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自己造反製造論據和做鋪墊,漢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眾官,指斥明宣宗違背洪武、永樂舊製,與文臣誥敕封贈以及南巡諸事,“斥朝廷罪過”。同時,他又斥責夏原吉等幾個大臣擅權為jian,“並索誅之”,同時,私下寫信給諸位公侯重臣,“驕言巧詆”,汙衊明宣宗違祖製等事。至此,明宣宗才嘆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議。本來要派陽武侯薛祿率兵討伐,大學士楊榮以建文帝時李景隆為戒,勸帝親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見高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英國公張輔自告奮勇,想自請兩萬兵前往平定朱高煦。明宣宗表示:“愛卿您確實能擊敗叛賊。但朕新即帝位,保不準有小人懷有二心,親征之事就這樣決定了吧。”


    明宣宗雖年紀輕輕,卻屬少年老成英明果決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經過周密布置,祭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之後,他親率大營五軍將士出征。


    行至楊村,明宣宗在馬上詢問左右群臣:“眾卿認為高煦計將安出?”有人說“樂安城小,賊軍必先取濟南為大本營”;又有人說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會引兵南去。明宣宗聽畢搖頭,說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取;聞朕大軍將至,亦無暇攻取。高煦護衛軍多家在樂安,不會棄家往南京方向征戰。高煦外似詭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輾轉無斷。今其敢反,輕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以為朕不能親征。今聞朕親行,已經膽裂,其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順,加上皇帝親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傳達詔旨,諭以逆順禍福。“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裏不絕”。設想,當初建文帝有此遠識和勝略,能夠禦駕親征,估計走到一半,北平城內就會有人擒燕王朱棣來獻。


    大軍一路鼓行,徑直來到樂安城北,把樂安城圍個水泄不通。驚惶之餘,城內守軍“乘城舉炮”,想弄出些大動靜來嚇唬城外明軍,同時給自己壯壯膽。“大軍發神槍銃箭,聲震如雷。”(明朝火器相當先進,排放轟響,估計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勢差不多。)“城中人皆股慄”,叛軍個個發抖。


    “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敕諭高煦,不報。復遣敕諭之曰:‘前敕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下了最後通牒後,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縛“招降歸正”敕書於城內,告以福禍逆順,“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


    牛逼這麽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來,朱高煦反倒狼狽失據。在內殿徘徊思慮大半天,朱高煦隻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寬假一天,“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明宣宗答應。


    當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與眾人往來密謀造反的文書信劄,全部付之一炬,銷毀罪狀,“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轉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將王斌很有血性,勸他說:“寧一戰而死!就擒,辱矣!”朱高煦以城小為辭,從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於侄子麵前,頓首自陳:“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沒有依刑法對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師,在西安門內新築宮室,雖屬軟禁,但“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班師之後,僅僅誅殺逆黨王斌等六百餘人,脅從者皆不問。


    明宣宗本來想一鼓作氣揮軍趨彰德,把另一個叔叔趙王朱高燧也一併擒來,大臣楊士奇苦勸,認為趙王謀反無實,又屬至親,攻之沒有正當理由。明宣宗很聽諫勸,回京後派人送親筆信曉諭,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見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謝恩,上獻自己所有護衛軍隊。明宣宗收其所還護衛,保留其儀衛司(儀仗隊),趙王朱高燧得以善終。


    朱高煦雖為囚徒,大宮殿大酒大肉仍舊享受,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說裝裝孫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終。有一天,明宣宗處理朝政後心情不錯,親自去逍遙城(宮殿名)去看往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錯,倨傲不拜,橫坐於地,冷眼觀瞧明宣宗。宣宗圍著這位皇叔轉了幾圈,本想好言安慰幾句,說說親情敘敘舊,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個大絆子,把明宣宗絆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從殿外抬口大銅缸進來(就是故官裏常見那種)把朱高煦扣悶在裏麵。銅缸重300斤,這位漢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還能把缸頂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積炭於缸上如山”,點火燃之,不久,炭燒銅熔,把朱高煦燒成一頓灰燼。餘怒未消,朱高煦諸子也被下令處死。


    縱觀朱高煦所為,比其親爹朱棣相差遠矣,判若雲泥。他既無深謀遠慮,又無能將謀臣,更無堅城廣地。蒼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親征,即刻束身就縛。敗則敗矣,認命拉倒,又伸出臭腳,絆龍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畢竟隻是一介赳赳武夫,實無大計。


    歷史往往會驚人地相似,有時是喜劇,有時是悲劇,有時是笑劇。不幸的是,朱高煦撥個未籌。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不做無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文 / 梅毅


    “……他們行色匆匆地穿過鬧市,手裏拿著懷表,邊走邊思慮,就連吃飯的時候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看著商業新聞,沒有任何閑暇。”——這是當今商品時代中國大都市人的真實寫照嗎?不是,這是瘋掉的天才哲學家弗思德裏希·尼採在一百多年前對美國人刻板、緊張、乏味生活的抨擊——可以想見,雖然科技呈幾何級極飛速發展,日新月異,人類的智能生活竟長達百餘年沒有任何稱得值道的本質進步。“我看見,我們這一代最優秀的頭腦為瘋狂所毀壞,饑渴困頓、渾身赤裸、歇斯底裏!”由此,艾倫·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紀中後期以“垮掉的一代”名義發出如此哀痛狂野之聲。


    在浮躁、喧囂的時代,在處處皆是“宏大敘事”充斥語境之中,既無“兼濟天下”的進取心,又乏“獨善其身”的保己術,隻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聯來進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為讀詩書又戀花。”因此,讀書、鑒史、寫作確實讓人往往從中得到某種莫名的愉悅。


    薩特曾不無嘲諷地講過,“世界上隻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愛情,因為這是一種無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為旅行者蜻蜓點水地從一個社會走入另一個社會,最完美地體現著寄生現象;第三就是文學藝術,恰恰因為這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消費品;有時戰爭也算,因為戰爭無限地消耗人和財富。”真正的大知識分子如此解構,生出醍醐灌頂的苦澀之餘,頓感“人生憂患識字始”,但麵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從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夫復何患!”一拍腦袋,不知不覺又陷入虛而又玄的哲學深井。翻來覆去,我終於明白,作為沒有任何邏輯必然性的偶然性的個人,太深入自己的內心絕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會懷著一種飛蛾撲火的惡意把自己掉入故紙堆中,在浩瀚無盡的史海中暢遊,以此無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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