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張汶祥曾經有一些海盜朋友被馬新貽捕殺。這件事也導致了張汶祥決意殺馬新貽復仇。
三是馬新貽明令禁止張汶祥私自開“小押”（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生意，絕了張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張汶祥對馬新貽的憤恨。新仇舊恨累積在一起，使得張汶祥動了殺心。張汶祥化裝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對馬新貽的刺殺。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結論——馬新貽是被尋仇遭殺的，馬新貽在任兩江總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襲擊。曾國藩和鄭敦謹將此事的前因後果以及處理方案向朝廷進行了報告，但朝廷一直拖延著沒有表明態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國藩與鄭敦謹再細細盤查。因為案件結果遲遲不公布，民間的傳聞越來越多，甚至有很多傳言把馬新貽的死與桃色事件聯繫起來，說馬新貽跟張汶祥曾經是結拜兄弟，因為馬新貽強占了張汶祥的妻子，所以導致了情殺。對這一類傳說，曾國藩一開始並沒有在意，中國市井文化就是這樣，總習慣於把一些尋常之事引向傳奇，民間的創造力往往在這些地方得到充分釋放。但不久，曾國藩發現傳聞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了，馬新貽的死竟然跟湘軍聯繫上了——有一種說法是馬新貽因審理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隨從丁炳毆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撫不和，從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也就是說，是湘軍殺了馬新貽。傳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國藩變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擔心傳聞背後暗藏某種陰謀，甚至，有某種人在背後操縱……終於，朝廷的批覆下來了，認定張汶祥“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有了這樣的定論，曾國藩的一顆心才落了下來。1871年4月，張汶祥被淩遲處決，以祭奠馬新貽。
虛驚一場之後，曾國藩慶幸這一次的麻煩事沒有跟湘軍聯繫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發事件，又讓曾國藩煩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兩個曾經的太平天國叛將、朝廷命官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州火併，先是大打出手，數人喪命，接著，陳國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壽綁架，差一點死掉。這一官場醜聞鬧得沸沸揚揚，讓兩江總督曾國藩很沒麵子。提起陳國瑞這個“爛人”，話就長了——這個人真是曾國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給曾國藩帶來很大麻煩：第一次，是北上剿撚之時，陳國瑞帶著手下跟劉銘傳的“銘”字營火併，結果讓曾國藩勞神費心處理了很長一段時間；第二次，則跟“天津教案”有關，教案發生那一天，哪有陳國瑞什麽事呢，偏偏這個傢夥路過天津，聽到有人鬧事，不甘寂寞地趕到案發現場，大肆煽風點火。結果英法方麵竭力要求給陳國瑞治罪，曾國藩據理力爭，才算保住了陳國瑞。這一次，陳國瑞又是因為與同樣無賴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綁架四天，水米未進。
6月28日，在處理完這起亂七八糟的事情之後，曾國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陳國瑞尋仇構釁據實參奏摺》，陳述了事情的原委，並建議說，這兩個人都是心術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為陰狠，這次軟禁陳國瑞，情同擄人勒贖行徑，應照例嚴辦，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於前，這次仍從輕發落。曾國藩建議：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實，即行奏明嚴懲；對於記名提督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則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準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
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終於有時間開始讀書了，在那段時間，曾國藩經常重溫的書籍有：《四書》、《五經》、《資治通鑑》、《朱子年譜》、《二程全書》、《二程遺書》、《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王船山年譜》等。讀書之外，就是作文，曾國藩永遠有還不清的文債，在1871年這一年中，曾國藩先後作《贈李眉生》、《丁君墓誌銘》、《羅伯宜墓誌銘》、《湖南文征序》、《張君樹程墓誌銘》、《重刻茗柯文編序》、《黎君墓誌銘》、《錢君墓表》、《酬王壬秋》、《題俞蔭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後》、《儀宋堂文集序》、《書何母陳恭人事》等。一直以來，曾國藩很少有時間安安靜靜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寫點文章來祭奠一下。這一年，曾國藩終於忙裏偷閑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岡公墓表》。當曾國藩寫作這些祭文時，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國藩又一次感覺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後的神靈意義。
讀書寫作之時，曾國藩的心情仍舊好不起來，他的心緒經常像一個不敬業的夥計一樣，從讀書和作文的間隙處不由自主地溜出來，以至於走了很長時間的神自己總沒有覺察到。曾國藩知道這是由於心力不濟的緣故。先前的日子裏，由於定力充沛，曾國藩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心血全枯，無水可汲，故作文艱窘異常耳。”回到兩江之後，曾國藩先後給朝廷連續打了兩次辭職報告，在報告中，曾國藩一再闡述自己的力不從心，想告老還鄉，回湖南老家休養。每次朝廷的批覆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這樣的批覆，讓曾國藩非常鬱悶，因為它甚至連一個理由，或者一句寬慰的話都不給。曾國藩給在湖南湘鄉老家養病的曾國荃寫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國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兩次在京，不善應酬，遭到了眾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處理結果引起廣泛的議論，以後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對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與我為敵啊！節外生枝的是，陳國瑞被發配，他的妻子進京告狀，也說我辦事不公，還欠薪水四千不發等話。我的心情哪裏好得起來呢！
