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楊坪的曾國藩收到鹹豐皇帝的寄諭，要求他協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曾國藩剛剛把母親的棺柩厝置於居室，還沒來得及舉行葬禮。接到鹹豐的聖旨，曾國藩想了很多，他最擔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間出來從軍，怕招人恥笑——按帝國官製，官員在父母亡故後都要在家丁憂三年。曾國藩還擔心的是，自己一介書生，從沒有帶過兵，哪能打勝仗呢？除此之外，曾國藩對於地方政府的辦事能力和作風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買馬，那些效率低下、腐敗嚴重的地方政府，能積極支持自己嗎？曾國藩前思後想，還是決定給湖南巡撫張亮基寫一封信，想推脫此事。信寫好後還沒有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武漢失守，不久前剛剛見過麵的湖北巡撫常大淳被殺。曾國藩非常震驚，局勢的危急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耿直的曾國藩覺得自己應該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隻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國藩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老友郭嵩燾專程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到達白楊坪時，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點東西之後，兩人秉燭而談，郭嵩燾力勸曾國藩起事，郭嵩燾認為此時如果曾國藩不振臂一呼的話，那麽，中國文化的道統將難以傳承。郭嵩燾的鑿鑿言辭，讓曾國藩打消了顧慮。曾國藩決意投身於戰爭的塵煙之中了。
地方團練
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投身於這一場戰爭，絕對可以看作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在中華帝國長長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朝代，是以這樣的方式力挽廟堂於既倒的。更多的時候，民間的力量往往選擇朝廷的對立麵，捲起狂飆和巨浪，加速一個朝代的毀滅。但這一次，由曾國藩出麵組織的民間力量卻站在了朝廷一邊，尤其是廣大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一邊倒地站在了道統一邊，像圩堤抵禦洪水一樣抵禦著外來宗教對於本土文化的侵蝕。太平天國在民間知識層的頓然失勢，讓這個政權一下子頭重腳輕，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
曾國藩紀念館一角
捲入這場戰爭，同樣可以看作是曾國藩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對於曾國藩來說，回鄉練勇，也是對他個人的挑戰和超越。以科舉入仕的曾國藩雖然一度在京城風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屬於既定：一是如京城蠅營狗苟的官僚一樣，亦步亦趨，像一頭轉磨的驢子一樣在中央六部慢騰騰轉上一圈，緩慢地獲得升遷，耗盡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窮酸的翰林閣老，一輩子皓首窮經，終老於灰濛濛的故紙堆中，變成一條僵死的蛀蟲。雖然一直酷愛讀書，但對於那種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國藩並不熱衷，曾國藩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他更願意去做一個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後，曾國藩一邊處理善後之事，一邊頻繁與外界聯繫，想獲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饋來的消息，讓曾國藩對於形勢也有了一個準確的判斷。曾國藩考慮的是，如何在濃雲密布的戰爭風雲之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很多年後，當曾國藩回憶起自己的人生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嘆命運的不可捉摸，作為一介畢生鍾情於學問和操守的書生，就那樣突如其來地陷入了戎馬生活中不能自拔。這樣的結果，明顯地帶有宿命的意味。曾國藩曾自嘲說當年從軍主要是自己想“賭口氣”，是為了自己的自尊。實際情況確是如此，熟讀《論語》的曾國藩當然懂得《論語》上那一句著名的話：“夫道失求諸野。”在曾國藩看來，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責任。曾國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動，達到挑戰自我的目的。雖然曾國藩一直看起來循規蹈矩，但這個湖南佬卻天生執拗剛強，很認死“理”。在他看來，數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著“天理”。現在太平天國隨意否定這種道德，就是要與“天理”挑戰，代表著“魔”與“妖”。在這個關鍵時刻，朝廷示弱，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分子，這個時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時呢？——這樣的想法和命運，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團”的想法和命運。
從曾國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個長達十多年的對手——小自己一歲的洪秀全。洪秀全與其說是曾國藩正麵的對手、戰爭的對手，還不如說是曾國藩文化的對手、人格的對手。可以說，在曾國藩順利地進入科舉之前，這個破落地主的後代與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隻不過，科舉上的成敗讓他們的命運南轅北轍——曾國藩順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孫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國藩成為了既成道統的捍衛者，而洪秀全則全力破壞這個道統。洪秀全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他選擇和製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離破碎不堪一擊所造成的。與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幟與文化盾牌相比，曾國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強大，更長久，也更牢固。畢竟，這樣的旗幟與盾牌有著數千年的歷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顯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種以生吞活剝方式所形成的力量，還不足以對它形成致命的打擊。
