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同時也是一幅不為人知的紀念照。照片上一個少年在那座小城裏長大成人。喏，他右手輕輕托著咖啡杯，收起下頦，蠻自然地笑著……好咧，哢嚓。
人生的問題，有時可以歸結為一杯咖啡帶來的溫暖棗理察·布羅提根（ri插 di borautigan，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深受“跨掉的一代”影響的美國小說家。）在哪裏這樣寫過。專門寫咖啡的文字裏，我最中意這句。
「讀約翰·厄普代克的最佳場所」
春天一來我就想起約翰·厄普代克，而一讀約翰·厄普代克我就想起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們的頭腦中存在著若幹條這樣的鎖鏈。事情盡管微不足道，然而我們的人生和世界觀難道不就是由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支撐著的嗎？我覺得。
來東京上大學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懶得帶大件行李，必要物品提前寄了。隻把香菸和約翰·厄普代克的《音樂學校》往風衣袋裏一揣就走出家門。書大約是班頓·戴爾出版的簡裝本，封皮紙很好，潔淨素樸，古色古香。同女朋友吃罷飯，道了聲再見，然後乘上新幹線。
懷揣一本厄普代克進京，如今想來未免有點玩“酷”，不過當時也還行。傍晚車道東京，趕到目白的新房間一看，不知何故，本該到的行李卻沒到。既沒有替換衣服，又沒有洗漱用具沒有菸灰缸沒有咖啡杯沒有水壺，悽慘至極。玩“酷”必然受挫。
房間空空蕩蕩，唯有一張簡單得無以復加的桌子（僅一個抽屜）和一架樸素得無與倫比的鐵床。鐵床上有一張一看就令人心情沉重的床墊，往上一坐，硬得竟同一星期前買的法國麵包無異。
一個陰乎乎的靜靜的春日黃昏。打開窗子，遠處傳來廣播聲。放的唱片是“鐵蝴蝶”的《在天堂的花園裏》。盡管時間過去了十四年之久，那歌聲卻記得那般真切。
當下沒有任何事要做，也沒心思做。無奈，便去近處一家糕點鋪買來可口可樂（當然是瓶裝的，想像一下瓶子好了）和餅幹，之後歪倒在硬梆梆的床墊上接著看厄普代克。天一點點黑下來，房間變暗，打開天花板上的螢光燈，螢光管“吱吱”地嘶叫不止。
八點半看完厄普代克時，可口可樂瓶底積了五厘米高的菸頭。我把書放在枕邊，望了一個小時天花板。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裏，我沒有被褥沒有刮須刀沒有該打電話的對象沒有該去的場所，別孤零零地扔在一邊。不過心情並不壞。
假如有人問我哪裏是看書的最佳場所，我隻能回答是“一九六八年四月那個空蕩蕩的房間的硬床墊”。書頁的每一行都能緩緩滲入肺腑的場所棗那便是我的“書齋”。埃姆司休閑椅也好莫比利亞檯燈也好阿肯色音箱也好統統不壞，但那是另一回事。讀約翰·厄普代克有讀約翰·厄普代克的場所，讀鄧巴有讀鄧巴的場所棗世界上肯定存在那樣的場所，我覺得。
“動身去哈佛前兩天的晚上，他奪去了她的第一次，她哭了。他也不知為什麽變得渾身癱軟，覺得自己幹了一樁蠢事。他本身也失去了童貞。奧遜腦袋是清醒的。唯其清醒，他才認識刀自己有許多東西要學也願意學——若事情不超出一定限度。哈佛大學不知加工處理了幾千名這樣的青年並將其送上社會，而他們所受到的損傷是肉眼幾乎無法看出的。”
——約翰·厄普代克《同屋的基督教徒》（短篇集《音樂學校》，須山靜夫譯）
象廠喜劇
我的sneaker故事
「我的sneaker故事」
sneaker這個名稱不正確。sneaker意思是“卑鄙的人”，正確說法是sneakers。不過這怎麽都無所謂。
sneak是“悄悄、偷偷行走”之意。的確，穿上sneaker就能悄聲走路。最初發明這膠底鞋的人肯定給朋友和家人大大數落過一番：“怎麽搞、怎麽搞的，原來是你！偷偷摸摸從後麵過來豈不嚇人一跳！”“喂喂，你就別穿那新鞋了！弄得我心裏怪別扭的，盤子都打三個了。”
但發明膠底鞋的人突然覺得好玩得不性，沒準弄出了很過鬼名堂，想像起來都十分好笑。細查之下，原來膠底鞋是波士頓一個叫詹姆斯·p·布雷德利的馬具店老闆在一八七二年發明的，至於布雷德利其人的為人則無從查證，太太打盤子以及被親朋數落的記載也沒有。愛迪生和萊特兄弟均有詳細傳記，而對膠底鞋發明者的評價如此之低，我認為這有失公允。
