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把眾多的困難一一列舉，就是要把醜話說在前麵，萬一自己剿撚失敗，也有一個明明白白的說法。曾國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遺老遺少了，他們哪裏知道下麵的艱難呢？曾國藩心裏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朝廷對湘軍的不公，十幾年的戰爭，豈是輕輕鬆鬆就能打下的？那要犧牲多少子弟兵，浪費多少金錢，塗炭多少生靈啊！
同一天，曾國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個奏摺，曾國藩還是不想趟這一攤渾水，他向朝廷報告說，自己精力疲憊，近來更是衰敗，說話二十句左右，舌尖就會麻木艱澀，不能再說。希望皇上恩準，另選懂軍事的大員督辦軍務，自己願以閑散人員的身份在營效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朝廷當然不同意曾國藩的推脫。這一回，朝廷看起來對曾國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曾國藩節製調遣。如該地方文武有不遵調度者，由該大臣指名嚴參。這等於又將這三省的軍政大權都交給曾國藩了。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隻能硬著頭皮勇往直前了。雖然曾國藩不在與撚軍作戰的第一線，但對於北方的戰局，還是相當了解的。在透徹地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曾國藩給朝廷寫了一封奏摺，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撚軍雖獲大勝，但黃河此時正在漲水，撚軍不可能北渡；且這時李鴻章已派潘鼎新部十營北援，撚軍不會威脅京城，朝廷盡可放心。其次，由於撚軍都是馬隊，剿撚隊伍必須擴大騎兵。同時，剿撚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以徐州為中心，兼顧四省毗鄰的十三個府州。所以，完全沒有必要由自己來節製直隸、河南、山東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率領湘軍三千人，從金陵北上徐州。這一次，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不好的徵兆——曾國藩啟程之時，歐陽夫人及女兒也準備離開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轉往湖南老家。一家人跟著曾國藩一起去下關碼頭，然後分道揚鑣。在碼頭，曾國藩啟程之時，水陸諸軍照例鳴禮炮相送，不料，僅有兩個月大的曾國藩的外孫女受了驚嚇，隨後竟一命嗚呼。這一件事，讓曾國藩很是難過，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後，航行在長江上的曾國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張宗禹正指揮撚軍圍攻據守雉河集的清軍。曾國藩被迫轉道，率領人馬先進駐臨淮關，指揮湘軍、淮軍與豫軍等陸續增援雉河集。撚軍見曾國藩來勢洶洶，隻好撤走。曾國藩繼續北上徐州，撚軍又打馬轉道河南。撚軍就這樣跟曾國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遊戲。
真正地與撚軍作戰，曾國藩不得不麵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根據對手的情況確定自己的戰略戰術，在曾國藩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也即兵法常說的“知己知彼”。經過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謀深算的曾國藩掌握了撚軍的長處和短處，在曾國藩看來，撚軍的長處有四點：一曰步兵長竿，於槍林彈雨中冒煙衝進；二曰馬兵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裏，時而旋磨打圈。至於短處，曾國藩同樣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隻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壘，其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騎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有的放矢，製訂出一套重點設防、以靜製動的戰略，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該跟著撚軍運動，要“以我為主”，在摸清撚軍活動範圍的基礎上，扼守四個關鍵地點，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寧以及河南的周家口。曾國藩親自守徐州，安排劉鬆山守臨淮，劉銘傳守濟寧，張樹聲和周盛波駐防河南的周家口和歸德；在此基礎上，曾國藩再安排四支機動部隊進行突擊，他們分別是潘鼎新、易開俊、張詩日統率的三支陸師，再加上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率領的一支馬隊。這四支精銳部隊直接由曾國藩指揮，至於其餘的武裝力量，則由四省巡撫率領。這樣，對撚軍作戰，一直保持著“四鎮四遊”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來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國藩此次堪稱“全民動員”——在地方上，曾國藩責令各省巡撫在撚軍經常出沒之地修築圩寨，設立圩長，實行堅壁清野，使撚軍得不到一點給養；又製定查圩法，對圩寨進行徹底清查，把與撚軍有關的人列入莠民冊，按冊緝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冊，推行保甲連坐。圩長則具保結於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應該說，曾國藩的這一策略，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曾國藩還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對於各地村寨的執行情況明察暗訪，對一些違規的村寨和村民，大開殺戒，殺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帶，有時一個村寨就誅殺十多人。這樣一來，當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撚軍聯繫了，撚軍沒有村民作掩護，不僅失去根據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礎。