1853年1月23日，瀟瀟的冬雪之中，曾國藩離開了白楊坪。父親曾麟書把曾國藩和曾國葆一直送到村口。看著父親的鬢角這段時間又添白髮，曾國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會怎麽樣，他心裏一點底也沒有。躬身騎在馬上，曾國藩感到很不習慣，畢竟，曾國藩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在更多時候，他還是願意坐在轎子中，放下布簾，穩噹噹地思索一些問題。騎馬會讓他緊張而焦躁，思維也缺乏連貫性。25日，曾國藩趕到長沙，經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安排，將原來長沙綠州學院改為欽差大臣的官邸，然後，在門口掛個“欽命兵部右侍郎督辦湖南軍務”的大招牌，就開始招兵買馬了。從第一天起，曾國藩就以自己設計和構思的方式啟動，那就是，明裏曾國藩是招募團練，其實在內地裏，曾國藩還是想建一支真正的軍隊。這個時候，清朝的正規軍，有滿洲八旗和漢人綠營，原先讓明朝軍隊聞風喪膽的八旗勁旅，在清軍入關之後的一百多年裏，慢慢地養尊處優，早就沒有了戰鬥力。到了康幹年間，雖然還是八旗、綠營並用，但戰鬥力還是以綠營為主。由於早期製定的政策不準“擾民”，清朝一直沒有兵役製度，採取的是“募兵製”，即隻要當兵，就會發餉給錢。這樣，當兵的大都是些無業遊民和社會上的懶漢混混等，再加上軍隊缺乏正規的軍訓，戰鬥力可想而知。鴉片戰爭爆發後，龐大的帝國軍隊更是名存實亡。曾國藩心裏明白，八旗軍、綠營兵等正規武裝力量根本無法抵擋太平軍的進攻，小股的團練武裝也無濟於事，自己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和訓練一支組織嚴密，有著頑強戰鬥意誌和實戰能力的地方部隊，才能抵擋太平軍的攻勢。
一些人從四麵八方匯聚到曾國藩的麾下：在他們當中，有偏遠山區的淳樸山民；有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的手藝人；有屢試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農民；也有渾水摸魚的亡命之徒……曾國藩的原則是，隻要這些人有忠義有血性，就可以到這裏來端上自己的飯碗。曾國藩深知底層民眾的狀態，他對湘軍薪餉標準的製定，對於普通民眾也是有很大誘惑的：在湘軍中，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餉一般為綠營軍最高級別士兵的兩倍左右，至於高級官員，由於希望減少貪汙和維持鬥誌，就更不吝惜獎賞了。曾國藩知道，重賞之下，才有勇夫，隻有軍餉高，將士才肯賣命。在這支魚龍混雜的部隊中，最初，曾國藩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這支部隊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讀書人擔綱；隻有下級軍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國藩眼中，一支部隊的忠貞、才華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於其他，則可以通過戰鬥和訓練得到。在湘軍當中，整個骨架，是他的一幫兄弟和朋友，在他們當中，有曾家弟兄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還有他的“鐵哥們”郭嵩燾、江忠源、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等。這些人，堪稱“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經天緯地，後來成為僅次於曾國藩的湘軍二號人物；羅澤南同樣也是一個湖湘大儒，對於程朱理學，羅澤南有著極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極有宋儒堅忍刻厲的作風，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內，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續賓、李續宜、劉騰鴻、劉典，包括曾國荃、曾國葆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湘軍的著名將領。曾國藩起事時，江忠源和羅澤南手頭已有現成的兵勇，並且，曾經赴廣西打仗。
地方團練
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投身於這一場戰爭，絕對可以看作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在中華帝國長長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朝代，是以這樣的方式力挽廟堂於既倒的。更多的時候，民間的力量往往選擇朝廷的對立麵，捲起狂飆和巨浪，加速一個朝代的毀滅。但這一次，由曾國藩出麵組織的民間力量卻站在了朝廷一邊，尤其是廣大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一邊倒地站在了道統一邊，像圩堤抵禦洪水一樣抵禦著外來宗教對於本土文化的侵蝕。太平天國在民間知識層的頓然失勢，讓這個政權一下子頭重腳輕，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
曾國藩紀念館一角
捲入這場戰爭，同樣可以看作是曾國藩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對於曾國藩來說，回鄉練勇，也是對他個人的挑戰和超越。以科舉入仕的曾國藩雖然一度在京城風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屬於既定：一是如京城蠅營狗苟的官僚一樣，亦步亦趨，像一頭轉磨的驢子一樣在中央六部慢騰騰轉上一圈，緩慢地獲得升遷，耗盡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窮酸的翰林閣老，一輩子皓首窮經，終老於灰濛濛的故紙堆中，變成一條僵死的蛀蟲。雖然一直酷愛讀書，但對於那種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國藩並不熱衷，曾國藩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他更願意去做一個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後，曾國藩一邊處理善後之事，一邊頻繁與外界聯繫，想獲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饋來的消息，讓曾國藩對於形勢也有了一個準確的判斷。曾國藩考慮的是，如何在濃雲密布的戰爭風雲之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很多年後，當曾國藩回憶起自己的人生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嘆命運的不可捉摸，作為一介畢生鍾情於學問和操守的書生，就那樣突如其來地陷入了戎馬生活中不能自拔。