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後，曾國藩奉命在坤寧宮參加朝廷舉辦的宴會。盛大的宴會上，曾國藩再一次見到了慈禧太後，這是曾國藩第六次見到慈禧，也是最後一次。這時候的曾國藩已是身體佝僂、鬢毛盡衰，看得出來，一個人如此這般，怕是很難活到高壽了。當曾國藩蹣跚著向慈禧走來並行大禮時，慈禧連忙開口說平身，然後很親切地詢問曾國藩啟程的日期，又一次囑咐他到了南方後要好好練兵，尤其是水師，一定要好好訓練。慈禧的聲音婉轉悅耳，態度和藹可親。曾國藩知道慈禧終於相信自己的忠誠了，不，不是相信忠誠，而是已確信這個人沒有威脅了。在慈禧太後的眼中，這樣一個病魔纏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沒有體力和精力了。一條沒有毒牙的蛇，當然是咬不了人的。
1870年11月7日，曾國藩悻悻地離開了京城，南下金陵。兩年的時間，從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隻疲憊的候鳥一樣，辛勤地，從起點出發，復又飛回到起點。可以說，天津教案讓一個神話般的曾國藩倒下了。來北方之前，曾國藩是一個功勳卓越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受人尊敬的曾國藩；而現在，隻剩下一個老而無用的曾國藩，一個視若猶憐的曾國藩。一個強大的專製統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樣的，除了絕對的王權之外。天津教案的結果，讓慈禧有意無意摧毀了緊跟在自己亮光後麵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個潛在的危險。
從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國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處都是凜冽的風，幹硬而粗魯，曾國藩覺得趕路都變得艱難而無力了。11月16日，曾國藩趕到山東平原縣境內，不知是當地縣令不知道消息，還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經地的腰站鎮之後，竟沒有人出麵來接待。曾國藩見此場景，隻好嘆口氣，自己安排住下，然後又買了食物。到了東阿縣境內之後，曾國藩接到了李鴻章的信函，一個噩耗傳來，他的長女紀靜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國藩不由老淚縱橫。紀靜還不到三十歲，六歲那年，由曾國藩做主，與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兒子袁榆生定親。袁漱六當時跟曾國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1861年紀靜完婚時，曾國藩已任兩江總督，袁漱六已於兩年前去世。紀靜成婚之時，曾國藩隻給了女兒奩資兩百兩白銀。家人主張稍增紀靜奩資，曾國藩堅決不允。紀靜對於父親的舉動也很理解。過門之後，紀靜嚴守婦道，克勤克儉，但丈夫袁榆生卻放浪形骸，不務正業，甚至在娶紀靜之前，先迎了一個小妾。與紀靜成婚之後，曾國藩給袁榆生找了一個當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著曾國藩的關係，胡作非為，封民房，奪娼ji，帶人打保甲局，儼然當地一害。有人向曾國藩告發，袁榆生驚慌失措，吞食鴉片自殺未遂。曾國藩一氣之下，與袁榆生斷絕了關係，但還是將女兒送到湘潭袁宅，畢竟，女兒還是別人的妻子。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想像紀靜的悒鬱愁苦了，也難怪她如此短命。曾國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責中，他在日記當中寫道：“不料兒女中有袁氏女之變，老境頹唐，不堪傷感！”
幾天之後，曾國藩在濟寧與從保定南下的家眷會合。親人相見，談起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以及女兒紀靜的死，自是一派唏噓哀嘆。然後，曾國藩一行登上了運河上的船隻，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肅殺，船沿著運河的水麵無聲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槳擊水的嘩嘩聲更顯旅行的乏味。整個路途中，一家人都緘默無語，各人都想著各人的心思。有時候，曾國藩從船艙裏用一隻尚好的眼睛看兩岸的風景，迷離之中，更覺得這個世界的恍惚無常。這條像掌紋一樣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變得陌生起來，陌生得就不像這個世界的河流一樣。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航線，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麽地方？終點，還是這個世界嗎？此時，在曾國藩的內心當中，唯一像脆弱的燈芯一樣維繫光亮的，隻剩頑強的道德了。在曾國藩看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實現自己的完滿，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礎上，靠道德的完滿來獲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問題。在曾國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覺得世界的荒謬，也就越覺得道德的真切。也許，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讓他唯一真正順從的，隻有道德了。雖然在自己的深層次裏，曾國藩也有過對於道德的抗命，詛咒它們是束縛心靈的鎖鏈，但在更多的時間裏，他又為這種鎖鏈感到自豪。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曾國藩的內心深處，是有那種巨大吸附力的。這種吸附力，如集體無意識一樣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們恪守的準則，也成為人們內心的渴望。在所有的東西都變得虛無縹緲的情況下，隻有道德像糧食一樣，仍舊實實在在。
