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我曾經說“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擁有的。當小人在他單獨一人之時往往會產生一個錯誤的念頭，這些錯誤之念聚得多了就會泛濫，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會產生。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會產生一個誠的念頭，誠實積聚多了就會謹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單獨處事上的微妙差異，是可以加以評論的了。
《大學》自“格物致知”以後，以前的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可以作為擴大其知識的資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碎問題，也可以加深他的見識。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時候，已經能剖析公私間的區別；在聯繫道理的時候，又可以充分精闢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麽，對於善事應當去做，不善之事不應去做，早已明晰地認識到了。而那些小人們，卻不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當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辦時，惟恐別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時遲疑不決；對於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麵臨時，心存僥倖，以為別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絕得很不力。背地裏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念頭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惟恐去辦一件善事辦得不力，在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一樣長年不斷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麵對天日，心裏堅如金石。在隻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這就是聖人經典中的準則，而為後世賢人所切實探究。世俗之儒認為獨自體察是內心自我觀照，這會導致對眼前的事理認識不清，從而使慎獨的宗旨更加隱而不顯。總起來說，“明”應該在“誠”之先，不通過格物致知而得明，那麽這個“慎”也就不會做得恰當；一味地用心於眼前的事物，當沒有事物時，“獨”也會無法把握。這是修德的路徑，不能不細加辨析。
※詳解
曾國藩是以注重品行、為人圓融通達而著稱於世的。但是曾國藩在這一方麵的成就並非一日之功，而是經歷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鍊。
據說，曾國藩從小就很有心計，尤好報復。嘉慶二十四年下半年，九歲的曾國藩隨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歐陽的人家中就讀。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縱子，不問情由，將曾國藩罵了一通，在那裏當塾師的曾竹亭還連連道歉。曾國藩將此事暗記在心，到散學時，偷偷把主家的金魚缸底部打破，水幹魚死，這才解恨。十二歲時，曾國藩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裏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讓曾國藩不再與鄰居小孩嬉遊，竹亭帶著曾國藩到距家六裏的九峰山古羅坪定慧庵去讀書，早出晚歸。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作馬騎的竹棍繫上繩子，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搭幫你，我到山沖裏讀書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馬看著，如果我的馬走了，定不饒你！”
而且，即使在曾國藩封官以後，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他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製藝考試，六月初二，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孫“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分：明強人生第一自強之道（3）
曾國藩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戰事上常常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事方法所帶來的收穫：“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後，當他再次出山時，他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乎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國藩從官有年，飽歷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亦而為慷慨激烈，軒慡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屢蹈怨尤，叢譏取戾”。
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養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復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曾國藩一生兢兢業業，在自己的道德修養上一刻不敢放鬆，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評，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評論曾國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處世的話：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亦在此！
而在曾國藩死後，對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評如cháo。曾國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兩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當時又曾結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在給兒子的信中對他是這樣評價的：
●解讀
我曾經說“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擁有的。當小人在他單獨一人之時往往會產生一個錯誤的念頭，這些錯誤之念聚得多了就會泛濫，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會產生。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會產生一個誠的念頭，誠實積聚多了就會謹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單獨處事上的微妙差異，是可以加以評論的了。
《大學》自“格物致知”以後，以前的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可以作為擴大其知識的資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碎問題，也可以加深他的見識。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時候，已經能剖析公私間的區別；在聯繫道理的時候，又可以充分精闢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麽，對於善事應當去做，不善之事不應去做，早已明晰地認識到了。而那些小人們，卻不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當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辦時，惟恐別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時遲疑不決；對於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麵臨時，心存僥倖，以為別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絕得很不力。背地裏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念頭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惟恐去辦一件善事辦得不力，在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一樣長年不斷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麵對天日，心裏堅如金石。在隻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這就是聖人經典中的準則，而為後世賢人所切實探究。世俗之儒認為獨自體察是內心自我觀照，這會導致對眼前的事理認識不清，從而使慎獨的宗旨更加隱而不顯。總起來說，“明”應該在“誠”之先，不通過格物致知而得明，那麽這個“慎”也就不會做得恰當；一味地用心於眼前的事物，當沒有事物時，“獨”也會無法把握。這是修德的路徑，不能不細加辨析。
※詳解
曾國藩是以注重品行、為人圓融通達而著稱於世的。但是曾國藩在這一方麵的成就並非一日之功，而是經歷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鍊。
據說，曾國藩從小就很有心計，尤好報復。嘉慶二十四年下半年，九歲的曾國藩隨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歐陽的人家中就讀。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縱子，不問情由，將曾國藩罵了一通，在那裏當塾師的曾竹亭還連連道歉。曾國藩將此事暗記在心，到散學時，偷偷把主家的金魚缸底部打破，水幹魚死，這才解恨。十二歲時，曾國藩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裏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讓曾國藩不再與鄰居小孩嬉遊，竹亭帶著曾國藩到距家六裏的九峰山古羅坪定慧庵去讀書，早出晚歸。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作馬騎的竹棍繫上繩子，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搭幫你，我到山沖裏讀書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馬看著，如果我的馬走了，定不饒你！”
而且，即使在曾國藩封官以後，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他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製藝考試，六月初二，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孫“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分：明強人生第一自強之道（3）
曾國藩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戰事上常常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事方法所帶來的收穫：“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後，當他再次出山時，他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乎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國藩從官有年，飽歷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亦而為慷慨激烈，軒慡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屢蹈怨尤，叢譏取戾”。
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養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復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曾國藩一生兢兢業業，在自己的道德修養上一刻不敢放鬆，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評，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評論曾國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處世的話：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亦在此！
而在曾國藩死後，對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評如cháo。曾國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兩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當時又曾結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在給兒子的信中對他是這樣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