這個姑且不論。說起來布雷德利倒似乎是個相當奇特的人物。他最初發明的是膠底馬掌，因此挨了市政當局十三美元的罰款。這是因為，釘上膠底馬掌的馬走起路來悄無聲息，竟將走在前頭的老婦人的脖梗“呱嗒”舔了一舌頭。老婦人暈倒在地，布雷德利被警察帶走，罰了款，膠底馬掌敲掉作廢。
然而布雷德利仍不屈不撓地繼續研究膠底馬掌，終於被討飯印第安的軍隊採用了，目的是為了讓騎兵偷偷摸摸繞到印第安人背後，但似乎沒取得什麽響噹噹的戰果。波士頓老夫人同塞米諾族戰士畢竟兩碼事。
接著，一八九二年布雷德利腦袋來了個哥白尼式、岡本太郎1式的轉彎---既然馬掌可用膠底，那麽人們的鞋底不也可以用膠底嗎？這麽著，“布雷德利式膠底鞋”誕生了。
“布雷德利式膠底鞋”不知何時被叫成了sneakers。叫法充滿惡意。由此看來，保守穩重的波士頓市民對於布雷德利的這項發明實在忍無可忍。
星轉鬥移，一九八二年。
我可是最最喜歡膠底鞋，一年利有三百五十天穿它度日。鞋的樣式也五花八門：硬底的，矮口的、帶籃球明星的、紅的、綠的、白的、左右不對稱的……穿著膠底鞋在街上走，覺得上年紀根本不足為懼。
我時常心想，膠底鞋是什麽人發明的呢？想來想去，便說了上麵的慌。統統胡扯，抱歉抱歉。
——————————————
（1日本油畫家[1911-]。其父岡本一平是日本近代最有成就的漫畫家，其母嘉乃子是以文筆華麗而著稱的小說家、歌詩人。）
「鏡中的火燒雲」
看孩子睡了，我們（我們當然是我和狗）走出小屋。我原本坐在枕旁朗讀《1963年度造船年鑑》來著（小屋裏除此以外沒別的書）。沒讀多少孩子們就很快呼呼睡了過去。“總排水量2365噸，總高37.63米……”讀這等文章，一群大象都會聽得乖乖入睡。
“喂，我的主人，”狗開口了，“去散散步好麽？今晚月亮漂亮得很。”
“好啊，”我說。
我便是這樣同會說話的狗一起生活。會說話的狗當然極其罕見。同會說話的狗生活之前，我同妻一塊兒生活來著。去年春天廣場上舉辦露天大集，在那裏我用妻換了會說話的狗。至於交易中是我還是對方占了便宜，我不大清楚。盡管我愛妻愛得不亞於任何人，但畢竟會說話的狗世所罕見。
人生的問題，有時可以歸結為一杯咖啡帶來的溫暖棗理察·布羅提根（ri插 di borautigan，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深受“跨掉的一代”影響的美國小說家。）在哪裏這樣寫過。專門寫咖啡的文字裏，我最中意這句。
「讀約翰·厄普代克的最佳場所」
春天一來我就想起約翰·厄普代克，而一讀約翰·厄普代克我就想起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們的頭腦中存在著若幹條這樣的鎖鏈。事情盡管微不足道，然而我們的人生和世界觀難道不就是由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支撐著的嗎？我覺得。
來東京上大學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懶得帶大件行李，必要物品提前寄了。隻把香菸和約翰·厄普代克的《音樂學校》往風衣袋裏一揣就走出家門。書大約是班頓·戴爾出版的簡裝本，封皮紙很好，潔淨素樸，古色古香。同女朋友吃罷飯，道了聲再見，然後乘上新幹線。
懷揣一本厄普代克進京，如今想來未免有點玩“酷”，不過當時也還行。傍晚車道東京，趕到目白的新房間一看，不知何故，本該到的行李卻沒到。既沒有替換衣服，又沒有洗漱用具沒有菸灰缸沒有咖啡杯沒有水壺，悽慘至極。玩“酷”必然受挫。
房間空空蕩蕩，唯有一張簡單得無以復加的桌子（僅一個抽屜）和一架樸素得無與倫比的鐵床。鐵床上有一張一看就令人心情沉重的床墊，往上一坐，硬得竟同一星期前買的法國麵包無異。
一個陰乎乎的靜靜的春日黃昏。打開窗子，遠處傳來廣播聲。放的唱片是“鐵蝴蝶”的《在天堂的花園裏》。盡管時間過去了十四年之久，那歌聲卻記得那般真切。
當下沒有任何事要做，也沒心思做。無奈，便去近處一家糕點鋪買來可口可樂（當然是瓶裝的，想像一下瓶子好了）和餅幹，之後歪倒在硬梆梆的床墊上接著看厄普代克。天一點點黑下來，房間變暗，打開天花板上的螢光燈，螢光管“吱吱”地嘶叫不止。