這樣的結果，明顯地帶有宿命的意味。曾國藩曾自嘲說當年從軍主要是自己想“賭口氣”，是為了自己的自尊。實際情況確是如此，熟讀《論語》的曾國藩當然懂得《論語》上那一句著名的話：“夫道失求諸野。”在曾國藩看來，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責任。曾國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動，達到挑戰自我的目的。雖然曾國藩一直看起來循規蹈矩，但這個湖南佬卻天生執拗剛強，很認死“理”。在他看來，數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著“天理”。現在太平天國隨意否定這種道德，就是要與“天理”挑戰，代表著“魔”與“妖”。在這個關鍵時刻，朝廷示弱，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分子，這個時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時呢？——這樣的想法和命運，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團”的想法和命運。
從曾國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個長達十多年的對手——小自己一歲的洪秀全。洪秀全與其說是曾國藩正麵的對手、戰爭的對手，還不如說是曾國藩文化的對手、人格的對手。可以說，在曾國藩順利地進入科舉之前，這個破落地主的後代與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隻不過，科舉上的成敗讓他們的命運南轅北轍——曾國藩順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孫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國藩成為了既成道統的捍衛者，而洪秀全則全力破壞這個道統。洪秀全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他選擇和製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離破碎不堪一擊所造成的。與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幟與文化盾牌相比，曾國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強大，更長久，也更牢固。畢竟，這樣的旗幟與盾牌有著數千年的歷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顯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種以生吞活剝方式所形成的力量，還不足以對它形成致命的打擊。
1853年1月23日，瀟瀟的冬雪之中，曾國藩離開了白楊坪。父親曾麟書把曾國藩和曾國葆一直送到村口。看著父親的鬢角這段時間又添白髮，曾國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會怎麽樣，他心裏一點底也沒有。躬身騎在馬上，曾國藩感到很不習慣，畢竟，曾國藩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在更多時候，他還是願意坐在轎子中，放下布簾，穩噹噹地思索一些問題。騎馬會讓他緊張而焦躁，思維也缺乏連貫性。25日，曾國藩趕到長沙，經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安排，將原來長沙綠州學院改為欽差大臣的官邸，然後，在門口掛個“欽命兵部右侍郎督辦湖南軍務”的大招牌，就開始招兵買馬了。從第一天起，曾國藩就以自己設計和構思的方式啟動，那就是，明裏曾國藩是招募團練，其實在內地裏，曾國藩還是想建一支真正的軍隊。這個時候，清朝的正規軍，有滿洲八旗和漢人綠營，原先讓明朝軍隊聞風喪膽的八旗勁旅，在清軍入關之後的一百多年裏，慢慢地養尊處優，早就沒有了戰鬥力。到了康幹年間，雖然還是八旗、綠營並用，但戰鬥力還是以綠營為主。由於早期製定的政策不準“擾民”，清朝一直沒有兵役製度，採取的是“募兵製”，即隻要當兵，就會發餉給錢。這樣，當兵的大都是些無業遊民和社會上的懶漢混混等，再加上軍隊缺乏正規的軍訓，戰鬥力可想而知。鴉片戰爭爆發後，龐大的帝國軍隊更是名存實亡。曾國藩心裏明白，八旗軍、綠營兵等正規武裝力量根本無法抵擋太平軍的進攻，小股的團練武裝也無濟於事，自己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和訓練一支組織嚴密，有著頑強戰鬥意誌和實戰能力的地方部隊，才能抵擋太平軍的攻勢。
一些人從四麵八方匯聚到曾國藩的麾下：在他們當中，有偏遠山區的淳樸山民；有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的手藝人；有屢試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農民；也有渾水摸魚的亡命之徒……曾國藩的原則是，隻要這些人有忠義有血性，就可以到這裏來端上自己的飯碗。曾國藩深知底層民眾的狀態，他對湘軍薪餉標準的製定，對於普通民眾也是有很大誘惑的：在湘軍中，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餉一般為綠營軍最高級別士兵的兩倍左右，至於高級官員，由於希望減少貪汙和維持鬥誌，就更不吝惜獎賞了。曾國藩知道，重賞之下，才有勇夫，隻有軍餉高，將士才肯賣命。在這支魚龍混雜的部隊中，最初，曾國藩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這支部隊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讀書人擔綱；隻有下級軍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國藩眼中，一支部隊的忠貞、才華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於其他，則可以通過戰鬥和訓練得到。在湘軍當中，整個骨架，是他的一幫兄弟和朋友，在他們當中，有曾家弟兄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還有他的“鐵哥們”郭嵩燾、江忠源、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等。這些人，堪稱“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經天緯地，後來成為僅次於曾國藩的湘軍二號人物；羅澤南同樣也是一個湖湘大儒，對於程朱理學，羅澤南有著極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極有宋儒堅忍刻厲的作風，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內，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續賓、李續宜、劉騰鴻、劉典，包括曾國荃、曾國葆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湘軍的著名將領。曾國藩起事時，江忠源和羅澤南手頭已有現成的兵勇，並且，曾經赴廣西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