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盜賊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廬州、鳳陽、潁州、亳州一帶，自古以來都是盜賊密集的地方。北到豐縣、沛郡、蕭縣、碭郡，西至南陽、汝州、光州、固原，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區，一旦盜賊一哄而聚，禍患則難以預測。近期聽說偷盜的氣焰越來越囂張，光天化日之下搶劫jianyin，綁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準備去捕捉，事先貼出告示，等到了那裏，地保便謊稱盜賊已逃跑。官吏便焚燒附近的民房，以顯示自己的威風，然後揚長而去；差役則腐化訛詐當事人的財物，滿載而歸，而盜賊實際上並未逃走。有時謊稱盜賊已死，殺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盜賊其實並沒有死。案件不能了結，贓物不能追回，而當事人家就已破產了。忍氣吞聲，無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僥倖能夠發兵會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盜賊串通一氣，臨時得些好處，盜賊放走，一點也沒有痕跡；有的反借盜賊的名義恐嚇村裏的老實人，勒索大量財產，如果不給，就說他是盜賊的同夥，燒掉他的房屋，將他戴上枷鎖；又有的責難那人的同族或鄰裏，命他們綁著盜賊來獻，直至押送到縣上，又向他們索取收押和轉送的費用。因此，凡是盜賊所在的地方，不隻是當事人焦頭爛額，即使是最疏遠的親戚、最遠的鄉鄰，也都是重者傾家蕩產，輕者受到牽連，這種現象到處都是……
三是冤獄太多，正氣難以伸張。自從我代理刑部以後，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請皇上然後結案的有數十起，直接發公文結案的數百起，其中隻有河南知府黃慶安一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經過審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個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誣告罪，被告反倒一點沒事。這些案件給原告定的罪，根據例文，大約有這麽幾條：或者說申訴不屬實，打一百杖；或者說越級進京上告重事不屬實，發配到邊遠軍隊中；或者說以進言為藉口，挾製官府，發配到附近軍隊中；或者說涉嫌誣告本地主管官員，發配到有瘴氣的地方軍隊中。最終又不重判，便說懷疑是誣告，或者說申訴的人是有原因的，於是，就有了贖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級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進退兩難，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則巧妙解脫，絕對不被加以罪名。下屬百姓告發官長，這種刁滑風氣確實不能助長。至於告發jian詐的官吏舞弊，告發敗壞的差役貪贓，卻說每個案件都是誣告，哪個會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說原告都是錯的，被告都是對的，哪個又會相信呢？上有聖明的君主，一定逃不過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條文中的記載，百姓上京告狀，有的提取該省審案材料來京城核對審訊，有的交給督撫審訊處理，有的派欽差大臣前去處理。近來卻全部交給督撫審理，督撫又交給首府，從不親自提審；首府又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飾，不問事情的輕重，一概折磨恐嚇，一定要讓原告自認是誣告才肯罷休。這就是社會風氣的趨勢，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長期訴訟，十家因之破產；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飽嚐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卻幾年不能結案，顛倒黑白，使人老死獄中，聽後令人髮指。我所說的民間疾苦，這又是其中之一。
這三個方麵都是目前最緊要的事務，其中盜賊太多、冤獄太多兩項，請皇上反覆告誡外省，嚴厲責令督撫，一定要想出改變的辦法。至於銀價太高一條，可以採用平價的辦法。
曾國藩的這一封奏疏引起了鹹豐的重視，鹹豐批示讓吏部等細細研究，形成意見來解決這些事情。此時的鹹豐對於曾國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來，這個喜歡上書的曾國藩有學問，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卻是一個認死理、可敬不可親的人。也許，對待這樣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宮廷長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學會了很多權謀之術，對於各種各樣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應的辦法和策略。在年輕的鹹豐看來，對付這樣一個漢臣，他還是綽綽有餘的。
時間很快就到了1853年，這一年，命運顯然不願意再賜給四十二歲的曾國藩平穩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國藩一把，把他從散發著黴味的官府推向了戰爭風雲的前台。曾國藩不得不站起身來，正正衣冠，抖擻精神，清清嗓子，掛上鬍鬚，認認真真地一唱三嘆他的從軍行了。
第三章 亂世從軍
歷史的進程中，每到重大拐點之時，總會有一些奇異之人破土而出。這種人表麵上看起來動機純淨，擁有理想主義信念，實際上，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災難。恰巧是這種信念純真、虔誠篤信、狂妄熱忱的人，這種自詡要改變世界、懷有最高尚目標的人，促成了連自己也深惡痛絕的殺戮和災難。鴉片戰爭之後，這個應運而生的奇異之人就是洪秀全。這是一個很難用常理來解釋的人。現在，留存下來的所有關於洪秀全的描繪，都顯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他就像一個巨大的謎語一樣，等待著人們去破譯。首先，這個人是狂熱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為他，將會呈現一道嶄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紅霞。其次，這個人是執著的，他盲目而狂熱地崇拜著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義，猶如崇拜一個神靈。