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國藩生在華夏文明的盛世,那麽,又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呢?在某種程度上,這應該是一個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碼,可以跟王陽明不分伯仲。如果說一個偉大人物肯定是心懷理想而且意誌堅定的話,那麽,無助和荒涼就肯定會是他的另一麵。當然,痛苦對於智者來說不是一種贖罪,而是一種進化,必須先受盡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達光亮照進後的平靜。曾國藩的不朽之處在於,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末世,以一種追求內心完美的方式,確定了自己的人格。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格與歷史,與歷史的走向,有時候是可以割裂開的。人格的偉岸,本身就可以成為一麵獨立的旗幟,成為人們孜孜追求的終極目標。


    一個人,隻有為他人做出榜樣,他才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隻有為某種理想犧牲,他才會贏得尊重。哪怕是於事無補,也於世無宜,就如同精衛,或者女媧。人們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義就在於,他並不是一個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衛著某種尊嚴。人類的尊嚴並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嚴、文化的尊嚴,還應該包括,曾經光輝燦爛、但卻要消失的某一個時代的尊嚴。


    也許,曾國藩的意義就在於此。


    後記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蟄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研讀曾國藩。我讀《曾國藩家書》、《曾國藩傳》,也讀他的文章以及據說是他所撰的《冰鑒》一書。係統地讀一個人,就好像去一個人家拜訪,先是熟悉這個人的生活環境,去看看人家的庭院,然後進入廳堂,參觀寢室、書房,乃至浴室和廁所;繼而與這個人談心,了解他的經歷、習慣和生活。讀曾國藩的文章,明顯能感覺到一個人內心的深厚度與寬廣度,也能感受到一個人巨大的憂鬱和悲涼。在我的感覺中,曾國藩是一個具有時間和空間雙重意義的人。這個人熟讀古書,對中華文明的足跡和精髓異常熟稔,而他本人,絕對堪稱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一座高峰。在這個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來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標準,那是一種真正的“內聖外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典範。


    讀曾國藩的同時,那一段時間,我幾乎是瘋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樂。在我看來,音樂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能夠記述和表達世界當中那種細緻入微的東西,表達人內心情感的本質。比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整個交響樂,就像一個人起伏的內心波瀾:這是一種巨大的心理轉換,由風起雲湧直至雲破日出,終歸平靜與喜悅。貝多芬體驗了這種情感的過程和本質,他的內心完全洞開,一種歡樂在九死一生之後終於誕生,那是一種悲欣交織的歡樂。這種歡樂,是一種最高層次的歡樂,是人類的上帝,也是人類頭頂上最亮的星星。


    除了貝九貝六之外,我最喜歡的,就是貝多芬晚年的弦樂四重奏,從中可以感覺到,步入老年的貝多芬已進入一種自由狀態:激越沒有了,疑問沒有了,隻有輕鬆、隨意以及樂觀,那是一種遮掩不住的星光燦爛。這樣的狀態,應該是人作為個體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也是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那不是一種甚囂塵上的狂喜,而是一種平靜和智慧,或者,“禪”一般的會意和欣慰。


    由貝多芬,我同樣想到了曾國藩。在我看來,曾國藩同樣是一個有著巨大內心波瀾的人,在這個人的內心深處,同樣有著關於心的萌芽、成長、痛苦、覺悟,以及最終走向衰竭的故事。隻不過與貝多芬相比,曾國藩更中國化,他內心中的一切都屬於中國文化這一片汪洋大海。在這片汪洋大海中,曾國藩如一隻舢板一樣,在暴風驟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沒。在這樣的過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愴、激越,又誠信、狡猾、陰險、平靜,人類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國文化所探索出的幾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體現得如此艱辛、如此錯綜複雜,也體現得如此完整。


    由曾國藩和貝多芬,我還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列夫·托爾斯泰——馬克西姆·高爾基在評價列夫·托爾斯泰時,將他稱為一個人類的人。這一句話極富有深意。托爾斯泰跟這個世界的所有人一樣,都是用龜裂的泥土塑成,同樣帶有世俗的不足。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發現了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這些不足,並且,更痛苦地忍受它們。在我看來,在人格的發展過程中,曾國藩與貝多芬以及托爾斯泰一樣,都具有相同的意義——他們同樣是靠自己一層層的蛻變,化蛹為蝶最終成為“超人”的。這種蛻變,盡管表麵平靜而安詳,但在內部,卻有著巨大的轟鳴聲,並且交雜著困苦、熱情、悲憤與反抗,直至大覺悟後的心若止水。貝多芬是音樂家,他可以傾聽自己內心的山呼海嘯,用五線譜將這個過程表現出來;托爾斯泰是作家,也可以藉助於文字來表現疑問和質詢,表達悲憫和艱辛——而曾國藩呢,他的內心中同樣也有著巨大的嬗變,隻不過,他一直無法藉助音樂或者文學來表現,始終壓抑著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壓抑著自己的歡樂和悲傷。在更多時候,他隻是一個人獨自麵對——而我們,隻能藉助曾國藩留下的雪泥鴻爪,來揣測和感覺這種變化。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種內心的貼近是最重要的,隻有內心的貼近,才是真正理解一個人的不二法門。


    出於這樣的想法,我一直對於曾國藩感興趣。要研究一個人所具有的歷史、文化以及人類本質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與心靈的真切體驗有關。那種從內部深入的辦法,相對於外部進入,可能是最本質的。這種體驗絕不是單單躲在書齋裏靠“皓首窮經”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體驗,又能超拔於狹隘的、片麵的、個人經驗之上,再輔之以科學的參考係,才是一種正確的方法。對於我來說,這個人像一座布滿森林的高山,不僅讓人高山仰止,更有著屬於自己的迷宮。但我一直堅持著,堅持著以一種文化和內心緊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條蛇一樣,去吃掉他留存於這個世界的文書、奏摺、日記、著作,然後,搖身一變,以最大的可能,全力變成他本人的模樣。這樣,一個人的內心就可以嬗變為另一個人的內心,跳動著他的脈搏,呼吸著他的氣息,體驗他的生活,體味他窒息、臨終、遭受最後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後一口唾液……在這樣的轉變中,那種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陰晦無比的日子,因為過度地體驗到這個人的蒼涼,我的內心世界也不由自主如北極一樣寒冷。這樣的方式,仿佛讓我經歷了一次嚴冬的遊歷,在北極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觸摸深埋在冰層下的地殼。當我終於完成這本書時,我就像從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渾身透濕,瑟瑟顫抖。這樣的寫作經歷真苦!一個人怎麽會有如此的荒涼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糙不生——當一個人承受著歷史與文化的重壓,同時麵臨世界末日的絕望時,那一種人性深處的枯寒,就那樣變成一口幽深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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