八點半看完厄普代克時，可口可樂瓶底積了五厘米高的菸頭。我把書放在枕邊，望了一個小時天花板。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裏，我沒有被褥沒有刮須刀沒有該打電話的對象沒有該去的場所，別孤零零地扔在一邊。不過心情並不壞。
假如有人問我哪裏是看書的最佳場所，我隻能回答是“一九六八年四月那個空蕩蕩的房間的硬床墊”。書頁的每一行都能緩緩滲入肺腑的場所棗那便是我的“書齋”。埃姆司休閑椅也好莫比利亞檯燈也好阿肯色音箱也好統統不壞，但那是另一回事。讀約翰·厄普代克有讀約翰·厄普代克的場所，讀鄧巴有讀鄧巴的場所棗世界上肯定存在那樣的場所，我覺得。
“動身去哈佛前兩天的晚上，他奪去了她的第一次，她哭了。他也不知為什麽變得渾身癱軟，覺得自己幹了一樁蠢事。他本身也失去了童貞。奧遜腦袋是清醒的。唯其清醒，他才認識刀自己有許多東西要學也願意學——若事情不超出一定限度。哈佛大學不知加工處理了幾千名這樣的青年並將其送上社會，而他們所受到的損傷是肉眼幾乎無法看出的。”
——約翰·厄普代克《同屋的基督教徒》（短篇集《音樂學校》，須山靜夫譯）
象廠喜劇
我的sneaker故事
「我的sneaker故事」
sneaker這個名稱不正確。sneaker意思是“卑鄙的人”，正確說法是sneakers。不過這怎麽都無所謂。
sneak是“悄悄、偷偷行走”之意。的確，穿上sneaker就能悄聲走路。最初發明這膠底鞋的人肯定給朋友和家人大大數落過一番：“怎麽搞、怎麽搞的，原來是你！偷偷摸摸從後麵過來豈不嚇人一跳！”“喂喂，你就別穿那新鞋了！弄得我心裏怪別扭的，盤子都打三個了。”
但發明膠底鞋的人突然覺得好玩得不性，沒準弄出了很過鬼名堂，想像起來都十分好笑。細查之下，原來膠底鞋是波士頓一個叫詹姆斯·p·布雷德利的馬具店老闆在一八七二年發明的，至於布雷德利其人的為人則無從查證，太太打盤子以及被親朋數落的記載也沒有。愛迪生和萊特兄弟均有詳細傳記，而對膠底鞋發明者的評價如此之低，我認為這有失公允。
這個姑且不論。說起來布雷德利倒似乎是個相當奇特的人物。他最初發明的是膠底馬掌，因此挨了市政當局十三美元的罰款。這是因為，釘上膠底馬掌的馬走起路來悄無聲息，竟將走在前頭的老婦人的脖梗“呱嗒”舔了一舌頭。老婦人暈倒在地，布雷德利被警察帶走，罰了款，膠底馬掌敲掉作廢。
然而布雷德利仍不屈不撓地繼續研究膠底馬掌，終於被討飯印第安的軍隊採用了，目的是為了讓騎兵偷偷摸摸繞到印第安人背後，但似乎沒取得什麽響噹噹的戰果。波士頓老夫人同塞米諾族戰士畢竟兩碼事。
接著，一八九二年布雷德利腦袋來了個哥白尼式、岡本太郎1式的轉彎---既然馬掌可用膠底，那麽人們的鞋底不也可以用膠底嗎？這麽著，“布雷德利式膠底鞋”誕生了。
“布雷德利式膠底鞋”不知何時被叫成了sneakers。叫法充滿惡意。由此看來，保守穩重的波士頓市民對於布雷德利的這項發明實在忍無可忍。
星轉鬥移，一九八二年。
我可是最最喜歡膠底鞋，一年利有三百五十天穿它度日。鞋的樣式也五花八門：硬底的，矮口的、帶籃球明星的、紅的、綠的、白的、左右不對稱的……穿著膠底鞋在街上走，覺得上年紀根本不足為懼。
我時常心想，膠底鞋是什麽人發明的呢？想來想去，便說了上麵的慌。統統胡扯，抱歉抱歉。
——————————————
（1日本油畫家[1911-]。其父岡本一平是日本近代最有成就的漫畫家，其母嘉乃子是以文筆華麗而著稱的小說家、歌詩人。）
「鏡中的火燒雲」
看孩子睡了，我們（我們當然是我和狗）走出小屋。我原本坐在枕旁朗讀《1963年度造船年鑑》來著（小屋裏除此以外沒別的書）。沒讀多少孩子們就很快呼呼睡了過去。“總排水量2365噸，總高37.63米……”讀這等文章，一群大象都會聽得乖乖入睡。
“喂，我的主人，”狗開口了，“去散散步好麽？今晚月亮漂亮得很。”
“好啊，”我說。
我便是這樣同會說話的狗一起生活。會說話的狗當然極其罕見。同會說話的狗生活之前，我同妻一塊兒生活來著。去年春天廣場上舉辦露天大集，在那裏我用妻換了會說話的狗。至於交易中是我還是對方占了便宜，我不大清楚。盡管我愛妻愛得不亞於任何人，但畢竟會說話的狗世所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