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習氣之外，曾國藩還開始嚐試清除自己頭腦中的不良想法和動機。這樣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靜坐和參禪。每到傍晚，曾國藩照例都要靜坐一會，就像驅趕魔障一樣，每天驅趕存在於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霧靄。這是一種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國藩就這樣變成了一個非嚴格意義的禁欲主義者，一個某種程度上的自虐者。雖然這樣的過程痛苦、乏味、機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堅持了下來。漸漸地，就如同佛教所闡述的“戒”、“定”、“慧”一樣，這種理學的自修過程同樣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過程，有一種清明讓曾國藩感到澄澈和清慡。
現在，曾國藩開始真正地明白理學的真諦所在了。他覺得這種修身的過程有意義極了，也有意思極了。一個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變自己，然後不斷精進，最終達到一種精神和道德的合一。這種方式，也算是一種宗教情感吧，將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無限的空間——宋明理學就是這樣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隻不過，它一直沒有確定一個反觀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將人格化的神像轉化為道德律了，以為道德是一種天生的綱常。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曾國藩就是在這樣的學習與修身中，走了一條與宗教信仰類似的道路。
理學對於人格的修煉，使得曾國藩無論是在學問上、人格上，還是在處世方法上，都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他再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隻會讀古書寫古詩作古文的書生了。給人的印象是，進入中年之後，曾國藩從一個循規蹈矩的學子變成了一個對於自己的思想體係有著強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條滋養身心的道路。同時，曾國藩也變得越來越喜歡跟人探討一切潛藏之“理”，他變得愛較真，愛認死理，並且遵循“理”來行動。曾國藩確立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也確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負。曾國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三條傳統的治學內容上，又增加了“經濟”。在曾國藩看來，這四種學問缺一不可，而且“經濟”更為重要。所謂“經濟”，就是經世濟民的真正學問，就是學要有所用，對於社會，要能派得上用場。這些經世濟民的學問，才是真正實現“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國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正內涵，他變得更有責任，精力也更為專一集中，做事也變得更趨完美——在京城的十來年間，曾國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兩白銀回家，有時候還不止這個數。他先後將弟弟曾國潢、曾國荃、曾國華帶到身邊讀書，全力盡自己兄長的責任。在弟弟們回家應考期間，他經常寫信讓他們好好讀書，爭取功名。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弟弟曾國荃1848年科考一等，補廩膳生。與此同時，曾國藩並沒有在職位上無所事事，他開始深入地調查、了解歷朝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文物、學術思想和經國治民之道與術，清醒地關注著鴉片戰爭以來日益窳敗的社會現實。可以說，理學的鑽研沒有使曾國藩變得迂腐縹緲，相反，他變得更加腳踏實地，也變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從1846年夏秋之交，曾國藩的學術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從那一年開始，曾國藩由“一宗宋儒”轉向了“漢宋兼采”。對於漢學，也不像先前那樣排斥了，對於宋學，也有了客觀的評價。這當中的重要契機是曾國藩的患病。因為身患肺病，曾國藩暫時擺脫了繁忙的公務，住在京城南部的報國寺中養病。在那段時間裏，曾國藩的手邊書是段玉裁作注的《說文解字》。當時，適逢精於考據的漢學家劉傳瑩也住在此。劉傳瑩雖為漢學家，但思想較為開通。曾國藩與劉傳瑩朝夕相處，互相切磋，雙方都受益不少。曾國藩請劉傳瑩將自己所住的地方題詞命名為：“養德養身綿綿穆穆之室”；也將每天寫的日記命名為“綿綿穆穆之室日記”。
那一段時間應該是曾國藩係統地盤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階段。讓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報國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的棲居之所，這個古老的寺院異常幽靜，老樹寒鴉，古柏夕陽，潛伏著一股沖淡之氣。在這個地方休養生息，曾國藩能明顯地感受到身體之中有一種東西悄然長成，感覺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通了顧亭林的氣場，已經能夠感受到一個人偉大的心跳。那段時間裏，曾國藩還寫了很多文章，內容囊括了對傳統文化的梳理，對道德的邏輯分析，對現實問題的雜錄，對玄學、史學和文藝理論的看法，對一些哲學問題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確雅致，讓很多京城大儒暗生欽佩之心。