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曾國藩的直抓親管，直隸在不長時間中，軍事、吏治、民政、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各項工作的改進，並沒有給曾國藩帶來實質性的快樂，甚至還引發了他更深的消沉。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這一段時間，因為一直忙於事務，無片刻讀書時間，做官如此，真是味同嚼蠟。曾國藩這樣的想法當然是由衷的，這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保定，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麽真正談得來的朋友，直隸總督府的那些官員們，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劉長佑和官文兩任總督後，對於上司的頻繁調換，顯然多長了一個心眼，對曾國藩，一個個都畢恭畢敬的，也談不上跟他談論什麽肺腑之言了。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難免會覺得孤單。兩江總督府的那些幕僚，一開始，並沒有跟他一起來，身邊沒有一些誌同道合的人，對於曾國藩來說，無疑度日如年。除此之外，可能是由於水土不服，曾國藩感到身體越發地虛弱了，他不時頭暈目眩、焦躁難耐，甚至連自己很多年養成的靜坐習慣都無法堅持。多年來，曾國藩養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每次重大事件決策之前，曾國藩都要焚香盤坐在榻上，閉目凝神，讓雜亂的心緒如塵埃一樣紛紛落下，然後，努力讓內心歸於寧靜，在冥冥中，獲得一種恩賜和力量。對於這一點，曾國藩自己也有著深刻的體會，他曾經形象地自我闡明說：神明好比太陽的升起，人的身體則如同鼎一樣，立地不動。這兩句話應當遵循；隻是心到靜極時，毫無喜怒哀樂，身體寂然不動，畢竟還沒體驗出真正的意境，隻有封閉潛藏到了極點，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來一點生氣，如同冬至時節的一陽初動；堅貞不移，是為了有始有終，等春雷一響再開啟出土，穀類的堅實，是為了做始播的種子，不能為種子的穀，不能說是堅實的穀。此中並無滿腔的生意，如果萬物的循環終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說到了至靜的境界。然而，靜極生陽，似乎是生物的一點仁心吧。氣息靜極，天地生物之心不息，這難道不是可與天地相比的至誠嗎？顏子三個月不違仁，則可以說是洗心退藏到靜極的境界中真正快樂的人了。
1869年初夏，曾國藩將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國藩調到直隸，家眷留在金陵總有些不太方便，因為歐陽夫人哮喘病嚴重，曾國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習慣，所以打算安排家眷們回湖南老家的。但歐陽夫人表示還是想在金陵靜養一段時間之後，再北上來保定。歐陽夫人真是賢淑認真，署中養病期間，一直督促兒媳及女兒每日嚴格按照曾國藩所定的“功課單”作業，自己也以身作則，參與“衣、食、粗、細”四事，在署中，繼續耕種曾國藩親手開闢的一塊菜地。孰料當年夏天，歐陽夫人因為吃了過多自己所種的南瓜，右眼看不清東西。在直隸的曾國藩獲悉後，連忙從保定請了一個醫生趕到金陵，為歐陽夫人治病。哪裏知道，這醫生純粹是一個牛皮大王，歐陽夫人不僅右眼沒有治好，不久，連左眼也失明了。歐陽夫人一行到了保定府之後，曾國藩稍稍有點寬心，悲喜交加的是，這一次來保定的，竟然全是病人——歐陽夫人雙目失明；曾紀澤在路途之中，因用藥所誤，得了胃病；孫兒孫女在路途上，也患病發燒……一家人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曾國藩獨處寢室，非常鬱悶。當天，曾國藩在日記中寫下了“滿室呻吟，殊覺愁悶”的無奈之詞。
好在這一次與家眷同來的，還有曾國藩非常信任的幕僚趙烈文。也許是很長時間沒有見到知音了，或者是，曾國藩正處於憂苦之中吧，曾國藩幾乎是迫不及待地跟趙烈文打開了話匣子。他的言語非常坦率，聽得出來，對於這個沒落的政權，曾國藩已不抱什麽希望了。曾國藩向趙烈文談到了自己對於兩宮皇太後的直觀認識和評價：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後）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指奕？）、文（指文祥）、寶（指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即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的這一段話，完全是他的真實想法。