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唁之後，曾國藩會同胡林翼等湘軍高級將領在宿鬆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義的會議。曾國藩和眾將領在分析了軍事形勢之後，堅信戰爭的最終勝利一定屬於湘軍。而且，綠營一敗，朝廷肯定會重用漢臣，形勢將會有根本性的轉機。在此之前，湘軍在長江中遊取得了一係列的勝利後，雖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湘軍畢竟是“體製外的軍隊”，始終沒有納入最可依賴的圈子。曾國藩知道朝廷的真實想法，那就是：讓湘軍在長江中遊與太平軍鏖戰拚消耗，而讓綠營在金陵地區集結，這樣，硬仗由湘軍來打，勝利果實則由綠營來摘取。但朝廷沒有料到的是，民兵部隊湘軍越打越強，逐漸占了優勢；正規軍綠營卻屢戰屢敗，不堪一擊。江南、江北大營連續被攻破，特別是這一次江南大營慘敗，朝廷肯定會調整有關政策——半月以後，湘軍大營收到消息，對於江南大營被破事件，鹹豐非常憤怒，下旨將逃到上海的何桂清革職逮問；軍機大臣彭蘊章革職。聽到這樣的消息，曾國藩稍感愉快一些，何桂清一直跟曾國藩不和，彭蘊章更是一個嫉賢妒能的小人。這些人不在台上，對曾國藩當然是好事。
1860年6月李秀成攻克蘇州，形勢對於清廷變得越來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國藩和湘軍這張牌了——一個好消息傳來——6月8日，朝廷著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令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復東南。8月上旬，朝廷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製；又將楊嶽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製調遣。
接到上諭的那一刻，曾國藩長籲一口氣，終於感到揚眉吐氣了。曾國藩得到的，不僅僅隻是官位，更重要的，還是承認。從一開始組建湘軍起，曾國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壓中度過。或許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國藩之所以挺身而出，隻是為了維護漢民族數千年的文化道統，對於滿族的朝廷，並不是油然於心。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決定，對湘軍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戰的兄弟們，會因此有些名分，對於今後的前程，也會有利一些。身處兩江總督的位置，曾國藩擔心的一點是，太平軍在蘇南一帶勢頭正旺，力量倍增，此時讓他督辦江南軍務，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當中，曾國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緒：擔當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擔心的是跟前任一樣，遭受失敗，讓自己的家人蒙羞。這樣的事，真不知是禍還是福，隻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報效朝廷。
有一個小插曲，足以說明曾國藩的做人準則——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幕僚提醒說，在任命過程中，新上任的軍機大臣肅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為肅順的舉薦，鹹豐才下決心讓曾國藩擔當兩江總督的。建議曾國藩給肅順寫一封感謝信，這樣對曾國藩以後的升遷也有好處。曾國藩考慮一番後，沒有寫這封信，他覺得自己擔任兩江總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個人的原因，如果硬要歸功某一個人的話，就把是非搞顛倒了。曾國藩隻是給皇上上了一個摺子，以謝龍恩。等到鹹豐去世，慈禧聯合慈安以及鹹豐的兩個弟弟發動宮廷政變，殺掉肅順之後，在肅順家找到一個密封的大箱子，裏麵裝的都是全國各地的命官給肅順的效忠信，幾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獨沒有曾國藩的。這一下，也讓慈禧對曾國藩有了一個很好的認識，確認曾國藩是忠於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國藩了。一次陰差陽錯的經歷，足以說明曾國藩的處事原則和處事方法。
應該說，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轉折點，也是戰爭的一個轉折點，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和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所造就的強大保守聯盟，才使得這個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紀。同時傳來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請求，在全國推廣厘金製度。這一件事，讓曾國藩非常高興。這樣，湘軍的軍事供給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碼，會比以前的狀況改善很多。晚清的厘金製度，是1853年幫辦江北大營的刑部侍郎雷以□創議的，其辦法是，在鹽、土藥、洋藥以及百貨中徵收百分之一的厘金，用於地方庫銀，這一部分，主要作為地方政府承擔的軍餉。1856年，曾國藩曾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曾國藩重新出山之後，曾經力爭為整個江西的厘金另外開闢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製的特別官署，這樣，便繞開正式的財政機構，將這一部分錢財直接用於湘軍的供給上。但這個渠道一直通行不暢。現在，朝廷正式同意了這一項措施，這意味著從此之後，湘軍軍費有了重要保證。曾國藩如釋重負，自己這麽多年牽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軍的供給。