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劉蓉參加鄉試，得榜首。曾國藩知道後很高興，在家信中說：“霞軒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劉蓉之母譚氏去世；八月，曾國藩亦因其母於六月十二日去世而回籍奔喪。當兩人相遇於湘鄉縣城時，悲感交集，相對而泣。
曾國藩到京城做官後，也沒有忘記這位同鄉，詩文往來不斷，並譽之為“臥龍”。曾國藩在《寄懷劉孟蓉》一詩中表達了他對劉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黃ju，薄暮不盈。寧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別。
四年亦雲已，萬事安可說？昔者初結交，與世固殊轍。
垂頭對燈火，一心相媚悅。炯然急難情，熒螢光不滅。
漣濱一揮手，南北音塵絕。君臥湘水湄，辟人苦局。
懷念之餘，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往返，相互討論學問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對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說：我今天論述的學術見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啟發。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發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作回覆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懶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說，在你的啟發之下，我才“了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毫無疑問，曾國藩學業的長進，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共同誌趣下愈益深化。曾國藩對劉蓉的敬重之情在詩文中也常能反映出來：“夜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當曾國藩奉命辦團練堅辭不出之時，劉蓉還專門寫了書信一封，勸曾國藩不能僅“托文采庇身”，應以“救世治亂”為己任：
君是今世所謂賢者。稱讚你的人說：文祖韓愈，詩法黃庭堅；奏疏所陳，直追歐陽修、蘇軾；誌量所蓄，不亞於陸贄、範仲淹。這些誠足以讓你顯露於天下。道喪而文敝，全賴賢者起而振興，這並非小補。然這隻是君子不得誌時所為。賢達而位高的人，就應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很久以來，士大夫陋習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借詩酒以消磨時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禍始猶恐來不及，怎麽能復蹈覆轍呢！你的幾次大疏所陳，動關至計，確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見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責嗎？對國家沒有補益，而你的聲望因此日隆；我想這不是賢能者的胸懷，比起陸、範的誌量差得遠了。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你的雅量達到這種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負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 集思廣益，才差不多。遵循歐陽修、蘇軾的誌節而自許，博採韓愈、黃庭堅的詞華而自豪，這是承平無事的時代，可以優養大臣的聲望，但並非當今的急務，更無以救治亂世。稱頌你賢能的人說：“其廉可師”；明察你誌向的人說：“以身殉國”。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許，曰：“不愛錢”、“不惜死”，何等壯烈！雖然，以此二者讓人明察你的自待之誌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賢豪的熱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就距離甚遠！貞女在眾人麵前自誇說：“吾能不yin”，不yin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賢德嗎？不規劃其大事而隻以末節自張，這是何等的淺陋啊！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更加懦弱，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敵鬥，非賞不勸。漢高祖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授首。項羽印信不忍給別人，而韓信、陳平終於棄他而去。所以濫賞則有才誌士恥與庸人為伍，而吝賞又無以維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又將以廉繩人，那些功名之士，就會掉臂而去。所以說：廉介操守，以語自待之誌則可。而大臣之道，就不僅如此，更非可以推卻責任。
第一部分：人才識才——人才須有操守、多條理（4）
劉蓉與曾國藩有同鄉摯友之誼，故敢於拋開情麵，肝膽共見。針對國家和平時期與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勢，劉蓉批評曾國藩應從遠略、大局著眼，不能隻看自己聲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娛，不憂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採納與否，而自塞其責。他先以韓愈、黃庭堅的文學成就作比，再舉歐陽修、蘇軾的多彩華章為例，指出這些雖可彰名千古，但時代不同，時勢不同，有誌者不能僅僅如此，而應有陸贄、範仲淹那樣的誌量，才能成就千古傳誦的相業。文中針對婦人之德與君相之德的重大區別，規戒曾國藩不能拘泥於婦人之仁，而當行“仁”於天下。文末舉項羽功高而不賞，終失韓信等事例，勸他賞功以維繫天下豪傑之心。所有這些都對曾國藩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接到劉蓉的信後，大為折服，隨即寫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詼諧地說：“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燾）深藏樟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仙獨得容其晏然乎？”當時劉蓉已在湘鄉與羅澤南等練湘勇，並卓有成效，隻有郭嵩燾冷眼相觀。所以曾國藩說不能讓郭獨自晏然。劉蓉即赴曾國藩幕，郭嵩燾也隨即來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國藩十分興奮。郭、劉兩人與曾國藩相約：“服勞不辭，惟不任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這“三不主義”被打破，乃是後來之事，但曾國藩當時隻好答應，並請郭、劉出謀劃策。同時他對管理銀錢的夥計說：“郭、劉二君，是吾兄弟，不與眾同。 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數也。”
而郭嵩燾之於曾國藩的價值，則首先表現在他力勸曾國藩“墨從戎”。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製。如果政府特別需要這位官吏在職，可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於守製尚未期滿之時，召令復職，稱為“奪情”。 有的人為了標榜自己盡孝的誠心，甚至連皇帝“奪情”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封建社會重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個“孝”字來對抗，君也無可奈何。當然，這要冒被君主厭煩的危險，但也可以大出個人氣節的風頭。
曾國藩一向篤信理學，不能不做做姿態。曾國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諭，他立即“糙疏懇請終製，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之義”，“但繕就未發”。十五日，曾國藩接到張亮基來信，得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占，不勝震驚。“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
