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中，曾國藩博覽經、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所訂“日課”十二條中，也有“讀史”一項。他讀得最細的，是《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和《易知錄》等。
曾國藩的晚年也是在讀書中度過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國藩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當時，他患病已多年。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醫稱為“肝風”。病癒後，他對二女紀曜說：“吾適以大限將至，不自意又能復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路過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轎中還背誦《四書》。忽然間，顫抖的手指著旁邊的戈什哈，似欲說點什麽，卻口噤不能出聲，“似將動風抽掣者”，隻得急回署中。延醫服藥，醫者均謂他“心血過虧”。隨後，病情旋發旋止，旋止旋發。但他依然不輟公事，不廢閱讀，《理學宗傳》數本，日不釋手。
二月初三日，他還閱看了《理學宗傳》中的《張子》一卷，寫了日記。而這天的日記，竟是他從道光十九年以來極少間斷的日記冊中的最後一頁，他在上麵留下了他生平寫的最後一個字。第二天午後，他由長子曾紀澤陪同，在總督府後的西花園散步時，屢向前蹴，忽喊足麻，卻已抽搐，兒子急扶他至花廳，他已不能言語。於是更衣端坐，家人環集左右。三刻鍾後，即目瞑氣息。
這位16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軍事舞台上叱吒風雲而又溫文爾雅的曾國藩，隻活到62歲，就帶著“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許”的自艾自責而過早地謝世了。但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確實可以稱得上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
曾國藩一生好學，同時也總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學習方法，對後人具有很大的啟發價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青年毛澤東的書信中看出來。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信中，曾這樣談到治學方法：
“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嚐見曾文正公家書有雲：‘吾閱性理書時，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別人或謂退化，吾自謂進化也。”
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是曾國藩於鹹豐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國荃信中的一段話：“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這些話，毛澤東以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國藩的日記、家書中，這一類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學 問作文——修辭以立誠 忌巧言雕飾（1）
◆原文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慾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是作文寫詩，有真情實感，不得不一吐為快的時候。但必須要在平時積累了豐富的道理，這樣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說出來的話，也才能充分表達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寫文章時沒有因為雕琢字句而苦惱，文章寫成後也沒有阻隔不清的感覺，這都是平時讀書積理多而帶來的效驗。如果平時考慮得不深入，那麽即使有真情想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探尋義理，而義理並不是一時就可獲得的，於是隻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於作文時沉溺於雕字飾句，就會想通過巧言來取悅於人，更為拙劣，至於修辭立誠的宗旨，則早已蕩然無存了。以後當遇到真情表露的時候，一定要看胸中的義理怎麽樣，隻有能隨意獲取這些義理才行。否則的話，要靠臨時去採辦，那還不如不作文，因為這時作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用巧偽的手段來取悅於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製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明德行、造福於民、達到至善，這都是我份內應做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自己毫不相幹，那麽，讀書還有什麽用處？盡管能寫文章、能作詩，賣弄自己的博學高雅，也隻能算得上一個認得字的放豬奴，怎麽能算得上是深明大義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據考試中文章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替聖賢立言，也就必然懂得聖賢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業業地處理事情了。如果認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份外的事，那麽，即使能寫文章、作詩詞，卻絲毫不懂得修身養性、治理國家的道理，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放豬奴做官又有什麽區別呢？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曾國藩的晚年也是在讀書中度過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國藩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當時，他患病已多年。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醫稱為“肝風”。病癒後，他對二女紀曜說：“吾適以大限將至，不自意又能復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路過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轎中還背誦《四書》。忽然間，顫抖的手指著旁邊的戈什哈，似欲說點什麽，卻口噤不能出聲，“似將動風抽掣者”，隻得急回署中。延醫服藥，醫者均謂他“心血過虧”。隨後，病情旋發旋止，旋止旋發。但他依然不輟公事，不廢閱讀，《理學宗傳》數本，日不釋手。
二月初三日，他還閱看了《理學宗傳》中的《張子》一卷，寫了日記。而這天的日記，竟是他從道光十九年以來極少間斷的日記冊中的最後一頁，他在上麵留下了他生平寫的最後一個字。第二天午後，他由長子曾紀澤陪同，在總督府後的西花園散步時，屢向前蹴，忽喊足麻，卻已抽搐，兒子急扶他至花廳，他已不能言語。於是更衣端坐，家人環集左右。三刻鍾後，即目瞑氣息。
這位16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軍事舞台上叱吒風雲而又溫文爾雅的曾國藩，隻活到62歲，就帶著“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許”的自艾自責而過早地謝世了。但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確實可以稱得上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
曾國藩一生好學，同時也總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學習方法，對後人具有很大的啟發價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青年毛澤東的書信中看出來。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信中，曾這樣談到治學方法：
“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嚐見曾文正公家書有雲：‘吾閱性理書時，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別人或謂退化，吾自謂進化也。”
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是曾國藩於鹹豐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國荃信中的一段話：“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這些話，毛澤東以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國藩的日記、家書中，這一類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學 問作文——修辭以立誠 忌巧言雕飾（1）
◆原文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慾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是作文寫詩，有真情實感，不得不一吐為快的時候。但必須要在平時積累了豐富的道理，這樣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說出來的話，也才能充分表達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寫文章時沒有因為雕琢字句而苦惱，文章寫成後也沒有阻隔不清的感覺，這都是平時讀書積理多而帶來的效驗。如果平時考慮得不深入，那麽即使有真情想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探尋義理，而義理並不是一時就可獲得的，於是隻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於作文時沉溺於雕字飾句，就會想通過巧言來取悅於人，更為拙劣，至於修辭立誠的宗旨，則早已蕩然無存了。以後當遇到真情表露的時候，一定要看胸中的義理怎麽樣，隻有能隨意獲取這些義理才行。否則的話，要靠臨時去採辦，那還不如不作文，因為這時作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用巧偽的手段來取悅於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製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明德行、造福於民、達到至善，這都是我份內應做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自己毫不相幹，那麽，讀書還有什麽用處？盡管能寫文章、能作詩，賣弄自己的博學高雅，也隻能算得上一個認得字的放豬奴，怎麽能算得上是深明大義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據考試中文章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替聖賢立言，也就必然懂得聖賢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業業地處理事情了。如果認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份外的事，那麽，即使能寫文章、作詩詞，卻絲毫不懂得修身養性、治理國家的道理，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放豬奴做官又有什麽區別呢？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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