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撚之初,最讓曾國藩傷透腦筋的,就是陳國瑞與劉銘傳的“械鬥案”了。陳國瑞原是太平天國的一員悍將,之後反戈一擊投降了僧格林沁。因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對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後,陳國瑞劃歸曾國藩指揮,當時,以總兵的身份駐紮在濟寧。淮軍名將劉銘傳率領五千士兵進駐濟寧城郊後,因為受曾國藩的委任負責該地區的全權事務,劉銘傳頤指氣使,令陳國瑞速速來見他。心高氣傲的陳國瑞哪裏受得了這個窩囊氣,不僅不見劉銘傳,相反,還乘夜幕降臨,襲擊了劉銘傳的營地,殺死了劉銘傳數十個士兵,搶走了三百杆洋槍。劉銘傳火冒三丈,點起兩千淮軍直衝濟寧城。陳國瑞哪裏敵得過剽悍的“銘”字營呢,結果是淮軍不僅奪回了三百杆洋槍,把陳國瑞也活捉了,關在營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陳國瑞被放出來之後,連滾帶爬趕到徐州,號啕大哭,把劉銘傳給告了。


    前方沒有殺敵,後方自己人倒幹上了。這起械鬥案讓曾國藩非常惱火。在先前的湘軍中,是很少出現這種事的。大敵當前,曾國藩隻好先暫時把這事冷一會,然後,各打五十大板,安撫一下。誰知粗鄙的陳國瑞一直耿耿於懷,曾國藩幾次讓他帶兵出擊,陳國瑞都拒不執行。曾國藩一氣之下,軟硬兼施,向皇帝參了陳國瑞一本,說陳國瑞在僧格林沁遇難之時,援救不力,隻身逃走,本當治罪,因考慮大敵當前,讓他戴罪立功,視情況再予以處理。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陳國瑞見上諭治罪,嚇出一身冷汗,從此學乖不少,再也不敢對曾國藩不恭敬了——這一場風波就這樣暫時平息下來了……類似的風波還有不少,著實讓曾國藩傷透了腦筋。


    內部基本理順了,前方戰事的進展,卻一直超出曾國藩的計劃範圍。撚軍的馬隊跟先前的太平軍的確不一樣,他們居無定處,出沒無常,很難追蹤到他們的大批人馬。有時候好不容易有了撚軍的蹤跡,等到曾國藩調集人馬前來圍剿時,那些撚軍馬隊會突然急行軍,跳出曾氏所劃定的防區,讓清軍竹籃打水一場空。對此,曾國藩一直束手無策。在剿撚過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對前方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對於曾國藩的用兵,屢屢進行幹涉。這樣的瞎指揮讓曾國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國藩的想法,對於撚軍的圍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著急,會容易自亂陣腳,陷入敵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態勢,隻要穩紮穩打,不給撚軍以可乘之機,還是有相當機會的。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軍隊和地方一定要聯動起來,如果軍隊和地方能做到整體聯動,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麽,戰事的勝利肯定是遲早的事。


    1866年3月25日,曾國藩由徐州啟行赴濟寧。途中,曾國藩先是在山東鄒縣的孟子老家,朝拜了孟子廟。然後,曾國藩又來到了曲阜,朝拜了孔廟和顏回廟。這是曾國藩第一次在孔、孟的家鄉盤桓。在曾國藩的心中,孔子和孟子所處的那個遙遠的古代盡管充滿兵燹,卻依然是一個芳香的年代。在孔廟,曾國藩細細地觀看了懸掛在壁板上的各個時代的聖賢圖,參觀了金絲堂所藏的各種古樂器,也看了幹隆帝當年來孔府祭祀時所賜的幾件周朝青銅器:木鼎、亞樽、犧樽等等。對這些禮樂之器,曾經當過禮部侍郎的曾國藩非常熟悉。現在,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摩挲,曾國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曾國藩感到傳統一脈相承的聯繫,傳統不隻是靜靜地躺在歷史的典籍中,而是無處不在,如空氣和水一樣,一日日地浸yin你,如影隨形,如鬼似魅。