曾國藩到京城做官後，也沒有忘記這位同鄉，詩文往來不斷，並譽之為“臥龍”。曾國藩在《寄懷劉孟蓉》一詩中表達了他對劉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黃ju，薄暮不盈。寧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別。
四年亦雲已，萬事安可說？昔者初結交，與世固殊轍。
垂頭對燈火，一心相媚悅。炯然急難情，熒螢光不滅。
漣濱一揮手，南北音塵絕。君臥湘水湄，辟人苦局。
懷念之餘，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往返，相互討論學問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對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說：我今天論述的學術見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啟發。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發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作回覆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懶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說，在你的啟發之下，我才“了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毫無疑問，曾國藩學業的長進，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共同誌趣下愈益深化。曾國藩對劉蓉的敬重之情在詩文中也常能反映出來：“夜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當曾國藩奉命辦團練堅辭不出之時，劉蓉還專門寫了書信一封，勸曾國藩不能僅“托文采庇身”，應以“救世治亂”為己任：
君是今世所謂賢者。稱讚你的人說：文祖韓愈，詩法黃庭堅；奏疏所陳，直追歐陽修、蘇軾；誌量所蓄，不亞於陸贄、範仲淹。這些誠足以讓你顯露於天下。道喪而文敝，全賴賢者起而振興，這並非小補。然這隻是君子不得誌時所為。賢達而位高的人，就應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很久以來，士大夫陋習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借詩酒以消磨時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禍始猶恐來不及，怎麽能復蹈覆轍呢！你的幾次大疏所陳，動關至計，確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見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責嗎？對國家沒有補益，而你的聲望因此日隆；我想這不是賢能者的胸懷，比起陸、範的誌量差得遠了。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你的雅量達到這種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負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 集思廣益，才差不多。遵循歐陽修、蘇軾的誌節而自許，博採韓愈、黃庭堅的詞華而自豪，這是承平無事的時代，可以優養大臣的聲望，但並非當今的急務，更無以救治亂世。稱頌你賢能的人說：“其廉可師”；明察你誌向的人說：“以身殉國”。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許，曰：“不愛錢”、“不惜死”，何等壯烈！雖然，以此二者讓人明察你的自待之誌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賢豪的熱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就距離甚遠！貞女在眾人麵前自誇說：“吾能不yin”，不yin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賢德嗎？不規劃其大事而隻以末節自張，這是何等的淺陋啊！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更加懦弱，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敵鬥，非賞不勸。漢高祖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授首。項羽印信不忍給別人，而韓信、陳平終於棄他而去。所以濫賞則有才誌士恥與庸人為伍，而吝賞又無以維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又將以廉繩人，那些功名之士，就會掉臂而去。所以說：廉介操守，以語自待之誌則可。而大臣之道，就不僅如此，更非可以推卻責任。
第一部分：人才識才——人才須有操守、多條理（4）
劉蓉與曾國藩有同鄉摯友之誼，故敢於拋開情麵，肝膽共見。針對國家和平時期與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勢，劉蓉批評曾國藩應從遠略、大局著眼，不能隻看自己聲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娛，不憂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採納與否，而自塞其責。他先以韓愈、黃庭堅的文學成就作比，再舉歐陽修、蘇軾的多彩華章為例，指出這些雖可彰名千古，但時代不同，時勢不同，有誌者不能僅僅如此，而應有陸贄、範仲淹那樣的誌量，才能成就千古傳誦的相業。文中針對婦人之德與君相之德的重大區別，規戒曾國藩不能拘泥於婦人之仁，而當行“仁”於天下。文末舉項羽功高而不賞，終失韓信等事例，勸他賞功以維繫天下豪傑之心。所有這些都對曾國藩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接到劉蓉的信後，大為折服，隨即寫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詼諧地說：“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燾）深藏樟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仙獨得容其晏然乎？”當時劉蓉已在湘鄉與羅澤南等練湘勇，並卓有成效，隻有郭嵩燾冷眼相觀。所以曾國藩說不能讓郭獨自晏然。劉蓉即赴曾國藩幕，郭嵩燾也隨即來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國藩十分興奮。郭、劉兩人與曾國藩相約：“服勞不辭，惟不任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這“三不主義”被打破，乃是後來之事，但曾國藩當時隻好答應，並請郭、劉出謀劃策。同時他對管理銀錢的夥計說：“郭、劉二君，是吾兄弟，不與眾同。 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數也。”
而郭嵩燾之於曾國藩的價值，則首先表現在他力勸曾國藩“墨從戎”。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製。如果政府特別需要這位官吏在職，可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於守製尚未期滿之時，召令復職，稱為“奪情”。 有的人為了標榜自己盡孝的誠心，甚至連皇帝“奪情”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封建社會重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個“孝”字來對抗，君也無可奈何。當然，這要冒被君主厭煩的危險，但也可以大出個人氣節的風頭。
曾國藩一向篤信理學，不能不做做姿態。曾國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諭，他立即“糙疏懇請終製，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之義”，“但繕就未發”。十五日，曾國藩接到張亮基來信，得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占，不勝震驚。“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