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會,女子威武,往往是國家強盛的標誌,女子放達,常常是社會開明的徵象,有人一直弄不明白,大唐哪來的膽量,敢在大街上玩那種從羅馬帝國傳來的往赤裸身體潑水的“潑寒胡戲”?其實這期間半裸的飛天已經在莫高窟裏滿天飛舞了。


    (莫高窟第57窟散花飛天、第321窟雙飛天、第320窟華蓋飛天、第158窟吹笛飛天,榆林窟第15窟伎樂飛天,等等)


    到底是這狂放驃悍的胡風,助長了大唐盛世的的氣概,還是國富民強的時代,正需要這種外來的雄強奮昂、健康自由的異域文化?


    從中使我們深深感動的,卻是大唐對待外來文化的胸懷與魄力,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很難想像唐代對外開放的程度,我們無法看到當年絲路上萬國來朝進貢的盛大景象。但從莫高窟內這幅《說法圖》—中國人形象的佛陀在講經,各國王子在聽經—就能感受到大唐的至尊與寬宏。一時,諸國王公貴族來朝做官者甚眾。正月初一,向唐太宗賀歲的五品之上的胡人官員,竟達一百人。不說古代,在當今這個號稱開放的世界上誰人能有此氣魄與胸襟?


    (莫高窟第220窟《藥師淨土變》)


    唐代中國究竟有多少胡人?


    公元631年(貞觀五年),唐太宗攻破突厥後,曾安置突厥貴族一萬家在長安定居。把敵俘安排在身邊,這本身就需要非凡的膽識。如果按每戶五至八人計算,單是長安的突厥人就有七八萬之巨。而寓居長安的,還有中亞昭武九姓諸國人,東鄰日本人、高麗人、契丹人,西域各族各國人,既有王公貴族,又有商人僧侶。西亞的波斯是溝通中西文化最活躍的國家。波斯王卑路斯被大食驅逐後,攜子到長安定居。長安的西市有專門供應波斯食品的商店,可見長安的波斯人數量之多。


    (唐·閻立本《步輦圖》、《職貢圖》。章懷太子墓《禮賓圖》。莫高窟壁畫中的各國各族人的形象。西安土門村出土之漢—巴利文碑等)


    絲路開通後,大唐的高度文明與殷足物質,吸引由世界各地前來的商人、工匠、藝人和留學生日益增多。這些人無不以崇慕敬仰之情嚮往中華,以能一到中國的名都長安、洛陽和揚州為榮。甚至還想死後“轉生中國”。不說內地,單是敦煌一帶落戶的粟特商人就住滿一個鄉。而在大都市達官貴族家做僕人的“崑崙奴”,都是來自更遙遠的非洲。據公元787年(貞元三年)的一次調查,在長安居住擁有田產的外國人,總共四千戶。由此推測長安城共有十多萬外國人。按照當時長安居民人口總數一百多萬計算,至少十個人口中有一個胡人,這是多麽驚人的一個比例數字!


    (西安出土黑人陶俑)


    這樣巨大數量的外國人居住國都,甚至入朝為官,唐王朝非但無憂無慮,從不感到威脅,反倒處之泰然。唐人到底是怎樣一種心態?


    (《長安城復原圖》)


    莫高窟這幅《維摩變》十分耐人尋味。在當時人們的印象裏,模樣像中國人的維摩詰被當作中原帝王;外來的菩薩文殊一直被當作西域的象徵。有趣的是這幅畫下方—在文殊一邊聽經的人,給故意畫成中原君臣;在維摩詰一邊聽經的人卻是金髮碧眼的各國王子。這種交叉起來的表現可謂別具匠心。把本來帶有對立意味的場麵,畫成一個和諧融洽的整體。


    (莫高窟第103窟東壁南北側“維摩經變”)


