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人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為,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


    餘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為大幸。


    捨命報國,側身修行。


    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誌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人心動,必須一鼓作氣,盡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隨之而來。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隻求臨死之時,沒有什麽可以後悔遺憾的事,這就是萬幸了。


    要捨命報效國家,要戒慎恐懼,重視修養。


    古時說“服了金丹,就可換骨成仙”,我認為立下誌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立 誌欲變化氣質 須先立堅卓之誌(2)


    ●解讀


    君子立誌,應當有把人類和萬物作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應當有品德高尚、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隻有這樣,才無愧於父母的生養之恩,不愧為天地間的完人。所以他憂慮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專修德行、不精通學業。於是,便會憂慮小民的頑固不化,憂慮外敵侵擾國家,憂慮壞人當道而優秀人才被排斥埋沒,憂慮自己未能給平民百姓以恩澤,這就是俗話說的悲天憫人,這是君子之憂。至於那一己的成敗,一家的溫飽,世俗之人理解的榮辱得失、貴賤毀譽等等,君子是顧不上為此憂慮的。


    ◆原文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人的氣質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難改變,但是通過讀書都可以改變。古代精於相人術的人,甚至說讀書可以改變人的骨相。但是,說到要改變人的氣質的方法,最重要的還是先確立堅定的誌向。


    ◆原文


    凡沉屙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誌帥氣,一曰以靜製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誌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夢魂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掃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製動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是疾病纏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製的,大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頑強的意誌指揮氣,一種是以靜製動。一個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於氣弱。然而,意誌堅強的人,氣也會隨意誌而稍有改變。比如早上貪睡,就可以憑毅力堅決早起;百無聊賴之時,如果端坐而聚氣,氣也必會振作。這就是以誌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有怕死的想法,困擾於心,就是睡夢之中,也難以安適。必須將生時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種雜念,全部除掉,這樣,自然心中生出一種恬淡的感覺來,從而在寂靜之至時,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製動的方法。


    ※詳解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立誌,或立誌德業驚人,或立誌出人頭地,或立誌掃平“洪楊”。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卻有兩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國藩在任翰林後,寫下《五箴》自勉;一件則是官拜幫辦團練大臣後,卻受同僚之辱,因而憤走衡陽,練成了湘軍。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國藩家中為了上次的進京會試和償還易家借款,此時已無餘款可供再度進京的旅費。幸得親戚族人幫忙,借來三十三吊錢,曾國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後,已隻剩下三吊。倘若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舉債回家了。那時像這樣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禮部會試,曾國藩得中第三十八名進士。接著複試、殿試、朝考成績都很優異。引見皇帝之後,年僅二十八歲的曾國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舉時代的翰林,號稱“清要詞臣”,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功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子誠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立誌報效國家。就是說要以己身,擔當中國的道統。


    第一部分:立 誌欲變化氣質 須先立堅卓之誌(3)


    1853年1月21日,曾國藩正在家裏操辦母親的喪事,接到鹹豐帝的寄諭,命他幫同辦理湖南省的團練鄉民、搜查土匪等事務。曾國藩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毅然接受了這一任務。但是,幫辦團練大臣卻是一個極為特殊的職務,它不統屬於省的三台——撫台、藩台、臬台之內,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屬地方紳士。這種“不官不紳”的特殊地位,給幫辦團練大臣帶來許多方便,即在募勇、練兵及其他舉措方麵存在靈活性,少受各種陋習的製約。但同時也帶來許多難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與否,地方官若緊密配合,則事半而功倍,否則寸步難行。然而不久的永順兵事件就讓曾國藩大丟麵子,當時他極想立即將永順兵鬧署事件上告朝廷,拚個究竟,但他經過對利弊的權衡,終於忍耐了下來。


    在這種左右交相煎迫的情況下,曾國藩隻有一個辦法:走!這年六月間,他跟鮑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時,就曾私下對友人郭昆燾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從政,以紳士而侵職代庖,終覺非是。何日江右解圍,楚省弛防,脫然還山,寸心少安耳。”他準備以終製為名,超脫這是非之地;並且飭令張潤農所帶之兵“全數駐水”,王璞山所帶之勇則“駐郴”,均不回省城,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準備。但是,他並沒有真正打算解甲歸鄉,而是想著自己幾個月來“彈壓匪徒”的名聲大振,不可半途而廢。於是,他在永順兵鬧署事件後的第七天,即給朝廷上了個《移駐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離開長沙返鄉。在鄉間沉思了幾天,於八月二十七日憤走衡陽。在奏摺中,他聲稱“衡、永、郴、桂尤為匪徒聚集之藪,擬駐紮衡州,就近搜捕,曾於二月十二日在案”,現移駐衡州,正是實現原有的“查辦土匪”的計劃。要在衡州鎮壓農民暴動,這確是曾國藩當時的實情,但曾國藩卻把自己移駐衡州的近因和內心活動向鹹豐帝隱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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