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國藩按照朝廷的旨意，從宿鬆開往皖南。28日，到達徽州祁門縣。祁門是安徽最南部的一個縣，跟江西景德鎮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間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軍和太平軍的重要糧道。曾國藩把自己的大營設在縣城敦仁裏弄堂的洪家大院裏，這座大屋建於清代中期，原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養心齋、承澤堂、思補齋四部分組成，房房相連，屋屋相通，是駐紮軍隊的理想之地。曾國藩在洪家大屋巡視了一番後，決定將行轅設置在後花廳之中。然後吩咐筆墨伺候，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讓人貼在柱子上：雖賢哲難免過差，原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盡我心。
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往往都會親自撰寫楹聯。在楹聯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時間曾國藩在想些什麽，努力避免什麽。祁門洪家大屋的楹聯顯示，到祁門時，曾國藩的心情不錯。
曾國荃
在祁門的那段時間，曾國藩主要是部署防務，查視營壘，巡視嶺防，督戰徽城。白天繁忙的軍務停歇下來之後，每天晚上，曾國藩就要一個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會，這樣，就可以讓白天的喧囂和煩躁如塵埃般慢慢落下，內心的漣漪也如微風掠過後的湖麵一樣，重新歸於平靜。曾國藩喜歡在這樣的靜謐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後，曾國藩會繼續抖擻精神，處理大量的來往公文。有時候，在公文處理的閑暇，曾國藩會認認真真地寫一些私人信件，這些信件就像候鳥一樣，順著蛛網般的驛道飛向四麵八方，當它們飛回來的時候，又帶來了各地的消息。寫信，是曾國藩多年養成的習慣了，既是曾國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緒的通風口。當曾國藩提筆寫信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一個大臣，不是一個殺人機器，一個暴徒；他隻是一個父親，一個兄長，一個朋友。曾國藩寫信對象最多的，就是幾個兄弟，還有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在曾國藩看來，自己的幾個兄弟，國潢生性疏闊，國荃豪慡任俠，至於曾國華和曾貞幹（國葆），曾國藩一直擔心他們“氣太清”，氣太清，就容易單薄，所以每次曾國藩都要囑咐他們多讀書，隻有深厚的思想和紮實的學問，才能彌補氣質的輕薄。當然，曾氏兄弟在通信當中，有很多家長裏短的私事。在曾國藩看來，家事與國事，同樣重要，疏忽不得。鹹豐九年底，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權主持兄弟之間的分家。曾國荃回了老家荷葉塘一趟，把兄長的意思向大家轉達了。這次分家，幾個兄弟互相謙讓，姿態都非常高。在宿鬆駐紮的曾國藩收到了妻子從老家來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況：內有分家分關一紙稿。大分金、玉二號，係先考與叔父離軒所分。小分福、祿、壽、喜四號，係餘與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勻，公私鹹得歡心，沅弟之所經營也。
1860年6月李秀成攻克蘇州，形勢對於清廷變得越來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國藩和湘軍這張牌了——一個好消息傳來——6月8日，朝廷著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令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復東南。8月上旬，朝廷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製；又將楊嶽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製調遣。
接到上諭的那一刻，曾國藩長籲一口氣，終於感到揚眉吐氣了。曾國藩得到的，不僅僅隻是官位，更重要的，還是承認。從一開始組建湘軍起，曾國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壓中度過。或許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國藩之所以挺身而出，隻是為了維護漢民族數千年的文化道統，對於滿族的朝廷，並不是油然於心。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決定，對湘軍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戰的兄弟們，會因此有些名分，對於今後的前程，也會有利一些。身處兩江總督的位置，曾國藩擔心的一點是，太平軍在蘇南一帶勢頭正旺，力量倍增，此時讓他督辦江南軍務，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當中，曾國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緒：擔當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擔心的是跟前任一樣，遭受失敗，讓自己的家人蒙羞。這樣的事，真不知是禍還是福，隻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報效朝廷。
