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有著宿命意味的。這樣的宿命意味是指，歷史從來就是無法複製，也無法克隆的，它永遠隻有一個結果，也隻有一種可能性。就歷史本身來說，它掌控不了自己；與歷史依附在一塊的人物也是如此。從絕對意義上說，歷史與人類是沒有關係的。歷史本身的進退維穀，千變萬化，與所攜帶的人類幾乎無關。歷史與人類的關係，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攜帶的沙子，那些細微渺小的沙子，與河水是無法融為一體的。人類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甚至無法左右歷史的細節。歷史的宿命還意味著，人們在重溫過去的歷史事件時，一方麵有著時間上的距離感；另一方麵，又會因為自己的無力和渺小，頓生濃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國藩來說，這個世界真正賞賜給他的隻有一項內容，那不是業績本身，而是由業績贏得的聲名鵲起。當然，這樣的聲名，在亂世當中顯得短暫而落拓。以舊的標準來看，曾國藩所做的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規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輝。這一點附帶的困惑是：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所有的行動與言語都在道德之中的話，那麽，該需要一種什麽樣的天賦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說道德律來自於上蒼的話，那麽，這樣的人就是上蒼賜給人類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來自於人類的自欺的話，那麽，這個人本身就是對於人類自身的欺騙——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哲學問題，當我們麵對曾國藩時，所思同樣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國藩是一個“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雜家”，“他吸收各家之長雜糅一體，以加強自身的修養，提高治國的本領”。這樣的判斷，當然符合對曾國藩粗線條的勾勒。更進一步說，曾國藩應該是複雜的，他就像一幅油畫一樣，展示出的，應該有屬於他的立體和陰影——他的主體思想，可以說是入世的，是匡時濟世的，是儒的，是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麵，在曾國藩身上，還有著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種陰鷙的氣韻，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韜光養晦的智慧。曾國藩一直奉行“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這使得他從人生的態勢上，一直有伸縮的空間，也有巨大的內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夠一直審時度勢，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經評價其思想體係的“一生三變”，即：在京官時，以程朱理學為依歸；及出而辦團練，又變而為申韓；至（鹹豐）八年重新出山後，則有很濃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陰柔，本人也變得更狡猾。曾國藩也曾對自己的思想體係有較清楚的總結，他自己認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儉”，兼老、莊之“靜虛”。他是說到骨子裏了。
曾國藩
應該說，就曾國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動來說，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有繼承和發展的。在某種程度上，曾國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濃縮版，是為了檢測中國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國藩的存在，就是為了成就中國文化所賦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質，讓它們像羽毛或者鱗甲一樣，從自己身上長出——在他身上，有明顯的匡時濟世的情懷，有以修齊治平為目標、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這些，無疑承傳了孔孟衣缽。同時，在曾國藩身上，還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的營養。這使得在曾國藩身上，自始至終，體現了一種極其美妙的包容性，這一點，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夠將很多看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讓他們和諧相處，以至於我們完全看不出它們之間的爭鬥。在曾國藩身上，儒、道、釋幾乎達到了三位一體，道德的嚴謹和人格的生動從不矛盾，堅守和開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攜手同行……那些看似絕不相融的東西，到了曾國藩這裏，卻始終能夠以一種緊密而完美的方式結合，它們從不咬牙切齒，卻能微笑相對。這一點，可以說是曾國藩最成功的地方。這樣的和諧相處，是需要一種博大的氣場的。一個人，隻有當他擁有強大的內心力量，並且以一種無私的態度對待這個世界時，他才會擁有這樣的氣場。
可以說，在曾國藩身上，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精髓所在。曾國藩身上的優點，就是中國文化的優點；而他身上的弱點，同樣也是中國文化的弱點。
現在看來，無論從哪方麵說，曾國藩都可以說是晚清第一人。曾國藩巨大的內心力量支撐著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氣的激盪下，曾國藩對於人生有著大徹大悟的係統看法。雖然曾國藩的一生歷經千辛萬苦，目睹太多的醜惡，也背負太多妥協，但曾國藩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確的道德準則和態度應該成為有誌之士的首要目標，而經世致用之術不管多麽重要，必須處於從屬地位。應該說，曾國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隻可惜的是，曾國藩舊式的完美人格與道德，在清末的亂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東西在特定環境下都是可以轉化的——誠實變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淩，道德更成了枷鎖……一切都是陰差陽錯。曾國藩也因此給自己穿上了一層厚厚的鎧甲。這使得他總是在某種意義上看起來行動遲緩，不明大局。