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盤整，可以說，曾國藩的思想和學問又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曾國藩就這樣慢慢養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氣。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覺悟後的氣韻暗合宇宙的律動和氣場，它表現為擁有一種潔淨而呈現出的從容、寧靜、智慧與無畏。這些品質看似獨立、互不相幹，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個立體的不同側麵，隻不過表現得不一致罷了。現在，曾國藩明白這個道理了。由於學問的深刻，以及人格的歸於大我，可以說，曾國藩已能很從容地麵對這個世界了。在很多時候，他表現為不貪婪，不妄想，做事沉穩，工於心計；同時，他善於沉默，自我隱藏，放低自己的姿態，極端地控製著自己的情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誌已得到了鍛鍊，麵部表情鬆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時候，在那上麵，看不出什麽內容，沒有憤怒、氣惱或者激動，更像是謙遜、誠懇、平靜，以及彬彬有禮。具有這種氣質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圓滿了，內心堅定而深厚，自省而虛心。這是與外部世界最和諧的溝通。
在這個湖南人身上，那種獨特的東西油然誕生了。因為性格魅力，也因為唐鑒等大儒的垂青，一時間，京城一些喜歡理學或者習慣從風吹糙動中嗅出政治氣候的人們都競相結交曾國藩。曾國藩與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來往。曾國藩結交的，有當時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鑒和倭仁之外，還有劉傳瑩、吳廷棟、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蔭、梅曾亮等等。就這樣，理學的研習給曾國藩帶來的不僅僅是內心的豐厚，提高了他的個人聲望，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旺盛的人脈。正因如此，曾國藩在短短的時間裏一下子青雲直上——1840年，曾國藩授翰院檢，1847年升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後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從1838年曾國藩中進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國藩的仕途一帆風順，連升七級，竟然從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國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驕傲，當時湖南人來京考試或者出差，都會主動拜見聲名顯赫的曾國藩。也因此，曾國藩與湖南同鄉中的翹楚來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們當中，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等人。這些人，都是後來湘軍的骨幹力量——曾國藩最初與這些書生們在一起結交之時，根本沒想到，有朝一日，他們會成為喋血沙場的戰友呢。
現在，曾國藩開始真正地明白理學的真諦所在了。他覺得這種修身的過程有意義極了，也有意思極了。一個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變自己，然後不斷精進，最終達到一種精神和道德的合一。這種方式，也算是一種宗教情感吧，將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無限的空間——宋明理學就是這樣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隻不過，它一直沒有確定一個反觀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將人格化的神像轉化為道德律了，以為道德是一種天生的綱常。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曾國藩就是在這樣的學習與修身中，走了一條與宗教信仰類似的道路。
理學對於人格的修煉，使得曾國藩無論是在學問上、人格上，還是在處世方法上，都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他再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隻會讀古書寫古詩作古文的書生了。給人的印象是，進入中年之後，曾國藩從一個循規蹈矩的學子變成了一個對於自己的思想體係有著強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條滋養身心的道路。同時，曾國藩也變得越來越喜歡跟人探討一切潛藏之“理”，他變得愛較真，愛認死理，並且遵循“理”來行動。曾國藩確立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也確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負。曾國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三條傳統的治學內容上，又增加了“經濟”。在曾國藩看來，這四種學問缺一不可，而且“經濟”更為重要。所謂“經濟”，就是經世濟民的真正學問，就是學要有所用，對於社會，要能派得上用場。這些經世濟民的學問，才是真正實現“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國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正內涵，他變得更有責任，精力也更為專一集中，做事也變得更趨完美——在京城的十來年間，曾國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兩白銀回家，有時候還不止這個數。