最初，他把那本《勸世良言》背誦得滾瓜爛熟，以他幾近天真的幼稚和執著進行煽動性的演講，以鼓舞那些深受剝削和壓迫的下層的勞動者，為他們創造一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在這個過程當中，那些底層的勞動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熱的、富有同情的博愛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諾。苦難深重之中，那些底層的人們將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賭博似的將所有的希望、人格、靈魂都抵押給他。他也慢慢地變成了神靈，變成了法力無邊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們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熾熱，而他自己也漸漸地喪失了理智，將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壇。
現在看來，當年洪秀全僅僅利用淺顯的基督教義，就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滔天狂飆，除了複雜的社會與歷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應該有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方麵的深層次緣由。複雜的社會原因，當然是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的，長達數百年的封建殘酷統治讓底層的大眾走投無路，人們希望能夠揭竿而起，過上“均貧富”的好日子；至於大眾心理，當然跟中國文化的傳統有關，在很長時間裏，這個文明古國的基層民眾一直有著偶像崇拜的習慣和要求。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的入侵，讓這個古老國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們更願意去相信外來神的神通廣大。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教”的橫空出世，正好滿足了大眾新一輪崇拜的要求……歷史當然是紛紜複雜的，複雜的一切組成了洪秀全應運而生的機緣，也造就了時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國藩的捲入同樣具有某種偶然性。1853年初鹹豐皇帝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時，曾國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國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鄉試正主考官。1852年8月，當曾國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內小池驛時，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曾國藩頓感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曾國藩的母親江氏，是一個擁有中國傳統美德的農村女子，勤勞淑德，極富自我犧牲精神。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臥病在床，很長時間，就是母親日夜守護，毫無怨言。得知母親去世後，曾國藩一邊急急忙忙向朝廷請假，一邊改道由水路經江西火速趕往湖南湘鄉老家。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長沙被太平軍圍困，無法通過。曾國藩心急如焚，連忙從嶽州改行旱路，經湘陰、寧鄉，歷經磨難。當曾國藩行抵白楊坪的荷葉塘時，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這一天，距他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已近兩個月。跪在母親的靈前，回想起母親的慈愛和勤勞，曾國藩克製不住自己的悲傷，大哭了一場。然後，開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三是冤獄太多，正氣難以伸張。自從我代理刑部以後，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請皇上然後結案的有數十起，直接發公文結案的數百起，其中隻有河南知府黃慶安一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經過審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個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誣告罪，被告反倒一點沒事。這些案件給原告定的罪，根據例文，大約有這麽幾條：或者說申訴不屬實，打一百杖；或者說越級進京上告重事不屬實，發配到邊遠軍隊中；或者說以進言為藉口，挾製官府，發配到附近軍隊中；或者說涉嫌誣告本地主管官員，發配到有瘴氣的地方軍隊中。最終又不重判，便說懷疑是誣告，或者說申訴的人是有原因的，於是，就有了贖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級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進退兩難，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則巧妙解脫，絕對不被加以罪名。下屬百姓告發官長，這種刁滑風氣確實不能助長。至於告發jian詐的官吏舞弊，告發敗壞的差役貪贓，卻說每個案件都是誣告，哪個會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說原告都是錯的，被告都是對的，哪個又會相信呢？上有聖明的君主，一定逃不過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條文中的記載，百姓上京告狀，有的提取該省審案材料來京城核對審訊，有的交給督撫審訊處理，有的派欽差大臣前去處理。近來卻全部交給督撫審理，督撫又交給首府，從不親自提審；首府又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飾，不問事情的輕重，一概折磨恐嚇，一定要讓原告自認是誣告才肯罷休。這就是社會風氣的趨勢，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長期訴訟，十家因之破產；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飽嚐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卻幾年不能結案，顛倒黑白，使人老死獄中，聽後令人髮指。我所說的民間疾苦，這又是其中之一。
