣斧《敦煌石室遺書》)
伯希和返回法國後，又寄來一些照片。羅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這些文化瑰寶，馬上刊印出版。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他奮力揮著一雙孤單單的書生的手，迫切地要把那歷史的過失和文化的空洞補上。
這第一批公認的敦煌遺書研究的開山與發軔之作，更巨大和更廣泛的作用，是喚醒國人的文化意識，警醒當世，自珍文化。
這一來，立即得到那些素來具有強烈社會責任心的知識界的熱切呼應，幾乎當時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全投入進來。很短的時間裏，對敦煌遺書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展開。每部新著麵世，都是一時注目中心。各種學科的專題研究一下子並起與並立，這反映了我國知識界人才濟濟、實力雄厚和學術的敏感。
(羅福葆《沙州文錄補》、劉復《敦煌掇瑣》、羅振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和《敦煌拾零》、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向達《論唐代佛曲》等)
一方麵，敦煌遺書的廣闊內涵擴大了學者們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麵，學者們所開拓的多領域、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使得敦煌遺書更顯出博大深厚與絢麗光華。
請你要特別注意這兩部書——
一部書是存古學會編輯刊行的《石室秘寶》，它破天荒地影印出四幅莫高窟壁畫。
(莫高窟第221窟《唐代畫壁彌陀法會圖》、第263窟《唐代畫千佛岩圖》、第217窟盛唐《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和第251窟《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佛圖》。從書中插圖到實物景象的鏡頭)
以前中國的知識界從未關注過敦煌。自敦煌遺書的悲劇發生，才使得人們心繫於那個萬裏之外的文化聖地。然而當時還沒有一個人去過敦煌，印象中一片虛無。這幾幅照片卻像揭開天國大幕的小小一角，使人窺見了敦煌無上的燦爛神奇。它無疑成了數年之後，許多學者和藝術家紛紛奔赴敦煌考察的一個直接的根由。
另一部書是劉復(半農)的《敦煌掇瑣》。劉半農是一位天才的詩人。這部反映著文學家對世俗生活興趣角度的敦煌遺書輯錄，總計104件，全部是他在法國留學時，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抄錄下來的。這些寫本就是伯希和當年在敦煌的獵物。僅僅這一百多件寫本，就大角度地展開中古時代社會生活的眾生圖景了。
更重要的是，劉半農是第一位把流散到歐洲的敦煌遺書親自抄錄並送回來出版的人。在他以前，學者得到的流散海外的文獻資料，僅僅依靠伯希和贈予的極有限的照片。這一來，把人們的目光移到海外。一種追尋流失、挽回財富的責任，就促使後來不少學者相繼遠涉重洋，到歐洲去尋找昨日失卻了的中華寶藏。
(巴黎風光。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1934年以後，學者向達、王重民、於道泉、王慶菽等人背負使命奔赴巴黎與倫敦去查尋遺失的國寶。薑亮夫則是自費赴歐，傾盡個人家財。中國知識分子珍愛中華文化的精神以及赤誠的行動，至今仍然打動著我們!
這些學者整日埋頭在博物館和圖書館裏，抄錄收藏在那兒的敦煌遺書，並設法拍成微縮膠片。單是向達抄錄的資料就達200多萬字。他們心中的願望原是一個，就是要把斯坦因和伯希和從敦煌搬走的一字不少地送還給敦煌!
(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薑亮夫《瀛涯敦煌訪古劫餘錄》。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等。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巴黎圖書館外景與內景)
袋裝的敦煌遺書被搬了出來。帶著厚厚塵土扔在大車上。連木箱也沒有，隻用草蓆綑紮遮蓋。有力的大手把堆滿車上的文獻紮緊。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實就在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經洞那段時間裏，他早做過手腳，把許多珍貴的寫本都盜取出來了。
這兩個被他稱作“轉經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寫本的地方;後來，英國人斯坦因再一次從王道士手裏買到了大量寫本;俄國人鄂登堡的收穫更是驚人，一批弄走古寫本3000件以上——問題都出在這兩個大桶上。從敦煌到蘭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員們從來不拿藏經洞當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膽大包天。
民國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肅和新疆一帶，經常有人向外國人兜售這種古老珍奇的寫本，其散失之嚴重可以想見!
直到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甘肅政府有了耳聞，又命令敦煌當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遺書時，再次把藏經洞打開，裏邊居然還埋藏著94捆!