如果說曾國藩兩年以前在與趙烈文的談話中，還吞吞吐吐不願暴露自己真實想法的話，那麽，現在的曾國藩因為對於時局已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已不再對這個朝代抱有希望了。在曾國藩看來，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熟讀《紅樓夢》的曾國藩感到這個貌似堂皇的王朝就像書中的大觀園一樣，盡管表麵上一派繁榮，紅紅火火，但骨子裏，已腐朽坍塌，瀕臨死亡，頹勢已遠遠超出自己原來的預料。根本不可能有什麽人可以力挽狂瀾，自己不行，別人也不行。曾國藩想不透徹的一個問題是，這個貌似強大的政權，為什麽說頹敗就頹敗下來呢？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曾國藩唯一感知的就是，天地之間的變化太大了，這個腐朽的政權已踩不到步點，明顯地被拋棄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使屋簷下的蒼生百姓少遭一點罪。《紅樓夢》上反覆強調“好了好了”，這個世界也一樣，如何“好好地了”就變得迫在眉睫。實際上也不僅僅是這個朝代，作為這個朝代的一員，自己同樣也麵臨這個問題。
極度清醒，心灰意懶，晚年的曾國藩就是以這樣的心態來看待這個世界的。痛苦而多慮，讓來到直隸之後的曾國藩身體每況愈下。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變得心若死灰的話，那麽，他生命的火焰離熄滅也就不遠了。
不久，曾國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來的變故。那一天傍晚，正在書房讀書的曾國藩想弄清一個典故的出處，他站了起來，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雙膝一軟暈倒在地板上。等醒來後，曾國藩發現身體陌生得簡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費了好大勁也無法從床上坐起，連說話也囁嚅不清晰了。從朝中趕回的兒子曾紀澤告訴他，中醫已經查明，說是肝病。醫生診斷曾國藩的致病之源在於“焦勞過度”，右目失明和眩暈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療之法隻有滋補肝腎悉心靜養。曾國藩隻好向朝廷請假，安心在家服藥靜養。也可能是中藥吃得太多吧，曾國藩又感到胃極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睏倦，體氣虛虧，隻好再次向朝廷請假一個月。其實現在說起來，這哪裏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壓症狀，但那時候的中醫醫典中，是沒有這樣一個概念的。曾國藩一直是被當作肝病來進行醫治的。
病榻上的曾國藩不由情緒愴然。曾國藩並不是一個不在乎身體的人，甚至，在這一輩子當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體。曾國藩一直恪守莊子的名言：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要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身體，要將自己的身體當作生病來調養；治理天下，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年，東坡居士也一直遵行這個道理。曾國藩甚至在生病時，都盡量避免吃藥。在曾國藩看來，藥總是有三分毒的，吃藥，也就是吃毒。可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謹慎對待的身體，卻陰差陽錯出了問題。人生就是這些無是無非，無薄無厚。想到這裏，曾國藩感到失望極了，也沮喪極了。
1869年初夏，曾國藩將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國藩調到直隸，家眷留在金陵總有些不太方便，因為歐陽夫人哮喘病嚴重，曾國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習慣，所以打算安排家眷們回湖南老家的。但歐陽夫人表示還是想在金陵靜養一段時間之後，再北上來保定。歐陽夫人真是賢淑認真，署中養病期間，一直督促兒媳及女兒每日嚴格按照曾國藩所定的“功課單”作業，自己也以身作則，參與“衣、食、粗、細”四事，在署中，繼續耕種曾國藩親手開闢的一塊菜地。孰料當年夏天，歐陽夫人因為吃了過多自己所種的南瓜，右眼看不清東西。在直隸的曾國藩獲悉後，連忙從保定請了一個醫生趕到金陵，為歐陽夫人治病。哪裏知道，這醫生純粹是一個牛皮大王，歐陽夫人不僅右眼沒有治好，不久，連左眼也失明了。歐陽夫人一行到了保定府之後，曾國藩稍稍有點寬心，悲喜交加的是，這一次來保定的，竟然全是病人——歐陽夫人雙目失明；曾紀澤在路途之中，因用藥所誤，得了胃病；孫兒孫女在路途上，也患病發燒……一家人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曾國藩獨處寢室，非常鬱悶。當天，曾國藩在日記中寫下了“滿室呻吟，殊覺愁悶”的無奈之詞。
