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說法並非無懈可擊。如果將藏經洞文獻的年代仔細查看一下就會發現，自1002年最後一份文獻向上捯一百年間，差不多每年都有文獻保留下來。可是截止到1002年就沒有了。但西夏占領敦煌是1036年的事，中間怎麽會出現漫長的34年的空白?莫高窟的和尚們不會提前三十四年就感到西夏的威脅並作出如此過早的行動吧!
第二種說法認為，藏經洞的殘卷較多，許多都是當時廢棄不用的文書。還有那些大量的捲軸式經卷，在公元10世紀末折葉式經卷廣泛流行起來時，已經失去了實用價值。佛教一般不準毀滅經典，便封存在洞內。
但對這種廉潔的相反意見也很有道理，既然是古代作廢不用的文書，為什麽要封閉起來再畫上偽裝呢?
第三種說法認為，這是為了改造和重修大洞窟(第16號洞窟)時，將這用處不大的小窟封閉起來的。根據是，1953年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員在第53窟北壁發現一個被封閉的小窟(現在編為第469窟)。大小與藏經洞差不多。西壁上寫了一段題記：“廣順三年，歲次癸醜(公元953年)八月十五日府主太保就窟工造二千人齋，藏內記。”話說得很明白，這是歸義軍節度使在莫高窟舉辦一次盛大法事，法會所用物品，過後便收藏在這洞中。由此推論，藏經洞也被作為一個小藏室，平日堆放這些舊書殘卷。後來在大洞窟改造重修時，順便將這無用的小倉庫堵上。外邊的畫隻是依照常規畫上幾個供養菩薩，並非作為一種掩人耳目的偽裝。
然而這種說法，猜測成分太多，不能取得一致的信服。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藏經洞封閉與伊斯蘭教東傳有關。皈依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大肆毀壞佛教的偶像，並對地處西域西端、信仰佛教的於闐國發動宗教戰爭。經過40年戰爭，於闐國被占領並伊斯蘭化，因而使得大西北所有佛教中心都感到強大威脅。公元1093年，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共同攻打西夏，得到宋朝的贊同。這一消息傳到敦煌，肯定引起很大恐慌，於是採取了這一應急的保護措施。
這一說法缺乏具體依據，仍然僅僅是猜測。但是，它使我們想到，公元10世紀至11世紀之交，敦煌遇到了它有史以來最大的麻煩。在外部，東邊是崛起的西夏黨項族，勢頭逼人;西邊是與佛教為敵的哈拉汗王朝，隨時可能縱騎而至。在內部，也正是在1002年，曹氏後裔曹宗壽迫使他的叔父、原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瓜州防禦史曹延瑞自殺。局勢錯綜複雜，危機潛伏。在這種嚴酷的形勢下，封閉藏經洞成了大勢所迫。但更具體的情節與緣故，卻依然沒有尋到。
據說，在流散到國外的敦煌遺書中，曾發現兩件年代更晚的資料。一件是北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另一件是清代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這一信息曾使人們驚訝不已!因為封閉藏經洞的時間，必須是在洞中有紀年的文獻的年代之後。如果真有一卷更晚的文獻，甚至哪怕一頁清代的文書，整個封閉的理由又會成為一個全新的神話。可是，有人懷疑這兩件寫本，不一定是藏經洞的文獻，也許是在敦煌其他地方所出土。於是，一切又回到撲朔迷離之中。
對於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最終還要在洞中的文獻裏去尋找。
那麽這被稱作“世紀之寶”的敦煌遺書，究竟含著怎樣的內容?
單是5萬件古代文獻就是無法估量的財富了。
單是存放了近一千年就是無以比擬的財富了。
時間創造文物。一千年過去，每一頁書寫的紙都成了罕世奇珍。何況厚厚實實五萬卷，還有那麽多繪畫、雕塑、佛教文物，塞滿了整整一個洞窟!