以曾國藩的知識結構，當他麵對歐洲寬廣、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強勢文化時，隻會剩下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亂世之中，曾國藩顯得“緩慢呆板”，一點也不如李鴻章“如魚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國藩的一生中，這個人一直進行著“一個人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曾國藩一直試圖不斷超越自己，通過不斷肯定自己，也不斷否定自己的方式，來達到某種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輩子當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鏟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構建自己的宮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墳墓。按照曾國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種客觀性的，它是上蒼、神以及道德的同一體，體現的，是整齊一致的道德律。這個物質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縛的靈魂與道德的同一體，藉助於虔誠、善良以及道德，靈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雖然曾國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個客觀的天堂世界，但對於世界萬物中隨處可見的理，他還是饒有興趣的。這樣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跟康德哲學有著很大的相似。隻是，在曾國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論體係中，一直缺乏那種強大的思辨精神。這也使得單純的理論思考很容易偏離滑落。在曾國藩看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理的掌握。對於理的皈依，可以讓人更高地享受著精神的升華。這樣的升華本身，也是一件快樂無比的事情。
現在，這個畢生背負著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離開了。在此之後，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涼：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朝廷割讓台灣省；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朝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人均一兩，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朝滅亡……從悲劇的角度來說，曾國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種徒勞無功。這個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將那個時代從急劇的下滑中解脫出來，也不可能將民眾從水深火熱當中解救出來。相反，無論是在他身前還是身後，這個時代繼續斷裂，然後徹底崩潰。曾國藩所做的，隻是依照某種慣性，在做一種單純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後，一切是那樣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個星球上似的。命運如此無情地選擇一個人浪費自己的生命去樹立某種悲劇的榜樣，顯然是具有某種暗示的——這樣看來，曾國藩畢生所做的，就像命運賜予流星一顆美麗無比的尾巴。讓它在華美中消失，以示一種絕情和安慰。
就曾國藩來說，這個世界真正賞賜給他的隻有一項內容，那不是業績本身，而是由業績贏得的聲名鵲起。當然，這樣的聲名，在亂世當中顯得短暫而落拓。以舊的標準來看，曾國藩所做的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規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輝。這一點附帶的困惑是：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所有的行動與言語都在道德之中的話，那麽，該需要一種什麽樣的天賦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說道德律來自於上蒼的話，那麽，這樣的人就是上蒼賜給人類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來自於人類的自欺的話，那麽，這個人本身就是對於人類自身的欺騙——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哲學問題，當我們麵對曾國藩時，所思同樣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國藩是一個“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雜家”，“他吸收各家之長雜糅一體，以加強自身的修養，提高治國的本領”。這樣的判斷，當然符合對曾國藩粗線條的勾勒。更進一步說，曾國藩應該是複雜的，他就像一幅油畫一樣，展示出的，應該有屬於他的立體和陰影——他的主體思想，可以說是入世的，是匡時濟世的，是儒的，是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麵，在曾國藩身上，還有著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種陰鷙的氣韻，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韜光養晦的智慧。曾國藩一直奉行“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這使得他從人生的態勢上，一直有伸縮的空間，也有巨大的內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夠一直審時度勢，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經評價其思想體係的“一生三變”，即：在京官時，以程朱理學為依歸；及出而辦團練，又變而為申韓；至（鹹豐）八年重新出山後，則有很濃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陰柔，本人也變得更狡猾。曾國藩也曾對自己的思想體係有較清楚的總結，他自己認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儉”，兼老、莊之“靜虛”。他是說到骨子裏了。
曾國藩
