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在接受拜將儀式後，漢王就座。漢王說：“丞相多次向我推薦將軍，將軍用什麽計策來指教我？”韓信致謙，於是問漢王說：“如今你向東去爭奪天下，難道對手不就是項王嗎？”漢王說：“是的。”韓信說：“大王自己估計在勇敢、兇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麵，跟項王相比怎麽樣？”漢王沉默了好久，說：“我不如項王。”韓信拜了兩拜，祝賀說：“我韓信也認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過，我曾經侍奉過他，請讓我談談項王的為人吧。項王厲聲怒喝時，很多人都嚇得膽戰心驚，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將領，這隻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項王待人仁慈有禮，言語溫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會流著淚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們。當手下的人有了功勞應當賜封爵位時，他卻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裏，玩弄得磨去了稜角，卻捨不得給人家，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項王雖然稱霸天下，使諸侯臣服，但不占據關中卻定都彭城，又違背義帝的約定，而讓自己親信喜愛的人稱王，諸侯們都不服。諸侯看到項王遷徙、驅逐義帝，也都驅逐原來的國君，然後自己在好的地方稱王。項王的軍隊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遭受摧殘毀滅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願歸附他，隻不過是迫於他的威勢和力量罷了。他名義上雖然是霸主，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說他的強大容易變為弱小。現在大王如果確實能夠採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麽敵人不能誅滅！把天下的城池封賞給有功的臣子，還有什麽人會不心服！率領正義之師，順從想東歸的戰士的心意，有什麽敵人不能被打敗！況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將，率領秦地的子弟兵已經好幾年了，被殺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無法計算，又欺騙他們的部下向諸侯投降，到達新安以後，項王用欺騙的手段活埋了秦軍已經投降的士兵二十多萬，隻有章邯、司馬欣和董翳得以逃脫。秦地的父老兄弟對這三個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項羽硬借威勢讓這三個人稱王，秦地的百姓沒有誰愛戴他的。大王進入武關之後，對百姓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與秦地的百姓立約，隻頒布了三條法令。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希望大王能夠在秦地當王的。按照諸侯的約定，大王應該在關中做王，對此，關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關中的封爵進入漢中，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遺憾的。如今大王起兵東進，三秦之地隻要發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漢王聽了十分高興，自認為得到韓信太遲了。他聽從了韓信的計策，部署各將領的攻擊目標。
八月，漢王起兵東出陳倉，平定了三秦。漢二年，出函穀關，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帶，韓王、殷王都投降。於是漢王聯合齊國、趙國共同攻打楚國。四月，到達彭城，漢兵戰敗潰散而回。韓信又收編士兵跟漢王在榮陽相會，在京縣、索亭之間打敗了楚軍，因此楚軍始終不能西進。
上麵眾多例子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人才對於成敗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什麽是人才呢？對這個問題，往往沒有一個確定之論，許多人都是根據個人的好惡來確定人才的標準，最終必然是自誤誤人。
有了這麽多正反兩方麵的歷史教訓，再結合曾國藩關於人才的言論看，我們認為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達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沖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牴牾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識才——人才須有操守、多條理（3）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材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藉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鵰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摺，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摺中，曾國藩提出了甄別人材，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材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材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慡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 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劉蓉係湘鄉人，字孟蓉，號霞軒，少年自負，三十多歲了還未中秀才。縣令朱孫詒驚嘆其才，私下讓他的父親督促他就試，赴縣試，舉為首名，始補生員。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國藩初次相識劉蓉，相語大悅。隨即與郭嵩燾、劉蓉三人拜帖，稱兄道弟，以後曾國藩又多次拜訪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會試歸裏時，曾專程到樂善裏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其學業大進，激動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記中寫道：“昨日接霞軒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慾。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詩中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
八月，漢王起兵東出陳倉，平定了三秦。漢二年，出函穀關，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帶，韓王、殷王都投降。於是漢王聯合齊國、趙國共同攻打楚國。四月，到達彭城，漢兵戰敗潰散而回。韓信又收編士兵跟漢王在榮陽相會，在京縣、索亭之間打敗了楚軍，因此楚軍始終不能西進。
上麵眾多例子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人才對於成敗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什麽是人才呢？對這個問題，往往沒有一個確定之論，許多人都是根據個人的好惡來確定人才的標準，最終必然是自誤誤人。
有了這麽多正反兩方麵的歷史教訓，再結合曾國藩關於人才的言論看，我們認為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達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沖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牴牾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識才——人才須有操守、多條理（3）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材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藉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鵰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摺，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摺中，曾國藩提出了甄別人材，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材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材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慡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 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劉蓉係湘鄉人，字孟蓉，號霞軒，少年自負，三十多歲了還未中秀才。縣令朱孫詒驚嘆其才，私下讓他的父親督促他就試，赴縣試，舉為首名，始補生員。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國藩初次相識劉蓉，相語大悅。隨即與郭嵩燾、劉蓉三人拜帖，稱兄道弟，以後曾國藩又多次拜訪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會試歸裏時，曾專程到樂善裏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其學業大進，激動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記中寫道：“昨日接霞軒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慾。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詩中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