然而無比寶貴的還是它的內涵。
洞中的文獻大部分是佛教經卷。彌足珍貴的是那些在“大藏經”中都沒有收入的佚文佚經，卻在這裏出現了。它們使佛教經典的寶庫得到充實。
(《大乘四法經》、《因緣心論頌》、《異譯心經》等)
許多經卷的題記和疏釋，還為研究中國佛教歷史和當時宗教與社會狀況提供了嶄新的材料。
(《淨名經關中釋抄》。《金光明經》題記。《十地義記》、《維摩詰經釋》、《法華玄義》、《瑜珈師地論隨聽手記》等)
各種佛經目錄，一經發現，即刻在我國古代目錄學史上占有顯眼的位置。大量的寺院文書，包括財產帳目、僧尼名籍，法事記錄，以及齋文、燈文、施物疏等，組成一幅文字的工筆畫，精緻地再現了敦煌佛教的繁盛景觀。
(《天復二年都僧統光照帖諸僧尼寺綱香徒眾等》，《寺戶妻女紡毛簿》，《沙州諸寺丁口壯車牛役部》，《甲辰年直歲惠安手下諸色入破歷》等)
最有價值的佛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維摩詰所說經》、《金般若波羅蜜多經》、《妙法蓮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乘無量壽經》等，由於抄寫年代較早，對宋代以來的傳世本都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尤其有的經典，在印度連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經散佚，它就更具有權威的意義了。
在敦煌遺書中，那些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的文獻也有相同和非凡的分量。比如道教名作《老子化胡經》，在元代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被指為辱沒佛教而徹底銷毀，早就不見了蹤跡。但它在藏經洞卻意外地露麵。再如，人們對於摩尼教的歷史及宗教內容一直所知甚少，但洞中一卷《摩尼光佛教法儀略》，將摩尼教的起源、形象、典籍、教團、製度、教義等細緻地展開，一下子把大半空白的摩尼教有血有肉地填滿。而另外一些關於景教的卷子，又把那個來自敘利亞、同樣神秘的景教，美妙地開啟了。
(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文獻《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尊經》、《一神論》、《誌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序聽迷失所經》、《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等)
藏經洞裏放滿了能夠打開歷史密室的鑰匙。
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說，藏經洞又是整個莫高窟的濃縮。一方麵是外來佛教文化的傳入，一方麵則是中土文化的弘揚。
藏經洞中浩瀚的儒家典籍是這方麵充實的證據。重要的儒家經典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諸如《易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總數達百卷以上。由於大都是珍罕難得的六朝與唐代寫本，在校勘、訓詁、輯佚方麵的價值極高。
洞中所藏的《尚書》“隸古定”本，是我國久已絕跡的最古老的版本。
很多材料，都是失落千年，今朝復得。
比如《論語》。傳世本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藏經洞的古本《論語》卻是“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中，一個貽誤了千年的錯誤。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如果從勘誤與補正的角度上看，藏經洞中大量的史籍與古地誌，意義同樣非凡。
(《史記集解》、《漢書·刑法誌》、《王莽傳》、《蕭何曹參張良傳》、《蕭望之傳》、《三國誌·步騭傳》等)
第二種說法認為，藏經洞的殘卷較多，許多都是當時廢棄不用的文書。還有那些大量的捲軸式經卷，在公元10世紀末折葉式經卷廣泛流行起來時，已經失去了實用價值。佛教一般不準毀滅經典，便封存在洞內。
但對這種廉潔的相反意見也很有道理，既然是古代作廢不用的文書，為什麽要封閉起來再畫上偽裝呢?
第三種說法認為，這是為了改造和重修大洞窟(第16號洞窟)時，將這用處不大的小窟封閉起來的。根據是，1953年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員在第53窟北壁發現一個被封閉的小窟(現在編為第469窟)。大小與藏經洞差不多。西壁上寫了一段題記：“廣順三年，歲次癸醜(公元953年)八月十五日府主太保就窟工造二千人齋，藏內記。”話說得很明白，這是歸義軍節度使在莫高窟舉辦一次盛大法事，法會所用物品，過後便收藏在這洞中。由此推論，藏經洞也被作為一個小藏室，平日堆放這些舊書殘卷。後來在大洞窟改造重修時，順便將這無用的小倉庫堵上。外邊的畫隻是依照常規畫上幾個供養菩薩，並非作為一種掩人耳目的偽裝。
然而這種說法，猜測成分太多，不能取得一致的信服。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藏經洞封閉與伊斯蘭教東傳有關。皈依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大肆毀壞佛教的偶像，並對地處西域西端、信仰佛教的於闐國發動宗教戰爭。經過40年戰爭，於闐國被占領並伊斯蘭化，因而使得大西北所有佛教中心都感到強大威脅。公元1093年，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共同攻打西夏，得到宋朝的贊同。這一消息傳到敦煌，肯定引起很大恐慌，於是採取了這一應急的保護措施。
這一說法缺乏具體依據，仍然僅僅是猜測。但是，它使我們想到，公元10世紀至11世紀之交，敦煌遇到了它有史以來最大的麻煩。在外部，東邊是崛起的西夏黨項族，勢頭逼人;西邊是與佛教為敵的哈拉汗王朝，隨時可能縱騎而至。在內部，也正是在1002年，曹氏後裔曹宗壽迫使他的叔父、原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瓜州防禦史曹延瑞自殺。局勢錯綜複雜，危機潛伏。在這種嚴酷的形勢下，封閉藏經洞成了大勢所迫。但更具體的情節與緣故，卻依然沒有尋到。
據說，在流散到國外的敦煌遺書中，曾發現兩件年代更晚的資料。一件是北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另一件是清代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這一信息曾使人們驚訝不已!因為封閉藏經洞的時間，必須是在洞中有紀年的文獻的年代之後。如果真有一卷更晚的文獻，甚至哪怕一頁清代的文書，整個封閉的理由又會成為一個全新的神話。可是，有人懷疑這兩件寫本，不一定是藏經洞的文獻，也許是在敦煌其他地方所出土。於是，一切又回到撲朔迷離之中。
對於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最終還要在洞中的文獻裏去尋找。
那麽這被稱作“世紀之寶”的敦煌遺書，究竟含著怎樣的內容?