    在曾國藩心中,孔子和孟子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亂世之中,他們都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人,就是要有這種精神的。就孔子和孟子而言,他們之間也是有區別的:孟子可以說是少年哲學,英氣逼人,講進取,講內聖外王,這實際上是對於人本身的一種至高的要求,也體現了中國讀書人的理想。這樣的要求不僅僅是道德上的,還有作為上的。孟子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健康與積極的一麵。至於孔子呢,相對來說,更加溫柔敦厚,他的學說更像是一個中年人,平和、敦厚、智慧。孔子重視的是對於個人內心的冶煉,以及個人行為的修正,並將這種冶煉上升到道德和“仁”的範疇。在曾國藩看來,什麽是“仁”?“仁”實際上就是種子,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位。當一個人能夠真正地尋找到自己的本我,明白自己實際隻是人類的一部分時,他就會摒棄私慾,歸於“大我”了。這樣的境界,才算是得“仁”了。雖然曾國藩一度熱愛孟子和孔子,但此時此刻,他最崇尚的,卻是老子和莊子。在曾國藩看來,老子和莊子更智慧,更灑脫,也更具有平衡的意義,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更加接近於這個世界的真諦……當然,這些先哲們的思想都不是矛盾的,他們隻不過是各有側重點,也各有自己的年齡段罷了。大道相通,其實,他們的思想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現在,徜徉在孔子和孟子的家鄉,曾國藩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也體會到了從未有過的平靜。他覺得自己是有資格跟這些聖賢對話的,這些聖賢在他麵前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親切而和藹,這樣的感覺,使得曾國藩醒悟到,自己的內心跟他們相比,裝盛的,已是同一個東西了。


    從4月初起,曾國藩就一直駐紮在山東濟寧。北方的春天跟南方的不一樣,南方這個時候,已是鶯飛糙長,春意盎然了,但在北方,原野上遍布的榆樹和槐樹還沒有吐出新芽來,春天,就那樣地姍姍來遲,讓人心焦。每天,曾國藩都要在院落裏踱著步,有時候抬頭眼光掃到樹梢上,會不由自主地替這些樹著急。當樹枝吐出新綠的時候,曾國藩收到了九弟曾國荃的一封信,告知已在湖南老家養好了病,準備赴湖北巡撫任。讓曾國藩更為高興的是,曾國荃告知同時新招募了一支一萬五千人的新湘軍,打算從武漢進軍河南,從西部圍剿撚軍。這樣的消息讓曾國藩很興奮,曾國藩知道曾國荃在打仗方麵,的確是一個天才。有了弟弟的支持,曾國藩心裏踏實了不少。不久,另一個好消息也傳來,湘軍猛將鮑超率一支湘軍舊部趕到湖北,也打算從西部對撚軍發動進攻。有了這兩個打仗不要命的猛將,曾國藩分明能感到勝利的指日可待了。


    7月底,曾國藩由濟寧登舟啟程前往河南周口。這個時候,撚軍的主力全部聚集在河南境內。在此之前,撚軍因為不能渡運河東進,隻好掉轉方向,一度進至亳州、懷遠等老根據地。因為在清圩過程中大批同情撚軍的支持者被殺,當地百姓噤若寒蟬,再也不敢與撚軍來往。撚軍失去了百姓基礎,錢糧供應跟不上,隻好重返河南西南部境內。曾國藩急調劉銘傳、張樹珊、潘鼎新等部趕赴沙河一線,興辦賈魯河、沙河防河工程,並調劉鬆山、張詩日各軍渡賈魯河西進,與曾國荃、鮑超軍配合,力圖將西撚軍限定在豫西、鄂東地區,形成口袋陣勢,甕中捉鱉。曾國藩最擔心的就是撚軍突破這個口袋,進入西部或者東部,那麽,曾國藩所做的一切,都將前功盡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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