應該說，就曾國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動來說，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有繼承和發展的。在某種程度上，曾國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濃縮版，是為了檢測中國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國藩的存在，就是為了成就中國文化所賦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質，讓它們像羽毛或者鱗甲一樣，從自己身上長出——在他身上，有明顯的匡時濟世的情懷，有以修齊治平為目標、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這些，無疑承傳了孔孟衣缽。同時，在曾國藩身上，還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的營養。這使得在曾國藩身上，自始至終，體現了一種極其美妙的包容性，這一點，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夠將很多看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讓他們和諧相處，以至於我們完全看不出它們之間的爭鬥。在曾國藩身上，儒、道、釋幾乎達到了三位一體，道德的嚴謹和人格的生動從不矛盾，堅守和開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攜手同行……那些看似絕不相融的東西，到了曾國藩這裏，卻始終能夠以一種緊密而完美的方式結合，它們從不咬牙切齒，卻能微笑相對。這一點，可以說是曾國藩最成功的地方。這樣的和諧相處，是需要一種博大的氣場的。一個人，隻有當他擁有強大的內心力量，並且以一種無私的態度對待這個世界時，他才會擁有這樣的氣場。
可以說，在曾國藩身上，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精髓所在。曾國藩身上的優點，就是中國文化的優點；而他身上的弱點，同樣也是中國文化的弱點。
現在看來，無論從哪方麵說，曾國藩都可以說是晚清第一人。曾國藩巨大的內心力量支撐著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氣的激盪下，曾國藩對於人生有著大徹大悟的係統看法。雖然曾國藩的一生歷經千辛萬苦，目睹太多的醜惡，也背負太多妥協，但曾國藩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確的道德準則和態度應該成為有誌之士的首要目標，而經世致用之術不管多麽重要，必須處於從屬地位。應該說，曾國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隻可惜的是，曾國藩舊式的完美人格與道德，在清末的亂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東西在特定環境下都是可以轉化的——誠實變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淩，道德更成了枷鎖……一切都是陰差陽錯。曾國藩也因此給自己穿上了一層厚厚的鎧甲。這使得他總是在某種意義上看起來行動遲緩，不明大局。以曾國藩的知識結構，當他麵對歐洲寬廣、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強勢文化時，隻會剩下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亂世之中，曾國藩顯得“緩慢呆板”，一點也不如李鴻章“如魚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國藩的一生中，這個人一直進行著“一個人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曾國藩一直試圖不斷超越自己，通過不斷肯定自己，也不斷否定自己的方式，來達到某種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輩子當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鏟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構建自己的宮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墳墓。按照曾國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種客觀性的，它是上蒼、神以及道德的同一體，體現的，是整齊一致的道德律。這個物質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縛的靈魂與道德的同一體，藉助於虔誠、善良以及道德，靈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雖然曾國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個客觀的天堂世界，但對於世界萬物中隨處可見的理，他還是饒有興趣的。這樣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跟康德哲學有著很大的相似。隻是，在曾國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論體係中，一直缺乏那種強大的思辨精神。這也使得單純的理論思考很容易偏離滑落。在曾國藩看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理的掌握。對於理的皈依，可以讓人更高地享受著精神的升華。這樣的升華本身，也是一件快樂無比的事情。
現在，這個畢生背負著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離開了。在此之後，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涼：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朝廷割讓台灣省；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朝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人均一兩，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朝滅亡……從悲劇的角度來說，曾國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種徒勞無功。這個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將那個時代從急劇的下滑中解脫出來，也不可能將民眾從水深火熱當中解救出來。相反，無論是在他身前還是身後，這個時代繼續斷裂，然後徹底崩潰。曾國藩所做的，隻是依照某種慣性，在做一種單純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後，一切是那樣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個星球上似的。命運如此無情地選擇一個人浪費自己的生命去樹立某種悲劇的榜樣，顯然是具有某種暗示的——這樣看來，曾國藩畢生所做的，就像命運賜予流星一顆美麗無比的尾巴。讓它在華美中消失，以示一種絕情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