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勛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熟悉歷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


    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恆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裏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健,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


    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趨全盛的時候,還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的憂讒畏譏、常怕盈滿的想法,恰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曾國荃時時以此為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實踐。他在這些地方看得破,認得清。所以他在一開始就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以自重的態度。至於湘軍的遣散,遠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兄弟就曾經有所商討。而非曾國藩個人的最先主張。


    裁軍最早的動機,當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因為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2月初2日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


    也與當時鬱憤的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找到二人裁軍的藍圖與構想。


    金陵克復之後,鍾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隻是曾國荃先行回籍,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料理。至少可見,湘軍之裁撤與曾國荃的引退


    有密切關係。


    至於遣散湘軍,從曾國藩一方麵的考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


    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境兵將帥所需考慮。這是根本。


    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祟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掌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謂保泰持盈之計。


    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更要解兵權以釋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非常想返鄉置產,鬥誌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籲嗟於湘軍暮氣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主要依靠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撒厘局。軍餉無所出,無以維繫龐大軍力。


    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復用,而與李鴻章相商,淮軍補湘軍的弱點。淮軍得以不載,固然是應曾國藩的需要,也是李鴻章所希望的。淮軍竟然能夠不加遣散,因為李鴻章


    第69節:第六章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12)


    自有運用經營之法,並非故違國家定製。


    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想懲罰一下他們。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海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敗保最


    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振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歷年經費開支帳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強開支過去。這一筆爛帳,請問如何報銷?


    湘軍將領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鱗、鮑超四人,召開了玄武湖會議,議決肅清君側。此議雖被曾國藩壓下,而湘軍將領反清情緒,仍沒有消除。曾國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錢,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到來。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勝利,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1.5萬人,隨後也略有裁遣,人說


    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國藩不是傻瓜,不會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計,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約3萬人左右,剩下來未裁的還有3萬人。這3萬人,一部分由曾國荃統率。光緒十三年,我們還可見曾國荃有關湘軍的秦議。一部分由左宗棠帶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師由黃翼升統帥。其他中下級幹部,轉入淮軍去了。


    實際上並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國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蠻幹,大家蠻幹,要曾國藩做年羹堯,他是不幹 的。


    但是,軍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國藩在領兵作戰時,一再請求回家為父母服喪終製,而戰事終了後,何以從不提及此事,這點仍和他的憂畏有關。


    曾國藩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征疆場,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藏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老,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所自處,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人的恐懼,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更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麵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曾國藩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這確是帝王專製時代的殘酷現實。


    所以曾國藩大刀闊斧裁撤湘軍,高官卻仍然要做,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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