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投入軍事以來，即抱著一種臨危受命的誌向。丁巳和戊午那兩年在家養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違背我的初誌，失信於天下人。後來起復再出山打仗，意誌尤其堅定。這次即使遇到什麽不測之禍，我也毫無牽戀的了。回想我自己，從小貧窮無知，現在能官至一品大員，年齡也已過五十，在外麵也稍有點名聲，又手握兵權，占據了高位，還有什麽可遺憾的呢？隻是我對古文和詩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沒有好好地創作，在這方麵施展才華，打開一條大路。我對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據，如果現在突然死了，那麽我的一些心得，就永遠無人領會了。我的書法用功較淺，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這三方麵一無所成，心中不免耿耿於懷。
至於行軍打仗，本來不是我的專長。因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騙對方，而我的性格太直，這怎麽能對付兵勢滔天的敵人？以前雖然有些勝利的捷報，那也是僥倖，並不是我應得的戰果。你們兄弟長大之後，切切不可涉足於軍隊之間，這種事難以見功業，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會留給後代人非難的口實。我長久地在行軍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針氈上一樣。稍可安慰的是我沒有辜負我最初的願望，沒有辜負我的學問，沒有一刻忘掉仁政愛民的心願。近來我的閱歷更多，深深體會到帶領軍隊的痛苦。你們都要一心一意地讀書，將來不能從軍，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離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這“八本”是：讀古書要以字句解釋為本，作詩文要以講究聲調為本，侍養父母要以得到他們的歡心為本，修養身心要以少惱怒為本，立身處世要以不亂講話為本，治家要以不遲起床為本，做官要以不要錢為本，行軍打仗要以不騷擾百姓為本。“三致祥”是：孝順能帶來吉祥，勤奮能帶來吉祥，寬恕能帶來吉祥。我的父親竹亭公教育別人，專門講一個孝字，所以他在少壯時期敬愛父母，晚年熱愛兒女，都出於心中一片至誠，所以我為他寫的墓誌銘，就隻說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岡公教訓別人，則有八個字，還有“三不信”。八個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寶”（與親屬鄰裏和睦相處）、“早”（早起）、“掃”（打掃庭院）、“書”（讀書）、“蔬”（種蔬菜）、“魚”（養魚）、“豬”（養豬）。“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二不信土地廟神仙鬼怪，三不信醫藥。處在這個亂世之中，錢越少，就越能免除禍患；家中用度越儉省，就越能養福延年。你們兄弟將來奉養母親生活，除了一個“勞”字和一個“儉”字外，沒有其他安身立命的辦法。我在此軍事極其危急之時，將這兩個字叮囑你們一遍，此外也就沒有什麽遺訓給你們了，你們可以將這點意思稟告給幾位叔叔和母親，不要忘掉。
遺書送出之後，曾國藩還與剛剛趕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的老友歐陽兆熊開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歐陽兆熊大笑著應允了。也算是曾國藩命不該絕，第二天，由南麵包抄而來的太平軍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與左宗棠大戰後潰敗，無奈何隻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軍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頓失，也將人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機再次解除，曾國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絕處逢生，明顯地暴露了太平軍的命門，那就是，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全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協作，關鍵時候，往往難以形成合力。這是典型的遊寇習氣。對於這樣的對手，曾國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後，湘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撲，陸續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縣以及黟縣等地。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曾國藩胸中變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圍攻安慶的機會，大量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先從英王陳玉成下手。曾國藩開始將目光死死地盯在長江沿岸，精心設計一個巨大的陷阱，誘騙對手不顧一切地往裏跳。
1861年5月5日，曾國藩留張運蘭守祁門，將湘軍大本營從祁門轉移到長江邊的東流。如果說曾國藩將大本營設在祁門是由於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的話，那麽，搬遷到安慶城對岸的東流，則表明鐵心圖謀安慶之役了。到了東流後不久，夏天到來了，白天的長江邊上像個火爐一樣，熱浪灼人；但一到夜晚，習習江風中，又變得異常涼慡。置身長江邊上，每到夜色降臨，曾國藩就把自己關在大帳裏，踱著步，像一頭將要出擊的孤狼一樣，周密地思索戰爭的步驟。對於安慶戰役，曾國藩總體上是這樣考慮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慶，拿下金陵的橋頭堡；二是圍城打援，先圍而不攻，一方麵減少損失，另外一方麵重點打擊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援兵。在曾國藩看來，二十來歲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雖然打仗勇猛，但在謀略上遠遠不夠。曾國藩想把陳玉成部隊先拿下，給在三河之戰中斃命的李續賓和曾國華報仇。