單是5萬件古代文獻就是無法估量的財富了。
單是存放了近一千年就是無以比擬的財富了。
時間創造文物。一千年過去，每一頁書寫的紙都成了罕世奇珍。何況厚厚實實五萬卷，還有那麽多繪畫、雕塑、佛教文物，塞滿了整整一個洞窟!
然而無比寶貴的還是它的內涵。
洞中的文獻大部分是佛教經卷。彌足珍貴的是那些在“大藏經”中都沒有收入的佚文佚經，卻在這裏出現了。它們使佛教經典的寶庫得到充實。
(《大乘四法經》、《因緣心論頌》、《異譯心經》等)
許多經卷的題記和疏釋，還為研究中國佛教歷史和當時宗教與社會狀況提供了嶄新的材料。
(《淨名經關中釋抄》。《金光明經》題記。《十地義記》、《維摩詰經釋》、《法華玄義》、《瑜珈師地論隨聽手記》等)
各種佛經目錄，一經發現，即刻在我國古代目錄學史上占有顯眼的位置。大量的寺院文書，包括財產帳目、僧尼名籍，法事記錄，以及齋文、燈文、施物疏等，組成一幅文字的工筆畫，精緻地再現了敦煌佛教的繁盛景觀。
(《天復二年都僧統光照帖諸僧尼寺綱香徒眾等》，《寺戶妻女紡毛簿》，《沙州諸寺丁口壯車牛役部》，《甲辰年直歲惠安手下諸色入破歷》等)
最有價值的佛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維摩詰所說經》、《金般若波羅蜜多經》、《妙法蓮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乘無量壽經》等，由於抄寫年代較早，對宋代以來的傳世本都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尤其有的經典，在印度連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經散佚，它就更具有權威的意義了。
在敦煌遺書中，那些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的文獻也有相同和非凡的分量。比如道教名作《老子化胡經》，在元代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被指為辱沒佛教而徹底銷毀，早就不見了蹤跡。但它在藏經洞卻意外地露麵。再如，人們對於摩尼教的歷史及宗教內容一直所知甚少，但洞中一卷《摩尼光佛教法儀略》，將摩尼教的起源、形象、典籍、教團、製度、教義等細緻地展開，一下子把大半空白的摩尼教有血有肉地填滿。而另外一些關於景教的卷子，又把那個來自敘利亞、同樣神秘的景教，美妙地開啟了。
(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文獻《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尊經》、《一神論》、《誌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序聽迷失所經》、《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等)
藏經洞裏放滿了能夠打開歷史密室的鑰匙。
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說，藏經洞又是整個莫高窟的濃縮。一方麵是外來佛教文化的傳入，一方麵則是中土文化的弘揚。
藏經洞中浩瀚的儒家典籍是這方麵充實的證據。重要的儒家經典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諸如《易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總數達百卷以上。由於大都是珍罕難得的六朝與唐代寫本，在校勘、訓詁、輯佚方麵的價值極高。
洞中所藏的《尚書》“隸古定”本，是我國久已絕跡的最古老的版本。
很多材料，都是失落千年，今朝復得。
比如《論語》。傳世本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藏經洞的古本《論語》卻是“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中，一個貽誤了千年的錯誤。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如果從勘誤與補正的角度上看，藏經洞中大量的史籍與古地誌，意義同樣非凡。
(《史記集解》、《漢書·刑法誌》、《王莽傳》、《蕭何曹參張良傳》、《蕭望之傳》、《三國誌·步騭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