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
曾國藩一生用人極多，評價人物也極多，而他以誌趣高低作為評價人物高下的準繩，可謂抓住了人物評價的關鍵。但有意思的是，曾國藩在評價別人時，總是以褒為主，以貶為次，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 破十倍兇悍之賊，察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評用人才上的見識，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在上文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直接把一個人能否立誌、誌向高低作為衡量人才高下的標準，這個觀點是極有見地的。因為，在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庸庸碌碌、胸無大誌的人最後能成就大事的。
俗話說，有誌者事竟成，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從立誌開始的。據《史記》記載，秦末的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 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嘆人世，有時惆悵，有時慷慨激昂。 有一次，他在勞動之餘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在大澤鄉發動了推翻秦朝的農民起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癡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與曾國藩同時的左宗棠也是素懷大誌之人。左宗棠自稱今亮（即今世諸葛亮），以精通經世之學勉勵自己，當科場失意後，他絕不留戀，而他最終也因自己的經世之才而得到當時朝中大臣的賞識，成為最終功成名就的晉升之階。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歲時，隨祖父在家中梧塘書塾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歲的左宗棠在書鋪買到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不久，又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對這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左宗棠如獲至寶，早晚研讀，並做了詳細的筆記，對於今後可以借鑑、可以施行的則“另編存錄”。這些書使他大大開闊了眼界，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治理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許多沉湎於八股文章的學子對此很不理解，“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 左宗棠卻毫不理會，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因丁憂回到長沙。賀長齡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曾與江蘇巡撫陶澎針對時弊，力行改革，政聲卓著，並請魏源選輯從清朝開國到道光初年有關社會現實問題和經世致用的論文，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欽慕賀長齡的學問、功業和為人，便前往請教。賀長齡見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誌向遠大，極為賞識，“以國士見待”。見他好學，又將家中藏書任其借閱。每次左宗棠上門，賀長齡必親自登梯上樓取書，頻頻登降，不以為煩。每次還書，都要詢問有何心得，與左宗棠“互相考訂，孜孜，無稍倦厭”。賀長齡還曾勸告左宗棠：目前國家正苦缺乏人才，應誌求遠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這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頗高的書院，為南宋時抗金名將張浚與其子、著名理學家張所創辦，大學者朱熹曾在此講學。此時主持者即是丁憂在籍的原湖北學政、賀長齡之弟賀熙齡。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世致用學者，教學的宗旨就是：“透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製藝、帖括。”左宗棠在這裏不僅飽覽了漢宋先儒之書，求到了有用之學，而且結識了後來成為湘軍名將的羅澤南等，並以誌行道互相砥礪，以學問義理共研討。賀熙齡也很喜愛左宗棠，曾說：“左季高少從餘遊，觀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
賀氏兄弟是一代名流、顯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這個當時還十分貧窮的青年學子，使左宗棠感動不已，終生難忘。賀氏兄弟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往來。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應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左宗棠離家到醴陵主講淥江書院。該書院有住讀生童六十餘人，但收入卻很微薄，幾乎朝不保夕。
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閱兵江西，順道回鄉（湖南安化）省墓，途經醴陵。陶澍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慶、道光年間，連任兩江總督十餘年。任職期間，他在林則徐、賀長齡、魏源、包世臣等的協助下，大力興利除弊，整頓漕運，興修水利，改革鹽政，因而政績卓著，深得時譽。陶澍出身貧寒，“少負經世誌”，又是當時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他敢於正視現實，關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敗，要求改革內政，主張嚴禁鴉片，加強軍備，防禦外敵入侵。
陶澍到醴陵來，醴陵縣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歡迎，為其準備了下榻的館舍，並請淥江書院山長左宗棠書寫楹聯，以表歡迎。左宗棠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對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於是揮筆寫下一幅對聯：
春殿語從容，甘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幅對聯，表達了故鄉人民對陶澍的景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歷。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宮連續十四次召見陶澍，並親筆為其幼年讀書的“印心石屋”題寫匾額。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這件事朝野相傳，人們極為羨慕，陶澍也自認是“曠代之榮”。因此當他看到這幅楹聯後，極為賞識，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約請相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為此，陶澍還特意推遲歸期一天，於次日與左宗棠週遊醴陵，極為融洽，成為忘年之交，後來兩人還成為兒女親家。
