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幾個中,曾國藩最偏愛的,就是九弟曾國荃了,花費心血也最多。曾國藩最擔心國荃的急躁脾氣,幾乎每次給曾國荃寫信,都要告誡他不要冒進,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對於大他十三歲的家兄,曾國荃當然非常尊敬,曾國荃統領“吉”字營時,曾在軍營中手書一聯,掛於帳中: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曾國藩還寫過一首《憶弟詩》送給曾國荃,這詩曾在湘軍中廣為流傳:無端繞室思茫茫,明月當天萬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遙憐諸弟在何方?


    紛紛書帙誰能展,艷艷燈花有底忙?


    出戶獨吟聊妄想,孤雲斷處是家鄉。


    每一次寫信,曾國藩總是不厭其煩,細緻無比。讀曾國藩的信函,可以感覺到的是,無論什麽時候,曾國藩的氣脈都非常順暢,仿佛這些信函不是寫自劍拔弩張的軍中大帳,而是置身於恬靜安寧的鄉野古舍。當然,在家書中,曾國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癬瘡所遭遇的折磨——這種皮膚病自曾國藩三十歲時感染後,一直沒能見好,曾國藩整天感到瘙癢,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癢難耐,無法入睡。曾國藩每到一地,就遍尋名醫,但幾乎所有中醫對這種奇怪的皮膚病都束手無策。在信中,曾國藩經常向他的親人們敘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無奈,排遣鬱悶,也尋找慰藉。曾國藩就是這樣心無旁騖地寫著家信。家信對於曾國藩來說,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課,讓曾國藩在肅殺冰冷的戰爭歲月裏,感受到來自老家的溫暖,也讓他冶煉安詳凝重的靜氣。


    進軍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剛剛就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自然不好違背。因為江南大營潰敗,金陵附近清軍勢力不再,朝廷想讓曾國藩領軍東援,繼續給金陵施壓。曾國藩也知道孤軍深入的危險,移師祁門,在很大程度上,曾國藩隻想做一個姿勢給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門,也是跟胡林翼商量過的。之所以把大營選擇在祁門,主要出於多重考慮,一是湘軍的錢糧供給大都來自江西,駐軍祁門,可以保證江西的安全,確保餉源的供給;二是根據事態發展的情況,可以隨時從皖南東進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對金陵形成包圍;三是可以兼顧安慶那邊的戰局,如果時機不成熟,就掉頭回安慶城下。在曾國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進駐浙江,殺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為營,把長江沿岸的各個城市,逐一收復,穩紮穩打,然後由西向東推進,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國藩看來,安慶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國長江沿岸的一個橋頭堡,如果這個橋頭堡占領了,大勢就會逆轉,勝利的天平也就會傾斜。曾國藩率領人馬到達祁門之後,太平天國立即有了激烈反應,調集了李世賢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軍的進攻路線。這樣,一直以來富庶寧靜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為雙方廝殺的戰場。那段時間裏,大大小小發生在皖南的戰役,竟達百餘次之多。由此可見戰爭的頻繁和慘烈。


    徽州的戰鬥差一點讓曾國藩身敗名裂。這個時候,曾國藩的主力部隊一部分在安慶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內,戰線拉得過長。一萬多人進入徽州後,一下子掉入太平軍的包圍圈中——當時,在皖南的東北麵,由太平軍李秀成據守;在南麵,則是太平軍李世賢部;在西北,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的大軍一直在長江沿岸,總兵力在五萬左右。置身這樣的局麵,無疑岌岌可危。湘軍在徽州的崇山峻嶺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無法打開。這當中,最嚴酷的戰爭是徽州府的失陷。1860年10月,太平軍兩路夾擊,一路從北到南,從寧國方向殺向祁門;另一路則由南至北,從景德鎮方向殺來。從寧國方向殺來的太平軍連續攻克旌德、績溪,兵臨徽州府城下。曾國藩下令徽州府的將領李元度堅守不出,李元度違背命令,輕易出城,結果被打得大敗。徽州府失守,李元度無臉見曾國藩,南下逃走。曾國藩勃然大怒,要將李元度軍法治罪,李鴻章等一幫幕僚苦苦相勸。為此,曾國藩還跟李鴻章翻了臉,致使李鴻章後來出走南昌。


    危機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侵犯天津、北京,擊敗僧格林沁的軍隊。鹹豐隻好帶著皇妃、皇太子及親信大臣肅順、載垣、端華等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十萬火急中,鹹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率精兵數千拱衛京師。接到詔書,曾國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時此刻的曾國藩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正指望鮑超軍從江西趕往皖南救援,如果鮑超軍此時轉赴京城,皖南的戰局將徹底崩潰。如果不派部隊進京,曾國藩又會背上一個“抗旨”罪名,同樣也承擔不起。情急之下,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李鴻章的一個建議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採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國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這樣,朝廷當然不同意,還會下詔來調人。這樣,信在路上一來一往,就會占用很長時間——也就達到了爭取時間、調集人馬的作用。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態得到了有效緩解,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一個危機躲過去了,另一個危險接踵而至。1860年12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棧嶺進山,攻克黟縣,距祁門湘軍大營僅有六十裏。此時此刻,祁門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營內的一些親兵之外,其他湘軍全距祁門很遠,曾國藩想調集部隊回援已不可能。曾國藩長嘆一聲,準備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國藩努力克製自己的情緒,將親兵全打發到內室之外,一個人在燈下安靜地寫自己的遺囑,讓人連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時,一個好消息傳來,湘軍鮑超部和張運蘭部晝夜行軍,趕到祁門附近,全力抵擋李秀成部的進攻。由於李秀成不知道曾國藩的大本營在祁門,沒有全力進軍祁門,部隊退出了羊棧嶺,繞道進了浙江。


    雖然皖南的形勢得到了緩解,危機並沒有解除。不久,太平軍又先後兵分兩路進軍祁門,這一次,是太平天國主將陳玉成親自率領人馬。形勢變得異常緊急:在北麵,太平軍攻到了僅離祁門二十裏的地方;在南麵,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克景德鎮,皖南鎮總兵陳大富戰死;在東麵,李秀成部也從浙江境內掉轉方向,再次向徽州發起攻擊。曾國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圍之中。1861年4月,曾國藩由祁門赴休寧,調集徽州境內的各軍進攻徽州府,以期打開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軍乘夜出城偷襲,湘軍大敗潰散,太平軍乘勝追擊,將曾國藩圍困在休寧。高度危機之時,曾國藩隻好坐在大帳之中,再次給兒子紀澤、紀鴻寫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看不到慌亂,卻能感受到事態的危急;還可以管窺曾國藩的真實思想——很明顯,這已算是一封遺書了:接到你們二月二十三日來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我在初三日到達安徽休寧縣,就聽到景德鎮失守的消息。初四日所寫的家書,托你們九叔曾國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經講到此地的局勢十分危急,恐怕難以支持下去。但還想到可以強攻徽州,如果得手,還是一條生路。初五日強攻徽州,強中營和湘前營在西門受到一次挫敗;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誘敵人出城一戰;當夜二更天,敵人偷偷出城打劫營寨村莊,強中營和湘前營大敗。……目前的局勢更加緊急,四麵都被阻塞,外麵的接濟已斷絕。經過這次大敗,軍心受到很大的震動。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軍隊可以打敗景德鎮和樂平的敵人,鮑超的軍隊能從江西湖口迅速來救援,事情或許可能有轉機,不然的話,這裏就不堪設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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