中國的文化就這樣被無知荒唐地虐待著，深夜，解運文獻的大車在一座衙門前緩緩停住。
當這輛大車停在敦煌衙門的門口時，便開始了被偷竊的痛苦的歷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層層關卡。官員們和經手人雁過拔毛，不斷把手伸進這“運寶”的車中。他們根本不懂這寶物指何而言，隻知道它們價值連城而決不放過機會撈一把罷了。
文物，在純正的文化人的眼裏是精神財富;在無知而貪婪人的眼裏隻是一種變相的黃金。
然而，最厲害的一關，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撫何彥升。當大車到達北京打磨廠時，他竟讓兒子何震彝把車子接進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嶽丈李盛鐸，以及劉廷琛、方爾謙等人一同把車上所有經卷寫本翻了一遍，擇其精好，悉數竊取出來。為了怕缺了件數，被人發現，竟將較長的卷子一撕為二來充數。
(北京圖書館所藏被撕開的敦煌經卷文書)
李盛鐸竊去的那些文書，後來以8萬日元賣給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時事周報·學觚》欄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
這便是敦煌文化悲劇中一個最黑暗、最醜惡的細節了!就這樣，這批敦煌遺書的劫數才算到頭。在大車把這些劫後僅存運進京師圖書館時，總卷數為8697號。僅僅是它出土時的五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佛經，那些具有無限深廣的社會經濟意義與極其豐富的世俗生活內容的文書，差不多都被伯希和與斯坦因運走了。
(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
一邊是歷經著巧取豪奪的種種劫難，一邊則是一代知識界的先賢們，以救火般的速度與激情搶救著失散的文化。
就在羅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獻的當月，他便在《東方雜誌》發表了《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見之原始》一文，記錄了這次見到的敦煌遺書12種和書目31種。首次向國人公布敦煌遺書無比重要的發現，以及痛失這些文書的真實狀況。
凡具有責任感的人們，都會感到心中有口鍾，為他所敲響。
(《東方雜誌》第六卷十期)
羅振玉等學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許後，把這為數不多的文獻拍成照片。兩三個月裏，就把這些文書錄文刊行出來。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羅振玉和蔣斧《敦煌石室遺書》)
伯希和返回法國後，又寄來一些照片。羅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這些文化瑰寶，馬上刊印出版。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他奮力揮著一雙孤單單的書生的手，迫切地要把那歷史的過失和文化的空洞補上。
這第一批公認的敦煌遺書研究的開山與發軔之作，更巨大和更廣泛的作用，是喚醒國人的文化意識，警醒當世，自珍文化。
這一來，立即得到那些素來具有強烈社會責任心的知識界的熱切呼應，幾乎當時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全投入進來。很短的時間裏，對敦煌遺書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展開。每部新著麵世，都是一時注目中心。各種學科的專題研究一下子並起與並立，這反映了我國知識界人才濟濟、實力雄厚和學術的敏感。
(羅福葆《沙州文錄補》、劉復《敦煌掇瑣》、羅振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和《敦煌拾零》、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向達《論唐代佛曲》等)
一方麵，敦煌遺書的廣闊內涵擴大了學者們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麵，學者們所開拓的多領域、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使得敦煌遺書更顯出博大深厚與絢麗光華。
請你要特別注意這兩部書——
一部書是存古學會編輯刊行的《石室秘寶》，它破天荒地影印出四幅莫高窟壁畫。
(莫高窟第221窟《唐代畫壁彌陀法會圖》、第263窟《唐代畫千佛岩圖》、第217窟盛唐《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和第251窟《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佛圖》。從書中插圖到實物景象的鏡頭)
以前中國的知識界從未關注過敦煌。自敦煌遺書的悲劇發生，才使得人們心繫於那個萬裏之外的文化聖地。然而當時還沒有一個人去過敦煌，印象中一片虛無。這幾幅照片卻像揭開天國大幕的小小一角，使人窺見了敦煌無上的燦爛神奇。它無疑成了數年之後，許多學者和藝術家紛紛奔赴敦煌考察的一個直接的根由。
另一部書是劉復(半農)的《敦煌掇瑣》。劉半農是一位天才的詩人。這部反映著文學家對世俗生活興趣角度的敦煌遺書輯錄，總計104件，全部是他在法國留學時，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抄錄下來的。這些寫本就是伯希和當年在敦煌的獵物。僅僅這一百多件寫本，就大角度地展開中古時代社會生活的眾生圖景了。
更重要的是，劉半農是第一位把流散到歐洲的敦煌遺書親自抄錄並送回來出版的人。在他以前，學者得到的流散海外的文獻資料，僅僅依靠伯希和贈予的極有限的照片。這一來，把人們的目光移到海外。一種追尋流失、挽回財富的責任，就促使後來不少學者相繼遠涉重洋，到歐洲去尋找昨日失卻了的中華寶藏。
(巴黎風光。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1934年以後，學者向達、王重民、於道泉、王慶菽等人背負使命奔赴巴黎與倫敦去查尋遺失的國寶。薑亮夫則是自費赴歐，傾盡個人家財。中國知識分子珍愛中華文化的精神以及赤誠的行動，至今仍然打動著我們!
這些學者整日埋頭在博物館和圖書館裏，抄錄收藏在那兒的敦煌遺書，並設法拍成微縮膠片。單是向達抄錄的資料就達200多萬字。他們心中的願望原是一個，就是要把斯坦因和伯希和從敦煌搬走的一字不少地送還給敦煌!
(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薑亮夫《瀛涯敦煌訪古劫餘錄》。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等。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巴黎圖書館外景與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