他先後將弟弟曾國潢、曾國荃、曾國華帶到身邊讀書，全力盡自己兄長的責任。在弟弟們回家應考期間，他經常寫信讓他們好好讀書，爭取功名。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弟弟曾國荃1848年科考一等，補廩膳生。與此同時，曾國藩並沒有在職位上無所事事，他開始深入地調查、了解歷朝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文物、學術思想和經國治民之道與術，清醒地關注著鴉片戰爭以來日益窳敗的社會現實。可以說，理學的鑽研沒有使曾國藩變得迂腐縹緲，相反，他變得更加腳踏實地，也變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從1846年夏秋之交，曾國藩的學術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從那一年開始，曾國藩由“一宗宋儒”轉向了“漢宋兼采”。對於漢學，也不像先前那樣排斥了，對於宋學，也有了客觀的評價。這當中的重要契機是曾國藩的患病。因為身患肺病，曾國藩暫時擺脫了繁忙的公務，住在京城南部的報國寺中養病。在那段時間裏，曾國藩的手邊書是段玉裁作注的《說文解字》。當時，適逢精於考據的漢學家劉傳瑩也住在此。劉傳瑩雖為漢學家，但思想較為開通。曾國藩與劉傳瑩朝夕相處，互相切磋，雙方都受益不少。曾國藩請劉傳瑩將自己所住的地方題詞命名為：“養德養身綿綿穆穆之室”；也將每天寫的日記命名為“綿綿穆穆之室日記”。
那一段時間應該是曾國藩係統地盤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階段。讓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報國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的棲居之所，這個古老的寺院異常幽靜，老樹寒鴉，古柏夕陽，潛伏著一股沖淡之氣。在這個地方休養生息，曾國藩能明顯地感受到身體之中有一種東西悄然長成，感覺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通了顧亭林的氣場，已經能夠感受到一個人偉大的心跳。那段時間裏，曾國藩還寫了很多文章，內容囊括了對傳統文化的梳理，對道德的邏輯分析，對現實問題的雜錄，對玄學、史學和文藝理論的看法，對一些哲學問題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確雅致，讓很多京城大儒暗生欽佩之心。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盤整，可以說，曾國藩的思想和學問又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曾國藩就這樣慢慢養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氣。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覺悟後的氣韻暗合宇宙的律動和氣場，它表現為擁有一種潔淨而呈現出的從容、寧靜、智慧與無畏。這些品質看似獨立、互不相幹，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個立體的不同側麵，隻不過表現得不一致罷了。現在，曾國藩明白這個道理了。由於學問的深刻，以及人格的歸於大我，可以說，曾國藩已能很從容地麵對這個世界了。在很多時候，他表現為不貪婪，不妄想，做事沉穩，工於心計；同時，他善於沉默，自我隱藏，放低自己的姿態，極端地控製著自己的情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誌已得到了鍛鍊，麵部表情鬆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時候，在那上麵，看不出什麽內容，沒有憤怒、氣惱或者激動，更像是謙遜、誠懇、平靜，以及彬彬有禮。具有這種氣質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圓滿了，內心堅定而深厚，自省而虛心。這是與外部世界最和諧的溝通。
在這個湖南人身上，那種獨特的東西油然誕生了。因為性格魅力，也因為唐鑒等大儒的垂青，一時間，京城一些喜歡理學或者習慣從風吹糙動中嗅出政治氣候的人們都競相結交曾國藩。曾國藩與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來往。曾國藩結交的，有當時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鑒和倭仁之外，還有劉傳瑩、吳廷棟、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蔭、梅曾亮等等。就這樣，理學的研習給曾國藩帶來的不僅僅是內心的豐厚，提高了他的個人聲望，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旺盛的人脈。正因如此，曾國藩在短短的時間裏一下子青雲直上——1840年，曾國藩授翰院檢，1847年升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後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從1838年曾國藩中進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國藩的仕途一帆風順，連升七級，竟然從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國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驕傲，當時湖南人來京考試或者出差，都會主動拜見聲名顯赫的曾國藩。也因此，曾國藩與湖南同鄉中的翹楚來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們當中，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等人。這些人，都是後來湘軍的骨幹力量——曾國藩最初與這些書生們在一起結交之時，根本沒想到，有朝一日，他們會成為喋血沙場的戰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