一年後，即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完善了戰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撚軍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選擇河流作為自然屏障，在河流邊布防。曾國藩把撚軍的活動範圍鎖定在運河以西、賈魯河以東、黃河以南、沙河與淮河以北的地區，在可能渡河的岸邊重點布置人馬，製造屏障，封鎖住這些河流。這樣，撚軍的活動範圍受到了限製，馬隊也就沒了優勢。這個辦法，真虧曾國藩想得出來。應該說，這完全是一個笨辦法，因為防範麵積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但在沒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這樣的笨辦法，也不失為一個聰明之舉。很快，這個辦法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撚軍的活動範圍被限製在狹小的區域裏，頓感侷促，他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隨意馳騁了。當撚軍的馬隊跑不起來的時候，曾國藩部隊的洋槍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場。
應該說，曾國藩這一戰略，在具體施行過程中，是有相當作用的。這也使曾國藩在近兩年的時間內，幾乎跟撚軍打了一個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撚軍的實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對付撚軍的經驗，這也為後來李鴻章的最後獲勝奠定了基礎。
在剿撚的過程中，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他與地方關係的處理。地方大員的處事不力，讓曾國藩很是頭痛。由於剿撚牽涉到安徽、江蘇、山東、河南、湖北等好幾個省，地域廣大，加上參戰的部隊良莠不齊，異常複雜，政令經常不暢。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得勞神耗心地處理各種各樣複雜的內部矛盾：有地方軍和正規軍的，地方軍與地方軍的，黃河北岸軍和南岸軍的，湘係與淮係的，等等，錯綜複雜。處理這些千頭萬緒的矛盾，是一件極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對於做事認真執著的曾國藩來說，處理複雜矛盾，本來就不是曾國藩的特長。盡管曾國藩在重新出山之後頗得黃老之道，但對於朝野內外那種複雜無比的人事關係，堅持原則的曾國藩一直頗感失望。可以說，這些盤根錯節，讓曾國藩覺得心力交瘁。每當曾國藩處理一件類似的事情，他就會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同一天，曾國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個奏摺，曾國藩還是不想趟這一攤渾水，他向朝廷報告說，自己精力疲憊，近來更是衰敗，說話二十句左右，舌尖就會麻木艱澀，不能再說。希望皇上恩準，另選懂軍事的大員督辦軍務，自己願以閑散人員的身份在營效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朝廷當然不同意曾國藩的推脫。這一回，朝廷看起來對曾國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曾國藩節製調遣。如該地方文武有不遵調度者，由該大臣指名嚴參。這等於又將這三省的軍政大權都交給曾國藩了。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隻能硬著頭皮勇往直前了。雖然曾國藩不在與撚軍作戰的第一線，但對於北方的戰局，還是相當了解的。在透徹地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曾國藩給朝廷寫了一封奏摺，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撚軍雖獲大勝，但黃河此時正在漲水，撚軍不可能北渡；且這時李鴻章已派潘鼎新部十營北援，撚軍不會威脅京城，朝廷盡可放心。其次，由於撚軍都是馬隊，剿撚隊伍必須擴大騎兵。同時，剿撚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以徐州為中心，兼顧四省毗鄰的十三個府州。所以，完全沒有必要由自己來節製直隸、河南、山東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率領湘軍三千人，從金陵北上徐州。這一次，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不好的徵兆——曾國藩啟程之時，歐陽夫人及女兒也準備離開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轉往湖南老家。一家人跟著曾國藩一起去下關碼頭，然後分道揚鑣。在碼頭，曾國藩啟程之時，水陸諸軍照例鳴禮炮相送，不料，僅有兩個月大的曾國藩的外孫女受了驚嚇，隨後竟一命嗚呼。這一件事，讓曾國藩很是難過，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後，航行在長江上的曾國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張宗禹正指揮撚軍圍攻據守雉河集的清軍。曾國藩被迫轉道，率領人馬先進駐臨淮關，指揮湘軍、淮軍與豫軍等陸續增援雉河集。撚軍見曾國藩來勢洶洶，隻好撤走。曾國藩繼續北上徐州，撚軍又打馬轉道河南。撚軍就這樣跟曾國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遊戲。