實際上從1860年秋天開始，湘軍就已經將安慶城團團圍住。圍城的主力，正是曾國荃的“吉”字營。“吉”字營在安慶城的北、東、西三麵挖了很多長壕深溝，又堆築幾個高高的土城，築成牢固的防禦工事，切斷了城內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繫。安慶的守軍共有兩萬餘人，都是陳玉成的部下。自185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征攻下安慶後，考慮到安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軍一直派重兵守護。到了1860年，太平軍已駐守八年之久。駐守期間，太平軍將城牆築高了五尺，又添築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鎮海門西起，先西北後東北繞一大圈後，止於北城牆。除此之外，太平軍還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衛安慶。這樣，城內的太平軍與城外的湘軍形成了對峙局麵，雙方都構築了鐵桶般的防守陣勢。
從1861年5月開始，曾國藩將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慶戰役上。他的三角眼鷹隼一樣死死地盯住安慶，沒有什麽能讓他轉移注意力。戰爭進行到中盤之時，這個一開始不會打仗的人，對於軍事的駕馭和調度已明顯熟稔了，甚至有了幾分諸葛孔明的神韻，對於戰局的控製和調度，已變得遊刃有餘。這時候，湘軍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方針，那就是，對待太平天國這樣的對手，不能輕易打浪仗，要集中優勢兵力，給對手以致命打擊。
布置戰術之餘，曾國藩安詳地在大營之中開始了自己的菜農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著鋤頭進入自己的菜園，鋤糙、鬆土、澆肥。在給老家的兒子曾紀澤的信中，曾國藩對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糙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
當曾國藩如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農，津津有味地摸索種菜之經驗和方法的時候，那段時間，在安慶附近數十公裏的範圍內，聚集了成千上萬的湘軍，他們正按照曾國藩的部署，張開了口袋陣，等著陳玉成帶領太平軍鑽進來。對於曾國藩的圍城打援之計，太平天國同樣製定了針對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從長江南麵、陳玉成從長江北邊同時進軍，夾攻武昌。武昌是湘軍的大後方，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老巢，湖廣總督所在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如果太平軍圍攻武昌，必定會讓曾國藩分兵，這樣，安慶之圍也就迎刃而解了。
至於行軍打仗，本來不是我的專長。因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騙對方，而我的性格太直，這怎麽能對付兵勢滔天的敵人？以前雖然有些勝利的捷報，那也是僥倖，並不是我應得的戰果。你們兄弟長大之後，切切不可涉足於軍隊之間，這種事難以見功業，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會留給後代人非難的口實。我長久地在行軍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針氈上一樣。稍可安慰的是我沒有辜負我最初的願望，沒有辜負我的學問，沒有一刻忘掉仁政愛民的心願。近來我的閱歷更多，深深體會到帶領軍隊的痛苦。你們都要一心一意地讀書，將來不能從軍，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離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這“八本”是：讀古書要以字句解釋為本，作詩文要以講究聲調為本，侍養父母要以得到他們的歡心為本，修養身心要以少惱怒為本，立身處世要以不亂講話為本，治家要以不遲起床為本，做官要以不要錢為本，行軍打仗要以不騷擾百姓為本。“三致祥”是：孝順能帶來吉祥，勤奮能帶來吉祥，寬恕能帶來吉祥。我的父親竹亭公教育別人，專門講一個孝字，所以他在少壯時期敬愛父母，晚年熱愛兒女，都出於心中一片至誠，所以我為他寫的墓誌銘，就隻說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岡公教訓別人，則有八個字，還有“三不信”。八個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寶”（與親屬鄰裏和睦相處）、“早”（早起）、“掃”（打掃庭院）、“書”（讀書）、“蔬”（種蔬菜）、“魚”（養魚）、“豬”（養豬）。“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二不信土地廟神仙鬼怪，三不信醫藥。處在這個亂世之中，錢越少，就越能免除禍患；家中用度越儉省，就越能養福延年。你們兄弟將來奉養母親生活，除了一個“勞”字和一個“儉”字外，沒有其他安身立命的辦法。我在此軍事極其危急之時，將這兩個字叮囑你們一遍，此外也就沒有什麽遺訓給你們了，你們可以將這點意思稟告給幾位叔叔和母親，不要忘掉。