後來，曾國藩聽說了李鴻章處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變動，隻不過，因為俄國人隻索要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精明的李鴻章便乘機將原定二十名死刑改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個人的性命，其他的，並沒有什麽變動。但就是這種改動，贏得了國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國藩顯得更難堪。曾國藩想想就覺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個“朝三暮四”的成語典故：一個耍猴人養了一大群猴子，漸漸地，覺得糧食不夠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後你們的口糧要作調整了，早晨四個桃子，晚上三個桃子。猴子們大怒，紛紛把手邊的石頭撿起來砸向耍猴人，然後，又以絕食相對抗。耍猴人靈機一動，便很誠懇地對猴子們說，你們的意見我接受，現在，我們把早晨的桃子改為三個，晚上改為四個，你們看怎麽樣？猴子歡聲雷動，一次尖銳的矛盾衝突，就這樣解決了。
曾國藩不由苦笑：如果說那些民眾們就是猴子的話，那麽，自己又算是什麽呢？每一個人都是耍猴人，同時，又是猴子。隻不過，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實，人生就是這樣的簡單吧，自欺，欺人，然後被人欺。這些，既是心甘情願，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後的曾國藩給朝廷寫了一封奏摺。對於這一次失敗的經歷，曾國藩一直耿耿於懷，在奏摺中，曾國藩流露出明顯的酸楚，也深切地檢討了自己。慈禧讀著曾國藩的摺子，心裏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個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種病態呢，還是一種美德？或者說，是一種病態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毀權威，還是有意無意地“借刀殺人”？這一點，連慈禧也拿不準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裏敵得過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絲憐憫了。多年以後的夏天，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受命出任駐英、法大使，臨行之前，兩宮皇太後召見了他，慈禧把曾紀澤叫到麵前，跟他談起當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們的一番談話，可以說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曾紀澤：中國臣民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慢慢地圖自強，才能自濟，決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恨。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是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1870年11月7日，曾國藩悻悻地離開了京城，南下金陵。兩年的時間，從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隻疲憊的候鳥一樣，辛勤地，從起點出發，復又飛回到起點。可以說，天津教案讓一個神話般的曾國藩倒下了。來北方之前，曾國藩是一個功勳卓越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受人尊敬的曾國藩；而現在，隻剩下一個老而無用的曾國藩，一個視若猶憐的曾國藩。一個強大的專製統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樣的，除了絕對的王權之外。天津教案的結果，讓慈禧有意無意摧毀了緊跟在自己亮光後麵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個潛在的危險。
從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國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處都是凜冽的風，幹硬而粗魯，曾國藩覺得趕路都變得艱難而無力了。11月16日，曾國藩趕到山東平原縣境內，不知是當地縣令不知道消息，還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經地的腰站鎮之後，竟沒有人出麵來接待。曾國藩見此場景，隻好嘆口氣，自己安排住下，然後又買了食物。到了東阿縣境內之後，曾國藩接到了李鴻章的信函，一個噩耗傳來，他的長女紀靜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國藩不由老淚縱橫。紀靜還不到三十歲，六歲那年，由曾國藩做主，與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兒子袁榆生定親。袁漱六當時跟曾國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1861年紀靜完婚時，曾國藩已任兩江總督，袁漱六已於兩年前去世。紀靜成婚之時，曾國藩隻給了女兒奩資兩百兩白銀。家人主張稍增紀靜奩資，曾國藩堅決不允。紀靜對於父親的舉動也很理解。過門之後，紀靜嚴守婦道，克勤克儉，但丈夫袁榆生卻放浪形骸，不務正業，甚至在娶紀靜之前，先迎了一個小妾。與紀靜成婚之後，曾國藩給袁榆生找了一個當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著曾國藩的關係，胡作非為，封民房，奪娼ji，帶人打保甲局，儼然當地一害。有人向曾國藩告發，袁榆生驚慌失措，吞食鴉片自殺未遂。曾國藩一氣之下，與袁榆生斷絕了關係，但還是將女兒送到湘潭袁宅，畢竟，女兒還是別人的妻子。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想像紀靜的悒鬱愁苦了，也難怪她如此短命。曾國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責中，他在日記當中寫道：“不料兒女中有袁氏女之變，老境頹唐，不堪傷感！”