    唐太宗李世民關於破除“貴中華、輕夷狄”的主張,特別是對各族各國“愛之如一”那個著名的口號,是大唐麵對世界的一麵恢宏大度的精神旗幟,一個敞開的胸懷。


    就在這“愛之如一”的口號下,大唐對外來的一切幾乎無所不包,從物質內容到文化習俗,從精神方式到宗教信仰,全部拿來,毫不介懷,不用的便置之一旁,有用的便據為己有,我們至今還能找到當時聽憑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傳播的遺蹟。而在宗教信仰上的寬許,才是胸襟博大的最大表現。帶著不同習俗和信仰,同住長安,和睦相處,這是人類中古史的奇蹟,也是大唐極盛的深在緣故,(大秦景教流傳中國碑。藏經洞經典。清真寺)


    不同的精神文化相接,才能各放異彩。在唐代詩壇上,李白的長歌短句中總是洋溢著道家的精神;杜甫和白居易的韻腳則一直嚴謹遵循著儒家的規範;而王維崇佛,自號摩詰,筆下自然時出禪意。為此,唐代詩聖們的風格相互之間更是去之千裏,反過來又交映出大唐文學天空的一片璀璨光華。


    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本來不信奉佛教。他們把道教列為首位,儒家次之,佛教排在末位。但他們從來不排斥或貶損佛教,反而“情深護持”。已然中國化的佛教則憑藉自身的精神魅力,像春草一般在廣大民間生氣勃勃蔓延著。敦煌莫高窟在初唐時代,仍開鑿出四十七個新窟。佛教藝術在初唐萬物蓬勃的大背景上,也展露出麵貌一新的時代景象。


    (莫高窟初唐洞窟外觀)


    武則天具有劃時代意義。


    (武則天像)


    她與隋文帝有兩處相像,一是都在尼姑庵裏生活過,二是都崇信又都利用佛教。但不同的是,武則天是在唐太宗去世後,也就是她26歲時,才入感業寺為尼。她不像隋文帝生在尼庵裏,對佛教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虔信,因而她在利用佛教時更清醒和更聰明,她在唐高宗故去第二年(公元689年),準備廢黜唐中宗李顯而自立為皇帝時,便動用了在民間深具影響的佛教為工具。授命洛陽白馬寺和尚薛懷義和沙明等人偽造一部《大雲經》,聲稱武則天就是未來佛彌勒佛轉世,天經地義應為人間主宰。同年九月,武則天登基後,即刻下詔將《大雲經》公布天下,並在各州建大雲寺,佛教便從末位升為首位,並在政治的強刺激下急速發展,全國各地興起雕塑彌勒佛的熱潮。


    (永靖炳靈寺171龕大佛,高28米;武威天梯山13窟大佛,高26米;甘穀大佛山大佛,高23.3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基地宮遺址。藏經洞文書《大雲經疏》等)


    薛懷義可謂一位最善逢迎帝王的和尚。公元695年(延載一年),他在洛陽功德堂建一尊高900尺的大佛,僅腳趾上可坐許多人。可能這尺寸的說法有些誇張,而且巨佛已佚,無以為據。但從四川樂山的嘉定大佛看,仍可以領略盛唐大佛無比莊嚴宏大的氣魄。


    (四川樂山大佛,腳上可站多人)


    這樣,在敦煌三危山叮叮噹噹的開鑿聲中,莫高窟歷史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


    與薛懷義在洛陽功德堂所造大佛的同時,禪師靈隱與居士陰祖造了舉世聞名的北大佛(莫高窟第96窟),顯然也是及時配合中原朝政之作。這也反映出此時敦煌與中原聯繫的緊密與通暢。


    開元年間,僧人處諺等又造另一尊南大佛(莫高窟第130窟)。這兩尊善迦坐彌勒像分別高33米和26米。雖然歷時千載,多次重修,仍不失其莊重沉穩、豐滿健偉、元氣充沛的盛唐精神,堪稱東方最大泥塑的佛教精品!它究竟用了多少泥土,已經無法計算!據說當年僅造佛工匠一天吃鹽就要兩擔,可見用工之巨!此非盛唐,不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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