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月，曾國藩的病已變得相當嚴重了，他的左眼視線更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了。躺在病榻上的時候，曾國藩已經意識到死亡的臨近了。曾國藩沒想到的是，死亡竟來得如此迅猛，而他似乎一點準備也沒有。他在想的是，自己這一輩子是被戰爭耗去了，這該死的戰爭，耗去了他那麽多時間，耗去了他那麽多精力，也耗去了他的生命……他還有很多事情沒做，甚至，還沒有想清楚怎麽去做呢！
人的生命，為什麽竟然如此短暫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歷史上一場罕見的大雪，雪一直紛紛揚揚下著，一直到五天之後，雪才停了下來。雪霽之後，曾國藩堅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雪，聽著腳下傳來的滋滋的聲響。在這種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國藩體驗並陶醉於生命的榮光，而他在雪地裏走的每一步，都是那麽吃力，那麽決絕和悲壯。這位傳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隻能力求自身的完滿了。雖然他的身體已變得相當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國藩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這個高度，就是他對於這個世界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國藩看來，這個世界是有一個神明的，這個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規則和道理。這個世界的運轉，就是符合這樣的道理和規則。對於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堅守規律和道德律。在短暫的生命當中，曾國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對於神明的堅守。在他看來，生而為人，把自己陶冶得盡善盡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個人如果能達到道與德的完滿，那麽，他必定會離神明很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場一個人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人必須時刻以自己的意誌來對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鬆懈。否則，在這場戰爭中，愚蠢就會重新占據上風，自我就會敗下陣來。這場戰爭，就是人與某種規則的對抗，是自覺的爭鬥，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帶有著某種使命的話，那麽，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是某種使命，它的過程，會讓人生更有意義。
老年曾國潘
曾國藩的世界就是這樣沐浴在無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這個普遍的東西並不隻是橫向的，它同時也是縱向的。它把無生命的物質通過大地，由低級到高級的生物、人們身邊豢養的家畜、感官、肉體、靈魂，一以貫之地連結起來，然後，讓它們生機煥發。在曾國藩看來，那就是“道”，不可改變，也不可顛覆。在“道”麵前，靈魂隻不過是肉體的一次呼吸——的確，曾國藩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種虛無，一種實實在在的虛無。
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曾國藩是應慈禧的旨意來到天津的。
從接到上諭那一刻起，曾國藩就有著一種濃烈的不祥兆頭，自己身體如此衰弱，慈禧讓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這個棘手事件，很明顯是別有用心的。雖然朝廷一開始以試探的口氣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你最近的身體怎麽樣了？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但曾國藩知道，這件事情自己無論如何是推脫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讓他出麵處理此事。曾國藩的回答是：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怎麽能不管呢？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別人看的。曾國藩隱隱約約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難躲得過這一劫的。
對於慈禧，曾國藩充滿敬畏。雖然隻是在京城時見過幾麵，但看得出來，這個女子聰明無比，洞察力很強，也心狠手辣。曾國藩曾在私下裏把她跟漢時的呂後、唐朝時的武則天相比較，曾國藩的結論是：比較而言，漢時的呂後是狠，兇殘無比，她可以毫不遲疑地殺掉韓信、陳郗，就足見她的兇狠；而唐朝時的武則天呢，霸氣十足，氣吞萬裏如虎，更像一個男人，她甚至有著漢魏武帝的風格，胸襟博大，極具個人魅力。相比較而言，慈禧，這個江南小女子，倒是聰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於運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來辦事，在輕描淡寫和風細雨中，達到她的目的。當然，這個女人同樣是頗具膽略的，幾次關鍵時候的先下手為強，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機和果敢。曾國藩自認對於慈禧的心理狀態還是了解的——身為孤兒寡母，疑心病會尤其重，如果一意識到危險，肯定會先下手為強。從總體上來說，慈禧一點也不比呂後和武後差，但這個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這個時代的機緣了。
想到這裏，曾國藩不由苦笑了，畢竟，都是屬羊的。都說屬羊的人命苦，看來是真的，自己就是一隻苦命的羊啊。自己這頭老羊正被一隻年輕的母羊驅趕著，就要去赴湯蹈火。當然，這一隻“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對孤兒寡母看守著這搖搖欲墜的山河，也的確不容易。曾國藩唯一擔心的就是“借刀殺人”，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外交衝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曾國藩知道這個時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國民的交往問題。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顏麵盡失之後，子民們當然是滿懷憤懣，當這種憤懣從一個出口噴薄而出的時候，哪裏會有什麽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從而引發事端。這時候，朝廷就會從中找一個替罪羊，本朝的林則徐、琦善等等，不都是這樣的命運嗎？如果流放，結局還算好，怕就怕給朝廷下手的藉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當這樣一隻祭祀的羊。
對於“教案”一事，曾國藩並不陌生，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屢見不鮮，跟中國百姓的大眾心理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一個泱泱大國在與洋人的對局中屢屢失敗，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眾積淤了強烈的忿恨情緒；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越來越公開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們的不滿。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隻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這實際是縱容傳教士們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那些一開始對中國國情不了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清國的等級製度，他們和清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幹等級，開始與清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於清國的一品大員，與總督與巡撫平級；副主教與清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則與清國的知府、知縣平級。這樣，教會實際上也就成了另外一個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國的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同樣也要下跪磕頭。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國地痞流氓，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更讓人們橫眉冷對。有了這樣的大眾心理，也難怪那些百姓們會對教會群起而攻之。這些年貴州、廣西、山西，都發生了很多當地人與洋教士衝突的“教案”，在這樣群起而攻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亂泄憤。中國人人多勢眾，吃虧的，當然都是那些洋教士們，在教案中，教士屢屢被殺被打，教堂也被燒毀。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民眾隻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無法控製。人心當中那些複雜無比的情感和動機，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結果，隻有天知道了。