真正地與撚軍作戰，曾國藩不得不麵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根據對手的情況確定自己的戰略戰術，在曾國藩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也即兵法常說的“知己知彼”。經過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謀深算的曾國藩掌握了撚軍的長處和短處，在曾國藩看來，撚軍的長處有四點：一曰步兵長竿，於槍林彈雨中冒煙衝進；二曰馬兵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裏，時而旋磨打圈。至於短處，曾國藩同樣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隻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壘，其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騎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有的放矢，製訂出一套重點設防、以靜製動的戰略，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該跟著撚軍運動，要“以我為主”，在摸清撚軍活動範圍的基礎上，扼守四個關鍵地點，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寧以及河南的周家口。曾國藩親自守徐州，安排劉鬆山守臨淮，劉銘傳守濟寧，張樹聲和周盛波駐防河南的周家口和歸德；在此基礎上，曾國藩再安排四支機動部隊進行突擊，他們分別是潘鼎新、易開俊、張詩日統率的三支陸師，再加上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率領的一支馬隊。這四支精銳部隊直接由曾國藩指揮，至於其餘的武裝力量，則由四省巡撫率領。這樣，對撚軍作戰，一直保持著“四鎮四遊”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來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國藩此次堪稱“全民動員”——在地方上，曾國藩責令各省巡撫在撚軍經常出沒之地修築圩寨，設立圩長，實行堅壁清野，使撚軍得不到一點給養；又製定查圩法，對圩寨進行徹底清查，把與撚軍有關的人列入莠民冊，按冊緝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冊，推行保甲連坐。圩長則具保結於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應該說，曾國藩的這一策略，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曾國藩還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對於各地村寨的執行情況明察暗訪，對一些違規的村寨和村民，大開殺戒，殺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帶，有時一個村寨就誅殺十多人。這樣一來，當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撚軍聯繫了，撚軍沒有村民作掩護，不僅失去根據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礎。
一年後，即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完善了戰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撚軍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選擇河流作為自然屏障，在河流邊布防。曾國藩把撚軍的活動範圍鎖定在運河以西、賈魯河以東、黃河以南、沙河與淮河以北的地區，在可能渡河的岸邊重點布置人馬，製造屏障，封鎖住這些河流。這樣，撚軍的活動範圍受到了限製，馬隊也就沒了優勢。這個辦法，真虧曾國藩想得出來。應該說，這完全是一個笨辦法，因為防範麵積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但在沒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這樣的笨辦法，也不失為一個聰明之舉。很快，這個辦法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撚軍的活動範圍被限製在狹小的區域裏，頓感侷促，他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隨意馳騁了。當撚軍的馬隊跑不起來的時候，曾國藩部隊的洋槍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場。
應該說，曾國藩這一戰略，在具體施行過程中，是有相當作用的。這也使曾國藩在近兩年的時間內，幾乎跟撚軍打了一個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撚軍的實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對付撚軍的經驗，這也為後來李鴻章的最後獲勝奠定了基礎。
在剿撚的過程中，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他與地方關係的處理。地方大員的處事不力，讓曾國藩很是頭痛。由於剿撚牽涉到安徽、江蘇、山東、河南、湖北等好幾個省，地域廣大，加上參戰的部隊良莠不齊，異常複雜，政令經常不暢。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得勞神耗心地處理各種各樣複雜的內部矛盾：有地方軍和正規軍的，地方軍與地方軍的，黃河北岸軍和南岸軍的，湘係與淮係的，等等，錯綜複雜。處理這些千頭萬緒的矛盾，是一件極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對於做事認真執著的曾國藩來說，處理複雜矛盾，本來就不是曾國藩的特長。盡管曾國藩在重新出山之後頗得黃老之道，但對於朝野內外那種複雜無比的人事關係，堅持原則的曾國藩一直頗感失望。可以說，這些盤根錯節，讓曾國藩覺得心力交瘁。每當曾國藩處理一件類似的事情，他就會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