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作是以傳抄或重刻的方式流傳下來的。其間最容易生出錯誤。世代輾轉，訛誤愈增。校勘神聖的意義，便是恢復歷史的原貌。歷史和文明的尊嚴，以及對歷史和文明的尊重也就都在其中了。
如果我們將藏經洞中的《大唐西域記》與傳世本仔細校對，就會發現，像《論語》那樣的錯誤不下一百處。
傳世本《晉書》關於平北將軍祖逖與石季龍的戰爭有兩條記載。一條在《晉書·元帝紀》中，說“王師敗績”，就是說祖逖吃了敗仗。另一條在《晉書·祖逖傳》中，說“季龍大敗”，是說祖逖打了勝仗。兩條記載，勝敗相反，自相矛盾，使得歷來學者莫衷一是。而藏經洞中保存一部古寫本《晉春秋》中，對這一史實有了十分肯定的記載：“平北將軍伐陳川……逖設伏射之，龍乃退。”於是糊塗了千年的懸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書，就是還歷史以真實的麵目。
(《晉書》中《元帝紀》與《祖逖傳》的比較。《晉書》與《晉春秋》的比較)
洞中收藏的古本史書，除去王粲的《晉紀》，還有李荃《閫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論》、孔衍《春秋後語》、宗略和宗顯《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古本圖書。世界上什麽地方還能像藏經洞這樣，一下子找到這麽多佚傳的古籍!
同時許多前所未見的古代地理資料的出土，尤為我們驚喜。其中敦煌本地的歷史地理麵貌，在傳世的記載中如同鳳毛麟角，使我們一片模糊與虛無。但是現在，它神奇地從藏經洞形象清晰地走了出來。
(敦煌的地貌。古地誌《皇華四達記》、《郡國誌》，韋澳《州郡風俗誌》，劉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誌圖》，梁載言《貞元十道誌》，李泰《括地誌》;敦煌地誌《沙州都督府圖經》、《敦煌錄》、《沙州地誌》、《壽昌縣地境》、《西州圖經》等)
至於有關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種文書，涉獵極廣，內容博大，難以窮盡。史籍往往隻給我們一個冷靜的梗概和寫意的輪廓，這些文書卻是一個個飽滿鼓脹、活靈活現的生命細胞。我們幾乎從它上邊可以觸摸到當時社會的脈搏與生活的溫度。這些文書都成了歷史學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據。
地方文書包括官方文書與私家文書。
官方文書豐富的法製內容。它們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製度)、格(違禁限定)、式(章程規範)的具體化的實例。
(《名例律疏》、《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天寶令式表殘卷》、《開元水部式殘卷》、《神龍散頒刑部格殘卷》等)
官府檔案中各種簿籍，包括戶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會計簿等，為我們全麵描繪出唐代社會體製的真實形態。至於那些往來的公文，包括表、狀、牒，極豐富地反映出當時的典章製度與政治製度的狀況。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從來沒有記載的。
這些官府文書還範例性地給我們展示了各種公文規範、辦事手續和書寫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縣效穀鄉籍》、《開元十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籍》、《天寶六載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裏籍》、《唐天寶十年差科簿》、《沙州會計簿》、《敦煌郡會計簿》、《吐蕃統治時期沙州倉曹會計牒》、《豆盧軍和糴會計簿》、《張議潮進表》、《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曹延祿上表》、《田令程表》、《職官品階食品表》、《大晉皇帝致北朝皇帝遺書》、《大行皇帝議狀》等)
很難說這是一種珍罕的歷史文獻，還是寶貴的歷史文物。
私家文書包括各種契約和民間社團文書。
它們就像變相的風俗畫那樣，展開紛紜萬狀的中古朝代的社會場麵與人際關係。
(莫高窟壁畫中描寫世俗生活的畫麵)
每一份契約都是一幅那時代深刻的插圖。
一份《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吳賣兒契》，像是兩則故事;還有《唐奴婢買賣市卷錄白案記》，則像一曲淒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淚留到今天，使我們對當時社會底層的艱辛認識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畫中的兒童形象)
