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張騫帶領一個百人使團,其中有善射的胡人甘文做貼身隨從,開始一次兇險莫測的西行。歷史上稱這次在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西行,叫作“鑿空之行”。


    然而,張騫真的遇到不幸。雖然他的使團在通過匈奴控製的河西走廊時,非常小心翼翼,但還是被發現而遭到俘獲。


    他的使團絕大多數人都下落不明。隻知道他在長達十餘年囚禁中,娶了胡女為妻,生了孩子,卻不曾忘卻身上的使命。一次尋機逃出來,依然西行去尋找大月氏。一路橫穿西域,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經過大宛(今烏茲別克境內),終於在大夏國(今阿姆河一帶)找到了大月氏人。然而他長期被囚,不知大月氏通過戰爭已經使大夏臣服。而且這一帶土沃草豐,氣候宜人,大月氏人再也無心東返,去與昔日的仇敵一拚死活。張騫在歸國途中,又被機警的匈奴人捉住。等到他再次逃出,帶著妻兒與隨從甘文回到長安,已經是失卻了十三年漫長的生命歲月。


    著名的張騫出使西域,是前後兩次。兩次使命內容相同,都為了打擊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與伊犁河流域的烏孫人結成聯盟。


    (字幕: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間為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


    張騫到達烏孫國,卻趕上烏孫人發生內訌,這一次目的仍然沒有達到。他卻利用這個機會,與西域和中亞諸國,廣結友好,並建立了官方互通使節的關係。張騫為人精力旺盛,寬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處,都受到喜愛與歡迎。他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邦交最富才華與魅力的外交家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壁畫《張騫出使西域》)


    兩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最初目的,卻獲得最好的結果。沒有人比張騫更善於利用這兩次機會。


    漢王朝與西域的通好,不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漢王朝與域外廣泛的經濟文化的聯繫。張騫的西行,還獲得了西域與中亞的社會、經濟、風物、地理與交通的大量信息,為漢王朝對外交流貢獻巨大,也對漢武帝開發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


    (敦煌、酒泉、張掖和武威)


    漢武帝還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兩道的道口上,分設了陽關和玉門關。


    (陽關和玉門關的景象)


    中國通住西方世界的藍圖被規劃出來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鮮明地強調出來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頓時成為中古時代最耀眼的“國際都會”。


    大量的中國物品由此湧出。


    (絲綢、鐵器、玉器、漆器、青銅器等)


    大量的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物品由此湧入。


    (蔬果、香料、織物、寶石、顏料、玻璃、動物、樂器、音樂、舞蹈、雜技、美術等)


    往來的商旅與使團中,夾雜著佛教徒,無形之中又把公元前5世紀誕生於印度的佛教傳播進來。


    佛教大約自公元1世紀初傳入中國。它一方麵是經過西域的一些小國,一步一步傳進來;另一方麵則是由佛教徒們一下子帶進內地和京都。


    戰亂與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傳的大背景。現實的苦難愈多,心靈的渴望就愈強。佛教便成了魏晉以來多亂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們亟需的心靈撫慰了。


    佛國在西邊,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國佛教中把西方多稱作西天,西天還是樂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還可以提供對大千世界與生命本體之謎的真諦。但是,最初翻譯給中國人看的佛典卻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譯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絲綢之路上中介地區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於闐人。他們對漢語與梵語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兩位專事翻譯佛典的大師—來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婁迦讖,所採用的翻譯方式也是由一個人口述,一個人筆錄,毫不精確,致使佛典的含義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陽為僧侶講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經》時,發現這個由天竺沙門竺佛朔口譯的版本錯誤百出,佛經深刻的內涵完全沒有翻譯出來。於是他下決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經,哪怕毀身喪命,也要取來原本。


    公元260年,朱士行率領眾徒,由雍州啟程,穿過漫長的河西走廊,經敦煌進入沙漠,靠著一雙腳摸索著那條艱辛、陌生又荒涼的絲綢南道,最終到達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古城於闐。


    朱士行在於闐苦學佉盧文和於闐文,以便準確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廣為流傳的這兩種文字的佛典譯本,同時大量收集佛教典籍,並不斷讓他的弟子送回洛陽。


    可靠的佛教真傳便直抵中原。在佛教東傳的歷史中,中國人由被動地接受“送”,到主動地去“取”,這便進入了交流的深層,朱士行的西行顯示了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積極態度,他是中原第一位西行求學的學者。


    然而,他一去就是三十餘年,從未歸返。年至八十高齡,最後死在遙遠的於闐。他所付出的一切令後世推崇和敬仰不已。


    緊隨他的腳步,西行更遠,行為更震撼人心的是西晉的高僧法顯。


    佛教的興盛與社會的動盪成正比。災難性的“八王之亂”與“五胡亂中原”是晉代佛教大興的直接根由。西晉時代,單是洛陽的佛教廟宇就有43座,東晉時更是加倍發展。但是,佛教缺乏嚴格的規範與戒律,卻成了發展中的隱患。佛經包括“經、律、論”三部分,名僧鳩摩羅什和道安也都感到律藏部分佛經的匱乏,是當時佛教麵臨的一大困擾和無奈。


    高僧法顯決心像當年的朱士行,親自西行奔往佛國,去迎取律經。他要比朱士行走得更遠。


    他要到達佛國天竺(印度)。


    公元399年,他開始了這次捨生忘死、驚心動魄的征程。此時他已65歲了。


    四位同學慧景、慧應、慧達和道整與他同行。他們自長安出發,翻山越水,北至幹歸國和耨檀國,橫穿河西走廊時,又有幾位打算西行的中原僧人智嚴、寶雲、僧景等人加入進來,結伴同行。


    一出敦煌西南的陽關,便進入使人談而色變的大沙漠莫賀延磧,俗稱白龍堆。


    大漠自曠古以來一直在暴曬中,沙礫滾燙,汗水滴下去,立刻就沒了。


    沒有生命,偶爾見到一株枯死的胡楊,至少已經死了一千年。


    生命隻有狂風。狂風是沙漠無形的君主。它一到來,天昏地暗,飛沙走石。一個沙包在大風中轉瞬便換了位置。這些幽靈般移動的沙丘,會使人迷路致死。


    茫茫沙海裏,可以做路標的,唯有死人慘白的枯骨。這些枯骨在夜間閃著磷光,無聲地訴說著可怕的過去和依然可怕的現在。


    法顯一行在這裏行走17天,居然走了出來,抵達了羅布泊西南的鄯善國。然後沿著絲綢之路的北道經伊吾國與高昌國,本打算向西一直出西域,前往佛國。但是由於當地居民教義相歧,不供應水和食物,65歲高齡的法顯便作出一個令人不敢置信的決定—橫穿塔克拉瑪幹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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