曾國藩的確感到悒鬱極了。雖然一直以來，曾國藩做事隻求過程，不求結果，但在骨子裏，那種不知來自何處的憂鬱仍舊讓他心緒不佳。憂鬱真是一個怪東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蕭瑟的風中，在冷濕的空氣裏，在颯颯的落葉之中，在天氣的變幻之中……它就像一種氣味一樣，悄無聲息地散發開來，無所在，又無所不在。除了莫名的憂鬱，曾國藩還有傷心和無奈，那是一種透心的涼，仿佛從腳，一直沿著脊樑徐徐向上攀升，直到涼遍全身。來到金陵後不久，天氣就轉涼了，曾國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來這個濱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種陰寒之氣，直往人的骨fèng裏鑽。陽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隻是一種偽裝，其實骨子裏，還是陰冷蕭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裏，有時候會讓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這個時候，曾國藩真有點後悔先前的過於勤勞，年輕時過於透支了體力和心力，這使得他的身體，就像是一炷行將燃盡的蠟燭一樣。
1871年秋天，重回兩江總督任的曾國藩又開始巡視了。曾國藩登舟啟行，沿江而下，先後巡視了揚州、清江浦、徐州、丹陽、常州、常熟、蘇州、鬆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國藩總體感覺還是不錯的，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後，各方麵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復，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稱得上繁榮了。那些地方官談起當地發展，盡管一個個憂心忡忡、唉聲嘆氣，但畢竟，相比前些年來說，他們懂得了不少東西，有了些思路，也開始做些經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後，曾國藩看到江南製造總局所屬的各廠發展迅猛，竟可以生產自己的鐵甲戰艦，很是高興。這些，可以說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務運動”結出的碩果。曾國藩檢閱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測海”等各船操演槍炮，又細細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號輪船。在上海，曾國藩還知曉，朝廷批準了自己和李鴻章的建議，由他們負責組織在全國招考一些聰慧少年準備赴美。朝廷的這一舉動讓曾國藩格外開心，此事的實施，說明清廷在很多方麵有了進步。看來，同治中興還是很有效果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如果這一步能走成功，那麽，往後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張旗鼓進行了。
三是馬新貽明令禁止張汶祥私自開“小押”（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生意，絕了張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張汶祥對馬新貽的憤恨。新仇舊恨累積在一起，使得張汶祥動了殺心。張汶祥化裝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對馬新貽的刺殺。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結論——馬新貽是被尋仇遭殺的，馬新貽在任兩江總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襲擊。曾國藩和鄭敦謹將此事的前因後果以及處理方案向朝廷進行了報告，但朝廷一直拖延著沒有表明態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國藩與鄭敦謹再細細盤查。因為案件結果遲遲不公布，民間的傳聞越來越多，甚至有很多傳言把馬新貽的死與桃色事件聯繫起來，說馬新貽跟張汶祥曾經是結拜兄弟，因為馬新貽強占了張汶祥的妻子，所以導致了情殺。對這一類傳說，曾國藩一開始並沒有在意，中國市井文化就是這樣，總習慣於把一些尋常之事引向傳奇，民間的創造力往往在這些地方得到充分釋放。但不久，曾國藩發現傳聞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了，馬新貽的死竟然跟湘軍聯繫上了——有一種說法是馬新貽因審理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隨從丁炳毆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撫不和，從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也就是說，是湘軍殺了馬新貽。傳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國藩變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擔心傳聞背後暗藏某種陰謀，甚至，有某種人在背後操縱……終於，朝廷的批覆下來了，認定張汶祥“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有了這樣的定論，曾國藩的一顆心才落了下來。1871年4月，張汶祥被淩遲處決，以祭奠馬新貽。
虛驚一場之後，曾國藩慶幸這一次的麻煩事沒有跟湘軍聯繫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發事件，又讓曾國藩煩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兩個曾經的太平天國叛將、朝廷命官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州火併，先是大打出手，數人喪命，接著，陳國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壽綁架，差一點死掉。這一官場醜聞鬧得沸沸揚揚，讓兩江總督曾國藩很沒麵子。提起陳國瑞這個“爛人”，話就長了——這個人真是曾國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給曾國藩帶來很大麻煩：第一次，是北上剿撚之時，陳國瑞帶著手下跟劉銘傳的“銘”字營火併，結果讓曾國藩勞神費心處理了很長一段時間；第二次，則跟“天津教案”有關，教案發生那一天，哪有陳國瑞什麽事呢，偏偏這個傢夥路過天津，聽到有人鬧事，不甘寂寞地趕到案發現場，大肆煽風點火。結果英法方麵竭力要求給陳國瑞治罪，曾國藩據理力爭，才算保住了陳國瑞。這一次，陳國瑞又是因為與同樣無賴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綁架四天，水米未進。