幾天之後，曾國藩在濟寧與從保定南下的家眷會合。親人相見，談起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以及女兒紀靜的死，自是一派唏噓哀嘆。然後，曾國藩一行登上了運河上的船隻，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肅殺，船沿著運河的水麵無聲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槳擊水的嘩嘩聲更顯旅行的乏味。整個路途中，一家人都緘默無語，各人都想著各人的心思。有時候，曾國藩從船艙裏用一隻尚好的眼睛看兩岸的風景，迷離之中，更覺得這個世界的恍惚無常。這條像掌紋一樣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變得陌生起來，陌生得就不像這個世界的河流一樣。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航線，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麽地方？終點，還是這個世界嗎？此時，在曾國藩的內心當中，唯一像脆弱的燈芯一樣維繫光亮的，隻剩頑強的道德了。在曾國藩看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實現自己的完滿，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礎上，靠道德的完滿來獲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問題。在曾國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覺得世界的荒謬，也就越覺得道德的真切。也許，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讓他唯一真正順從的，隻有道德了。雖然在自己的深層次裏，曾國藩也有過對於道德的抗命，詛咒它們是束縛心靈的鎖鏈，但在更多的時間裏，他又為這種鎖鏈感到自豪。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曾國藩的內心深處，是有那種巨大吸附力的。這種吸附力，如集體無意識一樣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們恪守的準則，也成為人們內心的渴望。在所有的東西都變得虛無縹緲的情況下，隻有道德像糧食一樣，仍舊實實在在。
後來，曾國藩聽說了李鴻章處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變動，隻不過，因為俄國人隻索要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精明的李鴻章便乘機將原定二十名死刑改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個人的性命，其他的，並沒有什麽變動。但就是這種改動，贏得了國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國藩顯得更難堪。曾國藩想想就覺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個“朝三暮四”的成語典故：一個耍猴人養了一大群猴子，漸漸地，覺得糧食不夠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後你們的口糧要作調整了，早晨四個桃子，晚上三個桃子。猴子們大怒，紛紛把手邊的石頭撿起來砸向耍猴人，然後，又以絕食相對抗。耍猴人靈機一動，便很誠懇地對猴子們說，你們的意見我接受，現在，我們把早晨的桃子改為三個，晚上改為四個，你們看怎麽樣？猴子歡聲雷動，一次尖銳的矛盾衝突，就這樣解決了。
曾國藩不由苦笑：如果說那些民眾們就是猴子的話，那麽，自己又算是什麽呢？每一個人都是耍猴人，同時，又是猴子。隻不過，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實，人生就是這樣的簡單吧，自欺，欺人，然後被人欺。這些，既是心甘情願，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後的曾國藩給朝廷寫了一封奏摺。對於這一次失敗的經歷，曾國藩一直耿耿於懷，在奏摺中，曾國藩流露出明顯的酸楚，也深切地檢討了自己。慈禧讀著曾國藩的摺子，心裏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個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種病態呢，還是一種美德？或者說，是一種病態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毀權威，還是有意無意地“借刀殺人”？這一點，連慈禧也拿不準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裏敵得過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絲憐憫了。多年以後的夏天，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受命出任駐英、法大使，臨行之前，兩宮皇太後召見了他，慈禧把曾紀澤叫到麵前，跟他談起當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們的一番談話，可以說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曾紀澤：中國臣民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慢慢地圖自強，才能自濟，決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恨。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是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