多種多樣的社團文書，又帶著敦煌地區優美的社會人文的光彩，照亮我們的眼睛。如果沒有這些珍罕的文書保留下來，我們就無法把中華民族獨有的親情化的群體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動與深入。
(莫高窟壁畫描寫飲酒縱情、歌舞聚樂等世俗生活的畫麵)
藏經洞大大展開了歷史的寬度與深度，同時也加寬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對當時的精神與情感獲得感知的，是藏經洞中保留下來的大量的珍貴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富價值的是歷來傳世極少的民間文學。
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都是從未見過。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華文學更加光彩奪目。
首次發現的盛唐時期手抄本的《雲謠集雜曲子》，比傳世的早期詞集《花間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詞的源頭。
王梵誌的五言白話詩寫本，共有五種，集詩達四百餘首。可見這些接近生活語言而十分樸實真切的詩作流傳之廣。而這位成就非凡的詩人的作品是首次被發現的，它在我國古典詩歌中的價值可想而知。
藏經洞對中國文學史最大的貢獻，是數量頗巨的變文的出土。
變文的出土，可謂一個考古學的奇觀，變文，出自寺院中的“俗講”。是僧人宣講佛法時，為了使那些玄奧枯燥的經義叫大眾愛聽，便將佛經中一些饒有趣味的情節抽出來，添花加葉，變為討人喜歡的通俗化的“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總共達三十卷，原來經文中的二三十字，一變就成了賞心悅目的三五千字，足見作者想像的才華。這正像大唐出現的經變畫一樣，使艱澀的難懂的經文變為燦爛動人的圖畫。變文也是大乘佛教興盛和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創造性的體現。
(莫高窟第420窟《法華經變》、第220窟《西方淨土變》、第158窟《金光明經變》、第112窟《報恩經變》、第329窟《阿彌陀經變》、第172窟《觀無量壽經變》等)
變文是文字的經變畫，經變畫是彩色的可視的變文，它們是孿生的，隻不過一個畫滿莫高窟的牆壁上，一個在眾人的口中傳來傳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畫《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幹脆就可以看作是“張議潮變文”的精美的彩色插圖。
據說當時宣傳變文時，場麵極有魅力。宣講者聲音悠揚，四周圍著被打動了的鄉裏百姓。這樣，漸漸就有一些非佛經的變文出現了。
(《王昭君變文》、《伍子胥變文》、《孟薑女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董永變文》、《秋胡變文》、《李陵變文》、《漢將王陵變》等)
在世俗化的趨勢方麵，變文與經變畫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變文走得更遠，而且愈來愈不受佛教束縛，漸漸演變成一種自由隨意和銳氣十足的文體。
如果我們將藏經洞中的《大唐西域記》與傳世本仔細校對，就會發現，像《論語》那樣的錯誤不下一百處。
傳世本《晉書》關於平北將軍祖逖與石季龍的戰爭有兩條記載。一條在《晉書·元帝紀》中，說“王師敗績”，就是說祖逖吃了敗仗。另一條在《晉書·祖逖傳》中，說“季龍大敗”，是說祖逖打了勝仗。兩條記載，勝敗相反，自相矛盾，使得歷來學者莫衷一是。而藏經洞中保存一部古寫本《晉春秋》中，對這一史實有了十分肯定的記載：“平北將軍伐陳川……逖設伏射之，龍乃退。”於是糊塗了千年的懸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書，就是還歷史以真實的麵目。
(《晉書》中《元帝紀》與《祖逖傳》的比較。《晉書》與《晉春秋》的比較)
洞中收藏的古本史書，除去王粲的《晉紀》，還有李荃《閫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論》、孔衍《春秋後語》、宗略和宗顯《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古本圖書。世界上什麽地方還能像藏經洞這樣，一下子找到這麽多佚傳的古籍!