人的生命，為什麽竟然如此短暫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歷史上一場罕見的大雪，雪一直紛紛揚揚下著，一直到五天之後，雪才停了下來。雪霽之後，曾國藩堅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雪，聽著腳下傳來的滋滋的聲響。在這種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國藩體驗並陶醉於生命的榮光，而他在雪地裏走的每一步，都是那麽吃力，那麽決絕和悲壯。這位傳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隻能力求自身的完滿了。雖然他的身體已變得相當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國藩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這個高度，就是他對於這個世界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國藩看來，這個世界是有一個神明的，這個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規則和道理。這個世界的運轉，就是符合這樣的道理和規則。對於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堅守規律和道德律。在短暫的生命當中，曾國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對於神明的堅守。在他看來，生而為人，把自己陶冶得盡善盡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個人如果能達到道與德的完滿，那麽，他必定會離神明很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場一個人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人必須時刻以自己的意誌來對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鬆懈。否則，在這場戰爭中，愚蠢就會重新占據上風，自我就會敗下陣來。這場戰爭，就是人與某種規則的對抗，是自覺的爭鬥，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帶有著某種使命的話，那麽，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是某種使命，它的過程，會讓人生更有意義。
老年曾國潘
曾國藩的世界就是這樣沐浴在無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這個普遍的東西並不隻是橫向的，它同時也是縱向的。它把無生命的物質通過大地，由低級到高級的生物、人們身邊豢養的家畜、感官、肉體、靈魂，一以貫之地連結起來，然後，讓它們生機煥發。在曾國藩看來，那就是“道”，不可改變，也不可顛覆。在“道”麵前，靈魂隻不過是肉體的一次呼吸——的確，曾國藩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種虛無，一種實實在在的虛無。
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曾國藩是應慈禧的旨意來到天津的。
從接到上諭那一刻起，曾國藩就有著一種濃烈的不祥兆頭，自己身體如此衰弱，慈禧讓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這個棘手事件，很明顯是別有用心的。雖然朝廷一開始以試探的口氣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你最近的身體怎麽樣了？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但曾國藩知道，這件事情自己無論如何是推脫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讓他出麵處理此事。曾國藩的回答是：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怎麽能不管呢？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別人看的。曾國藩隱隱約約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難躲得過這一劫的。
對於慈禧，曾國藩充滿敬畏。雖然隻是在京城時見過幾麵，但看得出來，這個女子聰明無比，洞察力很強，也心狠手辣。曾國藩曾在私下裏把她跟漢時的呂後、唐朝時的武則天相比較，曾國藩的結論是：比較而言，漢時的呂後是狠，兇殘無比，她可以毫不遲疑地殺掉韓信、陳郗，就足見她的兇狠；而唐朝時的武則天呢，霸氣十足，氣吞萬裏如虎，更像一個男人，她甚至有著漢魏武帝的風格，胸襟博大，極具個人魅力。相比較而言，慈禧，這個江南小女子，倒是聰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於運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來辦事，在輕描淡寫和風細雨中，達到她的目的。當然，這個女人同樣是頗具膽略的，幾次關鍵時候的先下手為強，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機和果敢。曾國藩自認對於慈禧的心理狀態還是了解的——身為孤兒寡母，疑心病會尤其重，如果一意識到危險，肯定會先下手為強。從總體上來說，慈禧一點也不比呂後和武後差，但這個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這個時代的機緣了。
想到這裏，曾國藩不由苦笑了，畢竟，都是屬羊的。都說屬羊的人命苦，看來是真的，自己就是一隻苦命的羊啊。自己這頭老羊正被一隻年輕的母羊驅趕著，就要去赴湯蹈火。當然，這一隻“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對孤兒寡母看守著這搖搖欲墜的山河，也的確不容易。曾國藩唯一擔心的就是“借刀殺人”，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外交衝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曾國藩知道這個時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國民的交往問題。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顏麵盡失之後，子民們當然是滿懷憤懣，當這種憤懣從一個出口噴薄而出的時候，哪裏會有什麽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從而引發事端。這時候，朝廷就會從中找一個替罪羊，本朝的林則徐、琦善等等，不都是這樣的命運嗎？如果流放，結局還算好，怕就怕給朝廷下手的藉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當這樣一隻祭祀的羊。
對於“教案”一事，曾國藩並不陌生，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屢見不鮮，跟中國百姓的大眾心理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一個泱泱大國在與洋人的對局中屢屢失敗，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眾積淤了強烈的忿恨情緒；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越來越公開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們的不滿。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隻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這實際是縱容傳教士們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那些一開始對中國國情不了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清國的等級製度，他們和清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幹等級，開始與清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於清國的一品大員，與總督與巡撫平級；副主教與清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則與清國的知府、知縣平級。這樣，教會實際上也就成了另外一個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國的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同樣也要下跪磕頭。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國地痞流氓，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更讓人們橫眉冷對。有了這樣的大眾心理，也難怪那些百姓們會對教會群起而攻之。這些年貴州、廣西、山西，都發生了很多當地人與洋教士衝突的“教案”，在這樣群起而攻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亂泄憤。中國人人多勢眾，吃虧的，當然都是那些洋教士們，在教案中，教士屢屢被殺被打，教堂也被燒毀。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民眾隻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無法控製。人心當中那些複雜無比的情感和動機，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結果，隻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