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不斷地給李元度寫信,教他如何帶勇、如何列陣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國藩寫道:


    茲特有數事叮囑,千萬不能忘記:


    第一,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主計,但能使我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


    第二,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稟報詳實。不可專好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


    第四,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閱歷,便自然覺得我軍處處都是漏洞,無一可恃,也就不輕言戰了。


    寫了這些,曾國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寫的《水師得勝歌》在軍中影響很好,既通俗又實用,便再花幾天的功夫,寫出了一首《陸軍得勝歌》。歌中講到了湘軍陸師在紮營、打仗,行軍、法紀、裝備和訓練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國藩又抓住了幾根救命糙。


    第67節:第六章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10)


    心力交瘁的曾國藩看見太平軍從江西戰場上大量撤出,一開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發來了消息,將天京內訌的情況告訴了他。


    求救,自救、天機終於使曾國藩渡過了災難。


    這一過程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一是在艱難時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無用的:二是在困難時刻最重要的還是要尋求解決困難的途徑、辦法,哪些是自己能辦的,哪些是需藉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經營,或可有成。


    為了危急時刻不至於仰仗別人,曾國藩致力部隊訓練,他要親手將湘軍締造成為一支有膽有技、能征善戰的隊伍。


    經過艱苦的訓練,湘軍素質迅速提高,逐漸成為一支士氣旺盛,能征善戰的隊伍,而曾國藩本人,也由一個儒生逐漸成長為一名軍事家和"訓練之才。"


    一個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艱苦經營,壯大自己的實力,這樣就不致於在危急時刻,去依靠別人,看別人的臉色,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記住:別人都靠不住,隻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國藩語錄:然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譯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權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來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的呢?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才能保全晚節,才可以慢慢收場善終。


    自古封建社會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無不為君主所忌。據說在湘軍光復武漢時,鹹豐帝一麵高興,一麵憂慮,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當時鹹豐身邊的一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開缺,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糙莽間裏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


    聽了這話,鹹豐帝皺緊眉頭,沉吟良久,慨然嘆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剛剛開始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也沒有像攻破天京以後那樣如日中天。看來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謂"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曾國藩是很難避免的。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麽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後,又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


    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屬由2萬餘人增至5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闢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滘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淪陷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隱隱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最後雖然以輪船退款解決了曾國藩的乏餉


    問題,但從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


    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5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採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


    下將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摺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摺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摺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摺中惹出禍來,特握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糙擬章奏谘察事項。


    第68節:第六章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11)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


    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糙的奏摺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摺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節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lo多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堵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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