同時許多前所未見的古代地理資料的出土，尤為我們驚喜。其中敦煌本地的歷史地理麵貌，在傳世的記載中如同鳳毛麟角，使我們一片模糊與虛無。但是現在，它神奇地從藏經洞形象清晰地走了出來。
(敦煌的地貌。古地誌《皇華四達記》、《郡國誌》，韋澳《州郡風俗誌》，劉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誌圖》，梁載言《貞元十道誌》，李泰《括地誌》;敦煌地誌《沙州都督府圖經》、《敦煌錄》、《沙州地誌》、《壽昌縣地境》、《西州圖經》等)
至於有關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種文書，涉獵極廣，內容博大，難以窮盡。史籍往往隻給我們一個冷靜的梗概和寫意的輪廓，這些文書卻是一個個飽滿鼓脹、活靈活現的生命細胞。我們幾乎從它上邊可以觸摸到當時社會的脈搏與生活的溫度。這些文書都成了歷史學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據。
地方文書包括官方文書與私家文書。
官方文書豐富的法製內容。它們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製度)、格(違禁限定)、式(章程規範)的具體化的實例。
(《名例律疏》、《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天寶令式表殘卷》、《開元水部式殘卷》、《神龍散頒刑部格殘卷》等)
官府檔案中各種簿籍，包括戶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會計簿等，為我們全麵描繪出唐代社會體製的真實形態。至於那些往來的公文，包括表、狀、牒，極豐富地反映出當時的典章製度與政治製度的狀況。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從來沒有記載的。
這些官府文書還範例性地給我們展示了各種公文規範、辦事手續和書寫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縣效穀鄉籍》、《開元十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籍》、《天寶六載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裏籍》、《唐天寶十年差科簿》、《沙州會計簿》、《敦煌郡會計簿》、《吐蕃統治時期沙州倉曹會計牒》、《豆盧軍和糴會計簿》、《張議潮進表》、《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曹延祿上表》、《田令程表》、《職官品階食品表》、《大晉皇帝致北朝皇帝遺書》、《大行皇帝議狀》等)
很難說這是一種珍罕的歷史文獻，還是寶貴的歷史文物。
私家文書包括各種契約和民間社團文書。
它們就像變相的風俗畫那樣，展開紛紜萬狀的中古朝代的社會場麵與人際關係。
(莫高窟壁畫中描寫世俗生活的畫麵)
每一份契約都是一幅那時代深刻的插圖。
一份《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吳賣兒契》，像是兩則故事;還有《唐奴婢買賣市卷錄白案記》，則像一曲淒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淚留到今天，使我們對當時社會底層的艱辛認識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畫中的兒童形象)
多種多樣的社團文書，又帶著敦煌地區優美的社會人文的光彩，照亮我們的眼睛。如果沒有這些珍罕的文書保留下來，我們就無法把中華民族獨有的親情化的群體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動與深入。
(莫高窟壁畫描寫飲酒縱情、歌舞聚樂等世俗生活的畫麵)
藏經洞大大展開了歷史的寬度與深度，同時也加寬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對當時的精神與情感獲得感知的，是藏經洞中保留下來的大量的珍貴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富價值的是歷來傳世極少的民間文學。
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都是從未見過。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華文學更加光彩奪目。
首次發現的盛唐時期手抄本的《雲謠集雜曲子》，比傳世的早期詞集《花間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詞的源頭。
王梵誌的五言白話詩寫本，共有五種，集詩達四百餘首。可見這些接近生活語言而十分樸實真切的詩作流傳之廣。而這位成就非凡的詩人的作品是首次被發現的，它在我國古典詩歌中的價值可想而知。
藏經洞對中國文學史最大的貢獻，是數量頗巨的變文的出土。
變文的出土，可謂一個考古學的奇觀，變文，出自寺院中的“俗講”。是僧人宣講佛法時，為了使那些玄奧枯燥的經義叫大眾愛聽，便將佛經中一些饒有趣味的情節抽出來，添花加葉，變為討人喜歡的通俗化的“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總共達三十卷，原來經文中的二三十字，一變就成了賞心悅目的三五千字，足見作者想像的才華。這正像大唐出現的經變畫一樣，使艱澀的難懂的經文變為燦爛動人的圖畫。變文也是大乘佛教興盛和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創造性的體現。
(莫高窟第420窟《法華經變》、第220窟《西方淨土變》、第158窟《金光明經變》、第112窟《報恩經變》、第329窟《阿彌陀經變》、第172窟《觀無量壽經變》等)
變文是文字的經變畫，經變畫是彩色的可視的變文，它們是孿生的，隻不過一個畫滿莫高窟的牆壁上，一個在眾人的口中傳來傳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畫《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幹脆就可以看作是“張議潮變文”的精美的彩色插圖。
據說當時宣傳變文時，場麵極有魅力。宣講者聲音悠揚，四周圍著被打動了的鄉裏百姓。這樣，漸漸就有一些非佛經的變文出現了。
(《王昭君變文》、《伍子胥變文》、《孟薑女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董永變文》、《秋胡變文》、《李陵變文》、《漢將王陵變》等)
在世俗化的趨勢方麵，變文與經變畫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變文走得更遠，而且愈來愈不受佛教束縛，漸漸演變成一種自由隨意和銳氣十足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