有一個小插曲，足以說明曾國藩的做人準則——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幕僚提醒說，在任命過程中，新上任的軍機大臣肅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為肅順的舉薦，鹹豐才下決心讓曾國藩擔當兩江總督的。建議曾國藩給肅順寫一封感謝信，這樣對曾國藩以後的升遷也有好處。曾國藩考慮一番後，沒有寫這封信，他覺得自己擔任兩江總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個人的原因，如果硬要歸功某一個人的話，就把是非搞顛倒了。曾國藩隻是給皇上上了一個摺子，以謝龍恩。等到鹹豐去世，慈禧聯合慈安以及鹹豐的兩個弟弟發動宮廷政變，殺掉肅順之後，在肅順家找到一個密封的大箱子，裏麵裝的都是全國各地的命官給肅順的效忠信，幾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獨沒有曾國藩的。這一下，也讓慈禧對曾國藩有了一個很好的認識，確認曾國藩是忠於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國藩了。一次陰差陽錯的經歷，足以說明曾國藩的處事原則和處事方法。
應該說，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轉折點，也是戰爭的一個轉折點，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和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所造就的強大保守聯盟，才使得這個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紀。同時傳來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請求，在全國推廣厘金製度。這一件事，讓曾國藩非常高興。這樣，湘軍的軍事供給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碼，會比以前的狀況改善很多。晚清的厘金製度，是1853年幫辦江北大營的刑部侍郎雷以□創議的，其辦法是，在鹽、土藥、洋藥以及百貨中徵收百分之一的厘金，用於地方庫銀，這一部分，主要作為地方政府承擔的軍餉。1856年，曾國藩曾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曾國藩重新出山之後，曾經力爭為整個江西的厘金另外開闢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製的特別官署，這樣，便繞開正式的財政機構，將這一部分錢財直接用於湘軍的供給上。但這個渠道一直通行不暢。現在，朝廷正式同意了這一項措施，這意味著從此之後，湘軍軍費有了重要保證。曾國藩如釋重負，自己這麽多年牽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軍的供給。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國藩按照朝廷的旨意，從宿鬆開往皖南。28日，到達徽州祁門縣。祁門是安徽最南部的一個縣，跟江西景德鎮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間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軍和太平軍的重要糧道。曾國藩把自己的大營設在縣城敦仁裏弄堂的洪家大院裏，這座大屋建於清代中期，原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養心齋、承澤堂、思補齋四部分組成，房房相連，屋屋相通，是駐紮軍隊的理想之地。曾國藩在洪家大屋巡視了一番後，決定將行轅設置在後花廳之中。然後吩咐筆墨伺候，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讓人貼在柱子上：雖賢哲難免過差，原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盡我心。
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往往都會親自撰寫楹聯。在楹聯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時間曾國藩在想些什麽，努力避免什麽。祁門洪家大屋的楹聯顯示，到祁門時，曾國藩的心情不錯。
曾國荃
在祁門的那段時間，曾國藩主要是部署防務，查視營壘，巡視嶺防，督戰徽城。白天繁忙的軍務停歇下來之後，每天晚上，曾國藩就要一個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會，這樣，就可以讓白天的喧囂和煩躁如塵埃般慢慢落下，內心的漣漪也如微風掠過後的湖麵一樣，重新歸於平靜。曾國藩喜歡在這樣的靜謐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後，曾國藩會繼續抖擻精神，處理大量的來往公文。有時候，在公文處理的閑暇，曾國藩會認認真真地寫一些私人信件，這些信件就像候鳥一樣，順著蛛網般的驛道飛向四麵八方，當它們飛回來的時候，又帶來了各地的消息。寫信，是曾國藩多年養成的習慣了，既是曾國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緒的通風口。當曾國藩提筆寫信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一個大臣，不是一個殺人機器，一個暴徒；他隻是一個父親，一個兄長，一個朋友。曾國藩寫信對象最多的，就是幾個兄弟，還有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在曾國藩看來，自己的幾個兄弟，國潢生性疏闊，國荃豪慡任俠，至於曾國華和曾貞幹（國葆），曾國藩一直擔心他們“氣太清”，氣太清，就容易單薄，所以每次曾國藩都要囑咐他們多讀書，隻有深厚的思想和紮實的學問，才能彌補氣質的輕薄。當然，曾氏兄弟在通信當中，有很多家長裏短的私事。在曾國藩看來，家事與國事，同樣重要，疏忽不得。鹹豐九年底，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權主持兄弟之間的分家。曾國荃回了老家荷葉塘一趟，把兄長的意思向大家轉達了。這次分家，幾個兄弟互相謙讓，姿態都非常高。在宿鬆駐紮的曾國藩收到了妻子從老家來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況：內有分家分關一紙稿。大分金、玉二號，係先考與叔父離軒所分。小分福、祿、壽、喜四號，係餘與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勻，公私鹹得歡心，沅弟之所經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