這三個方麵都是目前最緊要的事務，其中盜賊太多、冤獄太多兩項，請皇上反覆告誡外省，嚴厲責令督撫，一定要想出改變的辦法。至於銀價太高一條，可以採用平價的辦法。
曾國藩的這一封奏疏引起了鹹豐的重視，鹹豐批示讓吏部等細細研究，形成意見來解決這些事情。此時的鹹豐對於曾國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來，這個喜歡上書的曾國藩有學問，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卻是一個認死理、可敬不可親的人。也許，對待這樣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宮廷長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學會了很多權謀之術，對於各種各樣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應的辦法和策略。在年輕的鹹豐看來，對付這樣一個漢臣，他還是綽綽有餘的。
時間很快就到了1853年，這一年，命運顯然不願意再賜給四十二歲的曾國藩平穩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國藩一把，把他從散發著黴味的官府推向了戰爭風雲的前台。曾國藩不得不站起身來，正正衣冠，抖擻精神，清清嗓子，掛上鬍鬚，認認真真地一唱三嘆他的從軍行了。
第三章 亂世從軍
歷史的進程中，每到重大拐點之時，總會有一些奇異之人破土而出。這種人表麵上看起來動機純淨，擁有理想主義信念，實際上，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災難。恰巧是這種信念純真、虔誠篤信、狂妄熱忱的人，這種自詡要改變世界、懷有最高尚目標的人，促成了連自己也深惡痛絕的殺戮和災難。鴉片戰爭之後，這個應運而生的奇異之人就是洪秀全。這是一個很難用常理來解釋的人。現在，留存下來的所有關於洪秀全的描繪，都顯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他就像一個巨大的謎語一樣，等待著人們去破譯。首先，這個人是狂熱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為他，將會呈現一道嶄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紅霞。其次，這個人是執著的，他盲目而狂熱地崇拜著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義，猶如崇拜一個神靈。最初，他把那本《勸世良言》背誦得滾瓜爛熟，以他幾近天真的幼稚和執著進行煽動性的演講，以鼓舞那些深受剝削和壓迫的下層的勞動者，為他們創造一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在這個過程當中，那些底層的勞動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熱的、富有同情的博愛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諾。苦難深重之中，那些底層的人們將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賭博似的將所有的希望、人格、靈魂都抵押給他。他也慢慢地變成了神靈，變成了法力無邊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們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熾熱，而他自己也漸漸地喪失了理智，將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壇。
現在看來，當年洪秀全僅僅利用淺顯的基督教義，就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滔天狂飆，除了複雜的社會與歷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應該有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方麵的深層次緣由。複雜的社會原因，當然是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的，長達數百年的封建殘酷統治讓底層的大眾走投無路，人們希望能夠揭竿而起，過上“均貧富”的好日子；至於大眾心理，當然跟中國文化的傳統有關，在很長時間裏，這個文明古國的基層民眾一直有著偶像崇拜的習慣和要求。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的入侵，讓這個古老國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們更願意去相信外來神的神通廣大。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教”的橫空出世，正好滿足了大眾新一輪崇拜的要求……歷史當然是紛紜複雜的，複雜的一切組成了洪秀全應運而生的機緣，也造就了時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國藩的捲入同樣具有某種偶然性。1853年初鹹豐皇帝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時，曾國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國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鄉試正主考官。1852年8月，當曾國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內小池驛時，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曾國藩頓感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曾國藩的母親江氏，是一個擁有中國傳統美德的農村女子，勤勞淑德，極富自我犧牲精神。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臥病在床，很長時間，就是母親日夜守護，毫無怨言。得知母親去世後，曾國藩一邊急急忙忙向朝廷請假，一邊改道由水路經江西火速趕往湖南湘鄉老家。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長沙被太平軍圍困，無法通過。曾國藩心急如焚，連忙從嶽州改行旱路，經湘陰、寧鄉，歷經磨難。當曾國藩行抵白楊坪的荷葉塘時，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這一天，距他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已近兩個月。跪在母親的靈前，回想起母親的慈愛和勤勞，曾國藩克製不住自己的悲傷，大哭了一場。然後，開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