好在這一次與家眷同來的，還有曾國藩非常信任的幕僚趙烈文。也許是很長時間沒有見到知音了，或者是，曾國藩正處於憂苦之中吧，曾國藩幾乎是迫不及待地跟趙烈文打開了話匣子。他的言語非常坦率，聽得出來，對於這個沒落的政權，曾國藩已不抱什麽希望了。曾國藩向趙烈文談到了自己對於兩宮皇太後的直觀認識和評價：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後）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指奕？）、文（指文祥）、寶（指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即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的這一段話，完全是他的真實想法。如果說曾國藩兩年以前在與趙烈文的談話中，還吞吞吐吐不願暴露自己真實想法的話，那麽，現在的曾國藩因為對於時局已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已不再對這個朝代抱有希望了。在曾國藩看來，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熟讀《紅樓夢》的曾國藩感到這個貌似堂皇的王朝就像書中的大觀園一樣，盡管表麵上一派繁榮，紅紅火火，但骨子裏，已腐朽坍塌，瀕臨死亡，頹勢已遠遠超出自己原來的預料。根本不可能有什麽人可以力挽狂瀾，自己不行，別人也不行。曾國藩想不透徹的一個問題是，這個貌似強大的政權，為什麽說頹敗就頹敗下來呢？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曾國藩唯一感知的就是，天地之間的變化太大了，這個腐朽的政權已踩不到步點，明顯地被拋棄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使屋簷下的蒼生百姓少遭一點罪。《紅樓夢》上反覆強調“好了好了”，這個世界也一樣，如何“好好地了”就變得迫在眉睫。實際上也不僅僅是這個朝代，作為這個朝代的一員，自己同樣也麵臨這個問題。
極度清醒，心灰意懶，晚年的曾國藩就是以這樣的心態來看待這個世界的。痛苦而多慮，讓來到直隸之後的曾國藩身體每況愈下。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變得心若死灰的話，那麽，他生命的火焰離熄滅也就不遠了。
不久，曾國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來的變故。那一天傍晚，正在書房讀書的曾國藩想弄清一個典故的出處，他站了起來，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雙膝一軟暈倒在地板上。等醒來後，曾國藩發現身體陌生得簡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費了好大勁也無法從床上坐起，連說話也囁嚅不清晰了。從朝中趕回的兒子曾紀澤告訴他，中醫已經查明，說是肝病。醫生診斷曾國藩的致病之源在於“焦勞過度”，右目失明和眩暈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療之法隻有滋補肝腎悉心靜養。曾國藩隻好向朝廷請假，安心在家服藥靜養。也可能是中藥吃得太多吧，曾國藩又感到胃極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睏倦，體氣虛虧，隻好再次向朝廷請假一個月。其實現在說起來，這哪裏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壓症狀，但那時候的中醫醫典中，是沒有這樣一個概念的。曾國藩一直是被當作肝病來進行醫治的。
病榻上的曾國藩不由情緒愴然。曾國藩並不是一個不在乎身體的人，甚至，在這一輩子當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體。曾國藩一直恪守莊子的名言：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要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身體，要將自己的身體當作生病來調養；治理天下，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年，東坡居士也一直遵行這個道理。曾國藩甚至在生病時，都盡量避免吃藥。在曾國藩看來，藥總是有三分毒的，吃藥，也就是吃毒。可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謹慎對待的身體，卻陰差陽錯出了問題。人生就是這些無是無非，無薄無厚。想到這裏，曾國藩感到失望極了，也沮喪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