曾國藩一生用人極多，評價人物也極多，而他以誌趣高低作為評價人物高下的準繩，可謂抓住了人物評價的關鍵。但有意思的是，曾國藩在評價別人時，總是以褒為主，以貶為次，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 破十倍兇悍之賊，察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評用人才上的見識，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在上文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直接把一個人能否立誌、誌向高低作為衡量人才高下的標準，這個觀點是極有見地的。因為，在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庸庸碌碌、胸無大誌的人最後能成就大事的。
俗話說，有誌者事竟成，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從立誌開始的。據《史記》記載，秦末的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 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嘆人世，有時惆悵，有時慷慨激昂。 有一次，他在勞動之餘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在大澤鄉發動了推翻秦朝的農民起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癡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與曾國藩同時的左宗棠也是素懷大誌之人。左宗棠自稱今亮（即今世諸葛亮），以精通經世之學勉勵自己，當科場失意後，他絕不留戀，而他最終也因自己的經世之才而得到當時朝中大臣的賞識，成為最終功成名就的晉升之階。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歲時，隨祖父在家中梧塘書塾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歲的左宗棠在書鋪買到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不久，又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對這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左宗棠如獲至寶，早晚研讀，並做了詳細的筆記，對於今後可以借鑑、可以施行的則“另編存錄”。這些書使他大大開闊了眼界，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治理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許多沉湎於八股文章的學子對此很不理解，“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 左宗棠卻毫不理會，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因丁憂回到長沙。賀長齡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曾與江蘇巡撫陶澎針對時弊，力行改革，政聲卓著，並請魏源選輯從清朝開國到道光初年有關社會現實問題和經世致用的論文，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欽慕賀長齡的學問、功業和為人，便前往請教。賀長齡見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誌向遠大，極為賞識，“以國士見待”。見他好學，又將家中藏書任其借閱。每次左宗棠上門，賀長齡必親自登梯上樓取書，頻頻登降，不以為煩。每次還書，都要詢問有何心得，與左宗棠“互相考訂，孜孜，無稍倦厭”。賀長齡還曾勸告左宗棠：目前國家正苦缺乏人才，應誌求遠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這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頗高的書院，為南宋時抗金名將張浚與其子、著名理學家張所創辦，大學者朱熹曾在此講學。此時主持者即是丁憂在籍的原湖北學政、賀長齡之弟賀熙齡。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世致用學者，教學的宗旨就是：“透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製藝、帖括。”左宗棠在這裏不僅飽覽了漢宋先儒之書，求到了有用之學，而且結識了後來成為湘軍名將的羅澤南等，並以誌行道互相砥礪，以學問義理共研討。賀熙齡也很喜愛左宗棠，曾說：“左季高少從餘遊，觀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
賀氏兄弟是一代名流、顯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這個當時還十分貧窮的青年學子，使左宗棠感動不已，終生難忘。賀氏兄弟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往來。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應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左宗棠離家到醴陵主講淥江書院。該書院有住讀生童六十餘人，但收入卻很微薄，幾乎朝不保夕。
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閱兵江西，順道回鄉（湖南安化）省墓，途經醴陵。陶澍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慶、道光年間，連任兩江總督十餘年。任職期間，他在林則徐、賀長齡、魏源、包世臣等的協助下，大力興利除弊，整頓漕運，興修水利，改革鹽政，因而政績卓著，深得時譽。陶澍出身貧寒，“少負經世誌”，又是當時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他敢於正視現實，關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敗，要求改革內政，主張嚴禁鴉片，加強軍備，防禦外敵入侵。
陶澍到醴陵來，醴陵縣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歡迎，為其準備了下榻的館舍，並請淥江書院山長左宗棠書寫楹聯，以表歡迎。左宗棠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對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於是揮筆寫下一幅對聯：
春殿語從容，甘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幅對聯，表達了故鄉人民對陶澍的景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歷。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宮連續十四次召見陶澍，並親筆為其幼年讀書的“印心石屋”題寫匾額。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這件事朝野相傳，人們極為羨慕，陶澍也自認是“曠代之榮”。因此當他看到這幅楹聯後，極為賞識，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約請相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為此，陶澍還特意推遲歸期一天，於次日與左宗棠週遊醴陵，極為融洽，成為忘年之交，後來兩人還成為兒女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