6月28日，在處理完這起亂七八糟的事情之後，曾國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陳國瑞尋仇構釁據實參奏摺》，陳述了事情的原委，並建議說，這兩個人都是心術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為陰狠，這次軟禁陳國瑞，情同擄人勒贖行徑，應照例嚴辦，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於前，這次仍從輕發落。曾國藩建議：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實，即行奏明嚴懲；對於記名提督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則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準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
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終於有時間開始讀書了，在那段時間，曾國藩經常重溫的書籍有：《四書》、《五經》、《資治通鑑》、《朱子年譜》、《二程全書》、《二程遺書》、《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王船山年譜》等。讀書之外，就是作文，曾國藩永遠有還不清的文債，在1871年這一年中，曾國藩先後作《贈李眉生》、《丁君墓誌銘》、《羅伯宜墓誌銘》、《湖南文征序》、《張君樹程墓誌銘》、《重刻茗柯文編序》、《黎君墓誌銘》、《錢君墓表》、《酬王壬秋》、《題俞蔭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後》、《儀宋堂文集序》、《書何母陳恭人事》等。一直以來，曾國藩很少有時間安安靜靜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寫點文章來祭奠一下。這一年，曾國藩終於忙裏偷閑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岡公墓表》。當曾國藩寫作這些祭文時，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國藩又一次感覺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後的神靈意義。
讀書寫作之時，曾國藩的心情仍舊好不起來，他的心緒經常像一個不敬業的夥計一樣，從讀書和作文的間隙處不由自主地溜出來，以至於走了很長時間的神自己總沒有覺察到。曾國藩知道這是由於心力不濟的緣故。先前的日子裏，由於定力充沛，曾國藩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心血全枯，無水可汲，故作文艱窘異常耳。”回到兩江之後，曾國藩先後給朝廷連續打了兩次辭職報告，在報告中，曾國藩一再闡述自己的力不從心，想告老還鄉，回湖南老家休養。每次朝廷的批覆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這樣的批覆，讓曾國藩非常鬱悶，因為它甚至連一個理由，或者一句寬慰的話都不給。曾國藩給在湖南湘鄉老家養病的曾國荃寫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國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兩次在京，不善應酬，遭到了眾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處理結果引起廣泛的議論，以後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對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與我為敵啊！節外生枝的是，陳國瑞被發配，他的妻子進京告狀，也說我辦事不公，還欠薪水四千不發等話。我的心情哪裏好得起來呢！
曾國藩的確感到悒鬱極了。雖然一直以來，曾國藩做事隻求過程，不求結果，但在骨子裏，那種不知來自何處的憂鬱仍舊讓他心緒不佳。憂鬱真是一個怪東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蕭瑟的風中，在冷濕的空氣裏，在颯颯的落葉之中，在天氣的變幻之中……它就像一種氣味一樣，悄無聲息地散發開來，無所在，又無所不在。除了莫名的憂鬱，曾國藩還有傷心和無奈，那是一種透心的涼，仿佛從腳，一直沿著脊樑徐徐向上攀升，直到涼遍全身。來到金陵後不久，天氣就轉涼了，曾國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來這個濱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種陰寒之氣，直往人的骨fèng裏鑽。陽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隻是一種偽裝，其實骨子裏，還是陰冷蕭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裏，有時候會讓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這個時候，曾國藩真有點後悔先前的過於勤勞，年輕時過於透支了體力和心力，這使得他的身體，就像是一炷行將燃盡的蠟燭一樣。
1871年秋天，重回兩江總督任的曾國藩又開始巡視了。曾國藩登舟啟行，沿江而下，先後巡視了揚州、清江浦、徐州、丹陽、常州、常熟、蘇州、鬆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國藩總體感覺還是不錯的，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後，各方麵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復，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稱得上繁榮了。那些地方官談起當地發展，盡管一個個憂心忡忡、唉聲嘆氣，但畢竟，相比前些年來說，他們懂得了不少東西，有了些思路，也開始做些經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後，曾國藩看到江南製造總局所屬的各廠發展迅猛，竟可以生產自己的鐵甲戰艦，很是高興。這些，可以說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務運動”結出的碩果。曾國藩檢閱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測海”等各船操演槍炮，又細細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號輪船。在上海，曾國藩還知曉，朝廷批準了自己和李鴻章的建議，由他們負責組織在全國招考一些聰慧少年準備赴美。朝廷的這一舉動讓曾國藩格外開心，此事的實施，說明清廷在很多方麵有了進步。看來，同治中興還是很有效果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如果這一步能走成功，那麽，往後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張旗鼓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