遺書送出之後，曾國藩還與剛剛趕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的老友歐陽兆熊開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歐陽兆熊大笑著應允了。也算是曾國藩命不該絕，第二天，由南麵包抄而來的太平軍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與左宗棠大戰後潰敗，無奈何隻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軍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頓失，也將人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機再次解除，曾國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絕處逢生，明顯地暴露了太平軍的命門，那就是，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全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協作，關鍵時候，往往難以形成合力。這是典型的遊寇習氣。對於這樣的對手，曾國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後，湘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撲，陸續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縣以及黟縣等地。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曾國藩胸中變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圍攻安慶的機會，大量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先從英王陳玉成下手。曾國藩開始將目光死死地盯在長江沿岸，精心設計一個巨大的陷阱，誘騙對手不顧一切地往裏跳。
1861年5月5日，曾國藩留張運蘭守祁門，將湘軍大本營從祁門轉移到長江邊的東流。如果說曾國藩將大本營設在祁門是由於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的話，那麽，搬遷到安慶城對岸的東流，則表明鐵心圖謀安慶之役了。到了東流後不久，夏天到來了，白天的長江邊上像個火爐一樣，熱浪灼人；但一到夜晚，習習江風中，又變得異常涼慡。置身長江邊上，每到夜色降臨，曾國藩就把自己關在大帳裏，踱著步，像一頭將要出擊的孤狼一樣，周密地思索戰爭的步驟。對於安慶戰役，曾國藩總體上是這樣考慮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慶，拿下金陵的橋頭堡；二是圍城打援，先圍而不攻，一方麵減少損失，另外一方麵重點打擊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援兵。在曾國藩看來，二十來歲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雖然打仗勇猛，但在謀略上遠遠不夠。曾國藩想把陳玉成部隊先拿下，給在三河之戰中斃命的李續賓和曾國華報仇。
實際上從1860年秋天開始，湘軍就已經將安慶城團團圍住。圍城的主力，正是曾國荃的“吉”字營。“吉”字營在安慶城的北、東、西三麵挖了很多長壕深溝，又堆築幾個高高的土城，築成牢固的防禦工事，切斷了城內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繫。安慶的守軍共有兩萬餘人，都是陳玉成的部下。自185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征攻下安慶後，考慮到安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軍一直派重兵守護。到了1860年，太平軍已駐守八年之久。駐守期間，太平軍將城牆築高了五尺，又添築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鎮海門西起，先西北後東北繞一大圈後，止於北城牆。除此之外，太平軍還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衛安慶。這樣，城內的太平軍與城外的湘軍形成了對峙局麵，雙方都構築了鐵桶般的防守陣勢。
從1861年5月開始，曾國藩將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慶戰役上。他的三角眼鷹隼一樣死死地盯住安慶，沒有什麽能讓他轉移注意力。戰爭進行到中盤之時，這個一開始不會打仗的人，對於軍事的駕馭和調度已明顯熟稔了，甚至有了幾分諸葛孔明的神韻，對於戰局的控製和調度，已變得遊刃有餘。這時候，湘軍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方針，那就是，對待太平天國這樣的對手，不能輕易打浪仗，要集中優勢兵力，給對手以致命打擊。
布置戰術之餘，曾國藩安詳地在大營之中開始了自己的菜農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著鋤頭進入自己的菜園，鋤糙、鬆土、澆肥。在給老家的兒子曾紀澤的信中，曾國藩對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糙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
當曾國藩如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農，津津有味地摸索種菜之經驗和方法的時候，那段時間，在安慶附近數十公裏的範圍內，聚集了成千上萬的湘軍，他們正按照曾國藩的部署，張開了口袋陣，等著陳玉成帶領太平軍鑽進來。對於曾國藩的圍城打援之計，太平天國同樣製定了針對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從長江南麵、陳玉成從長江北邊同時進軍，夾攻武昌。武昌是湘軍的大後方，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老巢，湖廣總督所在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如果太平軍圍攻武昌，必定會讓曾國藩分兵，這樣，安慶之圍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